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等人早已等候在那儿，见面后，互致简单的问候，蒋介石即宣布会议开始。
首先是蒋介石发言，他板着脸，煞有介事地说明清党反共，建都南京的原因。他说：北伐军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分化或劫持，因此要把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清除出去，否则，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这里，蒋介石把他蓄谋已久的反共叛变活动说成是为共产党逼迫所致，是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是一副贼喊捉贼的流氓嘴脸。蒋介石的发言刚完，何应钦、吴稚晖等便鼓噪起来，他们从反共的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所谓“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以此渲染“反共清党”的气氛。
陈果夫身穿长衫，长衫上又罩着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伙计，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身着戎装的军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在会上发言很少，对其他人的讲话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边听边在内心深深思考，怎样协助蒋介石发动的这场旨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政变，不但使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毫无准备，而且在舆论上也必须先发制人，到时使共产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想到这里，陈果夫嘴角边露出一丝别人不能轻易发觉的冷笑。
至于陈立夫，虽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主管秘书处的工作，但在吴稚晖等人的眼里，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娃娃，他还没有资格在会上高谈阔论。
会议在一片鼓噪声中，一致同意了蒋介石的意见，这样，“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最后决定下来。
这次会议只是确立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大政方针，陈果夫还嫌不够，他建议蒋介石再召开一次会议，以商讨政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使其“合法化”。于是，蒋介石于4月5日上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召开了秘密谈话会，陈果夫顾不得连日“辛劳”，再次参加会议，另外还有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会议开始，依旧是蒋介石讲话，他提出：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必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咨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报告了3月28日监察委员会开会的情况，说明正由吴稚晖在拟定呈文草案，蒋介石认为现在是非常时刻，拟定草案的速度要加快，而吴稚晖年老体衰，不能尽快完成，必须另派人协助，陈果夫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进来，于是会议决定，由陈果夫协助吴稚晖，尽快拿出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
会后，陈果夫便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与吴稚晖一起躲进密室，炮制反共呈文。
第二部分助纣为虐（2）
根据蒋介石的授意，陈果夫与吴稚晖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终于制造出一个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该文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伪造了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将4月2日的秘密会议冒称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公推“根本没有出席的蔡元培为会议主席，把到会的中监委人数仅占全体中监委的1/4说成是2/3。
该呈文诬称：“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鲍罗廷煽动而盘踞”，“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因此，“举凡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恣为颠倒”。呈文后还附有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林祖涵、谭平山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要求：“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蒋介石接到咨文后，喜不自胜，即发出布告，称：“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执法。”此时的蒋介石已是磨刀霍霍，凶相毕露，只等时机一到，便向人民开刀。
陈果夫生怕蒋介石在反共决策时延误时间，他又与邓泽如、吴稚晖、张静江等人集结一起，进行密谋，决定通电全国，以敦促蒋介石把握时机，尽快反共。4月9日，陈果夫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该电文颠倒黑白地举出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所谓十一大罪状，认为这些“皆为武汉会议中所加于本党之根本之创伤，致使革命势力发皇张大之本党，有遍体创痍之观”，并耸人听闻地提出：“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因此，要求国民党“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懔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群起而一致反对共产党。陈果夫等的这个是非混淆的通电煽动性极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关键时刻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这个通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他们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要将共产党斩尽杀绝，首先就要知道谁是共产党，因共产党从来没有将其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要分清谁是纯粹的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是很困难的，蒋介石对此十分关心，要二陈想办法。
陈立夫脑袋一转，便想出一条诡计，他说：“惟一的办法便是打斗，因为一打起来，国民党的人和共产党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这个方法我们在安庆试过。
”陈立夫还没说完，蒋介石便拍手叫好。于是，蒋介石命令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亲信，组织打手，主动袭击各地工会、农会、国民党党部，以此发现共产党，然后一举清除，于是，这些地方相继出现反共逆流，白色恐怖从这些地方向全国蔓延。
为了试探武汉政府对其政变的反应，陈果夫建议，先向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派驻上海的机构开刀。4月6日，蒋介石以总政治部人员“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手令白崇禧查封了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而武汉方面漠然视之，这就使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这时，上海局势十分混乱，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便组成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蒋介石到上海后，即于3月29日下令解散了这个革命政权，临时政府解散后，上海便成无政府状态。为了控制上海的局势，陈果夫再次向蒋介石献计，他认为，要将上海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尽快成立一个市政府，以取代被解散了的上海市临时政府，这不仅可以消除共产党对上海的影响，而且有利于“反共清党”的进行。蒋介石听从了陈果夫的建议，于4月8日指派陈果夫、吴稚晖、白崇禧等人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陈果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获此要职后，陈果夫即春风得意地走马上任，在军方的支持下，临时政治委员会成为上海市最高权力机构，“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这就一举篡夺了上海人民的革命果实。蒋介石也就开始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了。4月12日，由蒋介石、陈果夫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开始，随后向各地蔓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势力遭到严重摧残，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陈果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助纣为虐，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力，他的所作所为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一致反对。4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将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开除党籍。5月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惩办反动分子案》，决定开除陈果夫等7人的国民党党籍。但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影响，再加之后来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这些决议未能实现。而陈氏兄弟却在蒋家王朝中受到重用，一步一步爬上高位。
