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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入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
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反共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文章，指定为特务们的必读材料，该文以和特务们谈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传工作的八条原则：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如果这样，有时候恰好是帮对方做宣传；第二，拿出事实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第三，多研究心理学；第四，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成拙；第五，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第七，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传品不可滥发。
陈立夫说的冠冕堂皇，用心却极为险恶，但可惜的是特务们并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国民党本身实行的是独裁专制，他们要把一切党派压下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吗？再如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特务们所进行的就是鼠窃狗偷的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在反共的时候，根据不管什么正义、良心和道德，这叫特务们到哪里去找什么“事实”来攻击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只能采取捏造事实、造谣惑众的办法而得逞于一时，在人民揭开谎言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务们自己丑恶的真面目。还有如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这些特务们更是办不到，他们要造谣，只能是造谣的语言，他们要破坏，只能有破坏的行动，怎能去符合宣传者本身的情况呢？陈立夫也太难为特务们了。
中统特务搞宣传不行，盯梢、绑架、捕人，倒是他们的真本事，这种恐怖的特务政治，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这里领导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陈立夫为了监视周恩来的行动，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岩50号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化龙桥附近分别设立了特务监督哨。陈立夫交给特务的任务是：记录这两处出入人员的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及单车牌号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进行盯梢、跟踪，了解其姓名、住址、身分，必要时实行逮捕。陈果夫对这两处监督哨十分重视，他要求担任监视的特务一定勤手勤脚勤脑，随时记录，随时整理，逐日汇报到中统局，由局再送他本人过目，他如认为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再呈报蒋介石。这两处特务监督哨数年如一日，一直进行特务活动，到周恩来离开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销为止，从未间断过监视。不光对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一些亲近中共的民主进步人士，二陈也采取过监视行动，如1943年，曾对沈雁冰、萨空了、陈此生等人实行过类似的监督。
在其他地方，中统特务常常是便衣便装，夹杂在人群中，对广大人民的言论、行动进行监督，发现有倾向共产党、不满当局、进行抗日的人，即行绑架、逮捕，直至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踪。“万千逻卒列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这就是当时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实写照。
第六部分问鼎农行（1）
1940年，对于陈果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国民党党务的同时，开始插手金融界。
2月，蒋介石致函四联总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徐堪、副秘书长徐柏园，命令银行发放农贷必须与地方政府及各级党部合作，提出“此可尽量利用县的党政机关之人员使之有事可做，而使党政机关有积极精神从事工作，不致如过去之消极也。关于党方联系，可约陈果夫、朱骝先、谷正纲、康泽诸同志参加之，并可以陈果夫同志为四行机构内设计指导负责人之一也。5月24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农贷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
办理农贷人员应尽量利用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各级合作金融及贷放机关主办人员应切实负责。蒋介石突然将与金融毫不相干的陈果夫提出来，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消息，说明蒋介石将给陈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陈果夫虽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钱庄，由于开办证券交易所失败，饱尝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决心不再与金钱打交道，但思想深处却总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特别是在办党务中，更加体会到金钱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欲望一天甚似一天。但他却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曾经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语：‘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同时，陈果夫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他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弱，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陈果夫更加对金融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进入金融界，以重温当年在上海办金融的旧梦。
1927年，陈果夫曾与他原来在上海学德语的老师薛仙舟、叶楚维等三人创办了江苏省农民银行，其宗旨为推行农村合作，调剂农业经济，但在业务上常与江苏省银行发生冲突和矛盾。1932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以行政上的职权对江苏省银行限定了业务范围，规定该银行只能以工商业为对象，并更换了该行的总经理。从此，这家所谓的省银行再也不敢与江苏省农民银行争锋，除工商以外的一切业务均为省农民银行占有。江苏省农民银行在陈果夫的行政保护下，以征收农村两角亩捐为资本，后来又在江北发行流通券，在全省发行仓库券，而逐渐发展起来，基层分支机构达78处，遍布全省61个县，成为江苏省第一大银行。
