但陈果夫钱到手后，便开始转变业务方向，他认为，单靠专款是不够用的，必须大量吸收存款，因此他规定，各地的分库及分支机构，均可办理汇兑、吸收存款，以增加金库的资金来源。
后来，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为国民党代购军粮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广大农民。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一次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党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争。至于原来所标榜的向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亲信黄密担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拒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担任经理。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改派成上海信托部的经理，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多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事无巨细，他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他先提出要将主任委员一职让给他弟弟陈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陈立夫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以陈立夫为主任委员，可以使合作金库及整个合作事业置于党务系统的领导之下，使之进一步党化，而且陈立夫年轻、身体好，让他负责，可以更好地运用合作金库的资金优势，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但蒋介石一眼看穿了陈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陈立夫的任职，坚持让陈果夫当主任委员，而且还将谷正纲塞进了指导委员会，以造成分权之势。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并不是像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经济，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谋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只是二陈兄弟发财致富，与孔、宋等金融财团争权夺利的工具。
第六部分胜利伊始（1）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御侮、浴血奋战，终于1945年8月迎来了伟大的胜利。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日皇命令日本军队立即停止战斗。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军签订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10日，各报均发表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全国沸腾，一片喜庆。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这振奋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卧病经年的陈果夫听到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一扫病容倦态，竟能起床读书会客了。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很少会客，即使与客人交谈，也限制时间。现在，整天与来访的客人长谈，直到夜深也不能入睡。10月，值司法院长居正70寿辰，陈果夫在给居正的寿词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在兹胜利双庆月，举觥宜称万众心。”表现了他与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高兴心情。
这一年年底，重庆城里，寒气逼人，可大街小巷爆竹声声、锣鼓阵阵，城里市民举行庆祝胜利、庆祝新年的双庆活动，到处弥漫着喜庆的暖流。陈果夫也深受感染，12月31日，他早早起了床，一时兴起，磨墨铺纸，一口气写下了好几副春联，都是庆祝抗战胜利的，其中如“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等，都表现了他希望和平建国，在经济、科学方面赶上世界强国的心情，当然他也希望在政治上革除一些弊端。但他总的思想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统天下，CC系统将大有可为，应该好好地协助蒋介石，在加强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从事和平建设及科学研究。
陈立夫与陈果夫一样，为抗战的胜利所陶醉和鼓舞。他也同样认为，抗战胜利后，是CC派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积极收罗旧部、安插亲信，向新接收地区大量派出CC派骨干，占领地盘，发展势力，他为自己勾画了一幅陈家党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为抗战胜利欢呼、高兴过后，二陈兄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比较多地考虑到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及其命运，也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其前途。其一，关于国民党的问题。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他们兄弟俩的长期控制，已存在种种弊端，国民党的腐败、贪污、专制早就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特务政治，这对主持党务的二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明显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是，对国民党本身弊病，二陈并不回避，他们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缺乏纪律，没有民主训练和宣传；许多党员不关心党的原则，只求升官发财，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欺上瞒下。总之，这个党已经是老态龙钟，再也看不到原来那种向上的朝气了。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二陈忧虑。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国民党的腐败与蒋介石有关，与他们兄弟俩有关，与CC系有关。其二，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虽是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但二陈知道，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总好像渗入了点什么东西，再不如原来那样亲密无间了。相反，蒋经国太子派扶摇直上，黄埔系力量有增无减，政学系仍然受到重用。战后对二陈刺激最大的，便是蒋介石命令两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和陈仪，分别负责东北和台湾的接收工作，而东北和台湾又是最有油水的两个地区，二陈早就想占据这两个肥缺，现在却让人捷足先登，而且蒋介石这一姿态好像是故意做给二陈看的，二陈开始担心，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他们是否会被蒋介石抛弃。
对于这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陈果夫和陈立夫通过密商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坚决反共，在反共中既可发展巩固特务势力，强化特务政治，又可以获得蒋介石的重新信任；二是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攻垮他们，才有CC系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来一番刷新。
抗日战争中后期，二陈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趋向反共，陈立夫曾插手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分析皖南事变原因时就指出：“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并主张驱逐陈立夫。到后来，二陈反共态度更加顽固，在抗战胜利前夕一次国民党高级官员茶话会上，有人提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是否还应实行合作，陈立夫唰地站起来，板着脸，气势汹汹地说。
