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 第1部分

　　　　离人间天堂杭州以北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个山明水秀，风光宜人的地方，这就是浙江省吴兴县。　　　　
　　　　吴兴地处浙北，历史悠久。远古时，这里相传为防风氏之国，战国时期，楚春申君在此建菰城，起楼连延五公里，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型聚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越人迁徙于此，建乌程县。三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吴归命侯置吴兴郡”，从此，这里便升格为州级城市。“南北朝时，梁绍泰初改吴兴郡为震州，盖取震泽为名，陈初罢震州，复为吴兴郡”。到了隋朝，“废吴兴郡，仁寿二年，于此置湖州”。一直迄于清末。民国后废府，复为吴兴县。　　　　
　　　　吴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上帆樯出没，两岸田畴交错。城北有弁山，“高出云霄，非天高日晶，不见其顶”。城南有莫干山与天目山，瑰丽挺拔，幽雅多姿，城北则是浩瀚无际、一碧万顷的太湖，其“吐吸江海，包络丹阳”的气势，令人心旷神怡。吴兴的山水真可谓是妩媚旖旎，相映交辉。　　　　
　　　　除山水秀美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尤以丝和湖笔为最佳，自古以来，这里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而湖笔则驰名天下，成为文房四宝之一。　　　　
　　　　当然，吴兴的出名不仅仅在于地灵，关键还在人杰。近现代史上的浙江，是中国十分有名的地区之一，当年江浙的爱国志士都把这里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中心点”，但同时也谴责这里是“中国不适于天演之弊害之制造厂”。　　　　
　　　　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各式各样的有名人物。吴兴虽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历代也是人才辈出，在近现代史上，它产生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官员，如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等，而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也出生在这里。　　　　
　　　　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七日）下午4时，陈果夫出生在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后称“五昌里”），在这“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深秋季节，陈家喜得贵子，一片热闹，忙得不可开交。全家上下，都希望这孩子将来能成为家族的荣耀。孩子的哭声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似乎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满月那天，父亲给孩子取名祖焘，字果夫。　　　　
　　　　两年后，陈家又添一丁，但正当全家高兴之极时，这个男孩却很快夭折，使陈家上下一下子跌入悲痛的谷底。后四年中，陈家虽又增两口，却都是女孩子，这就是陈果夫的大妹和二妹，大妹名祖孝，字顺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这种情况，使得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陈氏家族，一方面更加疼爱陈果夫，另一方面则希望家中再降男丁。　　　　
　　　　果然，又过了两年，距陈果夫出生八年后，即1900年8月21日，陈家又添一个男孩，这给陈家带来了无比欢欣。喜庆之余，给孩子取名祖燕，字立夫。陈家人希望立夫与果夫一样发达，能给他们家族带来名望，带来辉煌。这个希望没有落空，陈氏二兄弟后来成为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显赫人物。　　　　
　　　　关于二陈兄弟的权势，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描写道：“如今，一个腐败的政治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纽约民主党部所在地）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陈氏二兄弟控制了整个国民党，一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这种权倾华夏的势力，又是与他们父辈的业绩密切相关、紧紧连在一起的。　　　　
　　　　吴兴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虞舜，其得姓始祖为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胡公满被封于河南宛丘，因为这块土地曾经为黄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定居过，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便在这里建立起陈国，并且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　　　　
　　　　陈姓家族的发展史既艰辛又极具悲壮色彩，到后来家族越来越大，支系越来越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活动范围一直在河南。据陈立夫自己说，他“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郑州，后来向东南迁至安徽，到了17世纪，明朝中叶年间，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吴兴定居下来”。开始，陈家祖先——胡公满第78代孙陈缜（字帮德）率族人在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一带居住，此地距湖州府城东南45公里。传到陈缜的第17代孙陈应恪（字敬山）时，才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世代经营丝业而起家，到了第23世陈丰时，家业才逐渐兴盛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受到当地乡民的尊重。第24世陈绚，因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地方政府曾题“圣门狷者之流”的匾额赠给他。到了第25世陈延佑时，正逢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作为当地富豪的陈家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民革命军的冲击而家道中落了。　　　　
　　　　后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陈延佑重振家业，苦心经营，使家道又复兴如初。　　　　
　　　　陈延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次子陈其美，字英士；季子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三兄弟的青年时期，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年代，“满腔都是血泪，无处不著悲歌”，三兄弟必须面对现实。