陈果夫从办江苏省农民银行中尝到了甜头，他还想求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江苏省农民银行毕竟只是一个省级银行，为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国家银行渗透。但在当时，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丝毫，于是，陈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一个农村金融救济处。1932年，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为了准备第四次“围剿”，从经济上支持地主还乡，稳定其在农村的统治，便于11月在其“剿总”内部成立了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遭失败，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3月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特许设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对四省农民银行极为关注，亲自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并命令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以利开展活动。1934年10月，随着工农红军战略性的大转移，蒋介石“觉得仅有四省农民银行不足以济事，于是乃将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董事长孔祥熙，常务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苍柏，总经理由33岁的原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徐继庄担任。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其机构的扩展之快异乎寻常，到1937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达87处，它依仗其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权，为所欲为，资金得到飞速的发展，其业务范围主要有：垫支军费、调运军饷、救济地主、开设典当、支付特务费用、滥发钞票等。
陈果夫开始是想另起炉灶，与农民银行平分秋色，最后达到挤垮农民银行、取而代之的目的。抗战期间，陈果夫指使其亲信肖铮等人进行筹备，企图搞一个所谓“土地银行”，1940年9月，肖铮等12人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来者不善，这是和中国农民银行唱对台戏，正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对，蒋介石心中也十分不快，便以众人反对的借口不予批准。于是，组建“土地银行”的方案便告搁浅。蒋介石为了安慰陈果夫，便下令在中国农民银行内设立土地金融处，由陈果夫直接派CC派人物主持。这样，陈果夫总算在农民银行内捞到了一块地盘，心中的气才稍稍平了些。
第六部分问鼎农行（2）
没想到设立土地金融处倒给陈果夫以新的启示，他想，另起炉灶目标太大，是不可行的了，现在只有采取逐步驾空农行，以达到最后独占农行的办法。以后，陈果夫便多次发表有关农村金融的谈话，并向蒋介石表示愿从事农行事业的心迹，此时，蒋介石也认为孔祥熙财力太大，需要给予限制，因此，也有意让陈果夫渗透进来，以分散孔祥熙在农行的权力。1940年10月，蒋介石决定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进行改组扩充，按蒋介石的原意，准备让陈果夫担任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后来又考虑到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到临时发表时，突然改变主意，只让陈果夫当了董事，而常务董务则让其三叔陈其采担任，陈果夫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成了农行董事会七个董事之一，跻身于农行高层决策者，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愁农行不是他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要给他一点难堪，他在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别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要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给顶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二十年之久。”弦外之音是：别小看人，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搞金融的，今后当心点。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都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了起来。
陈果夫果然来者不善，他任农行董事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四联总处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便以自己独特的身分在农行中独往独来地苦心经营起来。
首先，陈果夫提出统一农贷业务。以前，由于农村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政府也无一定方针，所以农村金融机构重复繁乱，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和农本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事业管理局都可办理农贷业务。陈果夫认为：要使农民银行发展壮大，一定要把全国农贷业务变成农行一家独营、一家垄断，因此他向行政院提出统一农贷办法，得到行政院的同意。1941年1月，行政院最先命令农本局将原办农贷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办，至此，成立已近五年的农本局便被赶出了农业金融领域。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接收办理。”8月31日，中国、交通两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1）贷款本息共298，529，135元6角7分；（2）农贷区域共299县市；（3）农贷机构112所；（4）农贷人员共772人。”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及事实上已演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陈果夫在农民银行有一定实力后，便开始了第二步计划，即将孔祥熙赶走，由他登上董事长的宝座。当时，在农民银行中，孔派人物互相勾结，贪污舞弊，中饱私囊，闹得乌烟瘴气，为了捣孔，陈果夫通过他的特务系统，调查了大量材料，然后抓住这些把柄，于1944年提出了弹劾农民银行信托部贪污舞弊案，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出面处理。陈果夫的目的是想通过此案，搞掉倾向孔祥熙的总经理顾翊群，让CC派人物当总经理，以驾空孔祥熙，待顾下台，最后赶走孔。可是顾翊群下台后，总经理一职并没有落到CC派手中，而是由蒋介石指定叶琢堂的大女婿李叔明来接替，陈果夫不禁大失所望。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孔祥熙。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5亿美元的贷款，蒋介石拿出1亿美元作为基金，让孔祥熙发行所谓“同盟胜利美元公债”，1亿元折合法币20亿元，许诺到期兑付美金。但刚开始人们都不愿购买，孔祥熙只好在政府支持下强行摊派，结果公债价格由20元跌至17元。不久，法币价格低落，美元汇率提高，黑市汇率高达100元合1美金，孔祥熙见有利可图，即停止美元债券销售，将尚未售出的5000万美元债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将799万债券以官价卖给所属职员，而孔祥熙一人就独吞350万元美金债券。而此时美元债券已涨至法币250～270元。
即使这样，孔祥熙等人还不满足，还企图将剩余部分再次私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等人私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不胫而走，公众舆论大哗。
陈果夫见时机来到，即借此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祥熙致于死地。但孔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只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陈果夫一看势头不对，再加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案中获利最大，不仅作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农民银行董事长也可能将由他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