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
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又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尽快占领东北地区，消灭共产党。陈果夫还反复强调要统一军令，不能让共产党节外生枝，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与共产党再合作。
第六部分胜利伊始（2）
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现状，二陈表现出不满态度，并不时给予批评，主张有所革新。还在抗战期间时，有一次，陈立夫便向他的亲信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大发一番宏论，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是三种。”哪三种关系呢，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的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惟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
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入这类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平心而论，陈立夫的话，倒还抓住了国民党腐败的症结，但由于他本人的扶摇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干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经济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这一关，所以他只能对那些在“亲情关系”方面比他们更胜一筹的蒋经国、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带派人物表示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而不能找到医治这种症结的办法。
抗战胜利后，以二陈为首的CC系便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一些CC系的中层干部成为进攻的主将，二陈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暗中指挥。他们认为国民党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王世杰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国民党已经十分积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
二陈虽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时也放上一枪一炮。抗战刚胜利时，陈果夫经过深思熟虑，向国民党提出了八点建议：（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让人摸着，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见。（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之事变。
这些建议，一方面反映了陈果夫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他对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政治昏庸、制度不立、党无基础、人才匮乏等腐败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不可再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顽固反共的立场及对共产党的偏见。陈立夫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阴阳怪气地对国民党进行批评。
二陈与CC系分子的议论及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了蒋介石一定的重视。蒋介石曾邀请他们商量有关政治革新的计划，并给予他们一些鼓励。他们的活动也导致孔祥熙丢官弃职、远走美国，宋子文从行政院长宝座上翻落下来。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也取得成就，使大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国民党员进行总清查。在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甚至反映了他们提出的没收贪官污吏财产的要求。看样子，蒋介石似乎容纳了他们的建议，似乎要对国民党动一番手术了。
实际上，二陈对国民党提出的批评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只要要求打击一下孔宋裙带派，赶走政学系，由他们取而代之。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决不是想否定国民党、否定蒋介石的统治。所以，他们反对任何激烈的批评。当有CC分子请陈果夫向蒋介石转交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时，陈果夫拒绝了，他说里面对蒋介石的批评太露骨，是不适宜的。陈立夫也不赞成自己否定自己，他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
另外，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也鼓励了这些革新派，但内心却是讨厌的，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到后来表面上也不支持他们了。正因为这些原因，到1947年以后，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所谓革新的波纹逐渐消失。二陈与国民党一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动。他们拒绝和平、鼓动战争，拒绝国共合作、鼓吹消灭共产党，最后只能走向失败。
第六部分论战毛泽东（1）
陈果夫、陈立夫对国民党现状的批评以及不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是赞成的，但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国民党的批评，蒋介石认为二陈太过，国民党还不致于那样坏，不致于无可救药，他完全可以领导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统治全国。不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又认为二陈太直，如果公开拒绝和共产党合作，拒绝和平，发动战争去消灭共产党，那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那对国民党是不利的，他既不愿和共产党合作，又不愿承担合作破裂的责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又要将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是他自认为比二陈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陈还不能窥测到的他内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于此种目的，蒋介石接受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的献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意图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借此宣传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重庆，他们可以利用谈判之机，抓紧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到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乘飞机从延安到了重庆，这一消息震动了山城重庆，也震动了全国，更打乱了国民党的反共计划。蒋介石无奈，只好坐下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
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二陈是不赞成的，在一系列会议上，陈立夫都公开表示反对。当吴鼎昌向蒋介石提出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陈立夫当场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断不可行。后来，他又几次向蒋介石提出，不可与共产党谈判，应该以武力消灭。陈立夫的亲信胡健中就公开说：“立夫先生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蒋介石内心深处倒是十分欣赏陈立夫这种坚持反共的顽固态度的，但又笑他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