第二部分幕后台前（1）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分共。在蒋、汪联合镇压共产党后，宁汉两政府的合并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国民党各派展开了激烈斗争，蒋介石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各种矛盾旋涡中的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离宁赴沪，14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在一番“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的冠冕堂皇言辞下黯然下野。
对蒋介石的下野，二陈虽感十分惋惜，却也无可奈何。8月14日，蒋介石要离沪到老家奉化溪口，陈果夫与张群亲自护送返浙。在溪口，陈果夫陪蒋介石登武岭，游剡溪，徜徉于高耸的危崖和潆洄的流水之间，赏隔溪之绿竹，观岭上之苍松，似乎其乐无穷。实际上，他们的心思，不在山水之间，他们在积极筹划，准备蒋介石的重新上台。
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北洋军阀孙传芳领残部偷袭京沪路龙潭一带，南京局势日渐紧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这时对南京方面采取不合作主义。当陈果夫陪蒋介石到奉化时，陈立夫退居上海。不久，陈果夫也来到上海。而南京方面因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吴倚沧病逝，电催陈果夫即到南京代理组织部部长职务。
对此，陈果夫大耍滑头。他想，接受任命，对不起蒋介石，不接受任命，南京方面会任命其他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但却一直呆在上海，迟迟不赴南京上任，致使组织部长虽有名而无其实，部内工作处于混乱之中。
此时的陈果夫与陈立夫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展拥蒋活动。他们上下串连，各方联系，逐渐聚集起一股强大的拥蒋势力。
还在北伐战争时期，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了反对国共合作，建立自己的嫡系势力便与曾养甫、陈肇英等一些浙江籍国民党员于1926年11月在广东成立了一个组织——浙江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以地域为纽带，以拥蒋反共为目的，很快得到发展。后来，陈果夫随蒋介石到南昌后，便与江西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头目段锡朋搞到一起，并使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成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核心组织。为了使这股右派势力迅速控制整个国民党，陈果夫经与蒋介石密谋后，便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将这个秘密组织成员委派为一些尚没克复的省市党部负责人，使这些地区一克复，便由他们的势力控制起来。但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北伐一度停止下来，于是，这些拿着空头任命的人一时好梦难成，只好从广州、武汉来到上海，寻找他们的主子，此时蒋介石与二陈都自身难保，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能惺惺惜惺惺而已。但他们在同病相怜之中，也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即要想求得一官半职，必须蒋介石再起。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从这些散兵游勇中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于是极力鼓动他们联合起来拥蒋。这样，以二陈为中心，这股拥蒋的势力抱成了一团。
9月28日，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偕张群一道赴日本访问。还在下台之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抓住黄埔系，把黄埔学生交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以保持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权；在党务上，则抓住陈果夫，让他控制各地党务干部。在访日前夕，蒋介石在上海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蒋介石希望陈立夫一起去日本，但陈立夫以身体健康欠佳，极需休息，且不懂日语为由没有应允，蒋介石也不强求，只是向他们面授机宜，要求他们带动拥蒋势力大造声势，使南京陷于困境，并看准机会，实行反击。对此，二陈心领神会。在蒋介石出访日本后，他们更加紧了国内的拥蒋运动。
桂系白崇禧曾专门找到陈立夫，希望聘请陈担任他的顾问，陈立夫因蒋介石下台，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因此没答应白崇禧聘任，他想放弃一切政务，重去当矿业工程师。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蒋介石有朝一日能上台，因此，在机要科交接时，蒋介石的机密文件、密码及其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没有交出。然后离开南京，回到上海。
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宁、汉、沪的合流。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代表终于坐在了一起，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寓所举行谈话会，经过三天讨论，决定在国民党三大前先成立特别委员会，“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委员9人”。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后，正式在南京成立，决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之职权，改组国民政府”，“以前峙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由于国民党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均辞职，声称“各为故里游，一了百了”，使得党务大权由西山会议派所掌握，谢持、居正、林森、张继、邹鲁等人均进入32人的特委会，谢持居然成为特委会3名常委之一。军政大权则操于桂系之手。
时刻窥测南京动向的陈果夫与陈立夫见时机来到，便率滞留在上海的那帮拥蒋势力揭起了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旗帜，尽管陈果夫已被特别委员会推为农民部委员，但他表示决不就职，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拥蒋上台方面。为了使他们反对南京方面的行动形成一股有纲领的政治力量，二陈经过多次策划后，于11月初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因其英文缩写是CC（英文为Central Club），故该组织也简称为CC。中央俱乐部以反对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实际上是以拥蒋、反共、清党为主要职责。
第二部分幕后台前（2）
二陈兄弟表面上搞得似乎很热闹，而实际上是一个架子。中央俱乐部开始成立时，就只有滞留上海的一些人，加上邻近上海的一些省区党部骨干，计不到40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后以字行，名郑亦同）、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戴季陶和丁惟汾虽然被推为中央俱乐部领导人，但却很少参与其活动，其主要负责的实际上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二陈的领导下，其成员主要通过在一些刊物上写文章，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上台大造舆论，如陈果夫当时与戴季陶等人创办的《新生命杂志》，就是作为其宣传的阵地。
正当二陈兄弟为拥蒋上台多方奔走，大力鼓噪的时候，蒋介石也完成了在国外的活动，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1月10日回到上海。蒋介石对二陈的举动给予了赞扬，并要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