第一部分传奇家世（2）

　　　　老大陈其业，生于1870年，早年熟读诗书，有意仕进，食廪后，目睹清朝统治者的黑暗，对政治也淡漠起来，他曾赴日本考察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经营丝业。陈其业对地方公益也颇热心，“诸如蚕丝之改良，以维国权；典库之低率，以通民财；河流之疏浚，以广灌溉；他如襄助政府，绥靖闾里，有功桑梓者，不可悉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其业到达重庆，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全国商联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随蒋介石到台湾，晚年，思念家乡之心与日俱增，1961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老三陈其采，生于1879年，早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2年回国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其时，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后任清军南京第九镇参谋，不久，荣升中枢军谘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因参加同盟会为清廷发觉，处境危险，便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后经营实业转入金融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江苏、浙江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长，后又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于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三兄弟中的佼佼者是老二陈其美，生于1877年，按其父的意愿，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读书，他则学习商业，以维持家计。因此，他早年只在乡间读过几年书，到了15岁那年，便离开父母，到吴兴县属石门镇的一家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学徒之余，他常看些书报，渐渐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那时，正值甲午战败，清廷对日本割地赔款，他非常气愤，曾写信给他弟弟陈其采，劝其学习西学，以求实用，他自己也于1903年到上海学习商业，并在一家商店里当上了会计。　　　　
　　　　上海当时是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陈其美到上海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　　　　
　　　　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他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由于都是浙江人，再加上意气相投，一个是自诩“以冒险为天职”的革命家，一个是渴望投身行伍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青年，二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很快便义结金兰。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青帮和同盟会，成为蒋介石一辈子感激的恩人。　　　　
　　　　1908年春，陈其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策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亲自到浙东各地联络会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为发动起义作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北方拳击大师霍元甲一起组织精武学校，准备培养一批体力健壮，富于军事知识的革命干部，这一计划后因霍元甲被毒死而无法实现。　　　　
　　　　后来，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一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总部，作为长江党务的中枢，他深入浙江各县，密结团体，广联志士，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促进了长江各省革命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难响应，调集工人、防营和会党发动起义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上海，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惟上海”。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因孤军作战而失败。讨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连续发动三次起义，均告失败。1916年5月　18日，陈其美被袁党刺杀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结束了其短暂而光彩的一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不顾危险，将陈的遗体运到自己所住室中，“中夜不寐，痛哭失声”，并帮助料理后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其美的祭文中，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也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可见他们情之深，意之浓。　　　　
　　　　客观地说，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陈其业兄弟三人多少都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三人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相同，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政权；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再蜕化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只有陈其美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射出烁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下一辈人走向显赫的道路，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和陈立夫便是通过这条道路迈向国民党最高权位的。　　　　
　　　　


第一部分烂漫童年（1）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国家、社会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个人、家庭是饥寒交迫，身世浮沉。陈氏家族虽已破败，但在湖州小镇还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在长辈的强力支撑下，幼小的二陈兄弟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无忧无虑，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并无任何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显兆，生活充满天真浪漫的情趣。　　　　
　　　　幼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相貌清秀，但身体都很瘦弱，陈果夫显忠厚老成，陈立夫则机灵敏捷。由于陈果夫年长陈立夫8岁，总像大人一样护着弟弟。因此，兄弟俩小时就相处很好，从不争嘴吵闹，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后来陈立夫总结说：“这是受了父亲叔叔们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年幼的总会接纳兄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而‘悌’道长存于我们兄弟姊妹手足之间，也是很有意义的。”二陈兄弟身体虽然瘦弱，但在家里被管得很严，不让他们运动。原因是他们的祖母喜爱清静，不准小孩蹦跳追逐，嘻笑叫嚷，谁要是打扰了她，老人家一定会大声训斥，决不容情。二陈的母亲虽然希望孩子们天真活泼，加强运动，以利身心健康，但为了不使祖母生气，只好严厉管教二陈，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偷着乐，到户外去玩，这一点，母亲不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幼年的陈果夫喜欢玩蟋蟀，约上三五个小朋友到野外去抓蟋蟀，田头地角，断垣残壁，是他们驰骋的战场。为了抓上一只蟋蟀，他们钻丛林、爬墙角，什么也不顾，弄得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灰泥。有时，与隔壁沈老虎的儿子在自家园中捉蟋蟀，他们翻乱石、抓乱砖，在荒草丛中滚爬，终于抓到几只蟋蟀，可手弄脏了，汗湿的头发贴在挂灰的脸上，衣服也割破了，一副狼狈相。母亲是十分爱干净、讲整洁的人，见到果夫这模样，从不责备，总是边笑边给他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　　　　
　　　　有一次，陈果夫抓到一只相当威猛的蟋蟀，经过几次征战，所向无敌，将小伙伴们的蟋蟀一一打败，陈果夫因此自豪了好几天。但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小朋友们相约又来看蟋蟀，陈果夫小心翼翼地捧出盆子，揭开盖子，一下子，竟傻眼了，盆子里空空如也，威猛的蟋蟀不见了。陈果夫慌忙问他母亲：“怎么盆子里的蟋蟀没有了？”母亲说：“只有你大叔来看过。”陈果夫十分伤心，喃喃地说：“我的好蟋蟀不见了！”母亲说：“什么好的坏的，蟋蟀都是给人看的，玩的，有什么希奇？”陈果夫越想越难过，眼泪也流了出来，甚至哭泣不休。母亲见他这样子，发起火来：“为了一只小虫，哭得如此做什么？你再哭，惹得我火起来，通通放掉它，一只也不剩，好落得个干净。”陈果夫知道，母亲发起火来，是不可挡的，只好不吭声了，但内心仍然难过，忘不了那只威猛的蟋蟀。以至几十年后，陈果夫还回忆说：“我始终纪念着这只蟋蟀，一直到如今，脑海里还有这回事。”斗车前草，也是二陈兄弟爱玩的游戏，即两人各用一根车前草叉着用力拉，谁断了谁就输。一天，陈果夫与邻居家小孩茂生斗车前草，由于陈果夫采的车前草多，且较老粗，所以一连胜了好几次，而茂生则采的少，且嫩细，总是输。后来，茂生急了，一把将陈果夫的车前草夺了就跑，果夫哪肯轻饶，在后面急追，一不小心，在阶沿石边绊了一下，鼻梁正磕在门槛上，鲜血流了满面，哇哇哭叫起来，母亲急奔出来，抓了一把香灰，捂在鼻梁上，终于止住了血。茂生的父亲前来赔礼，并罚茂生跪地。陈果夫的母亲则说：“小孩相貌好的，要破了相才可以养得大。”一场纠纷也很快平息。　　　　
　　　　陈氏家族的女人们基本上都信仰佛教，特别是二陈的继祖母杨太夫人更是虔诚信佛，每次到庙里烧香，总是要带兄弟俩去，虽然他们的母亲并不愿意小孩到庙里去，但拗不过杨太夫人，也只好顺从。由于兄弟俩记忆力都好，看了一些佛经也能背诵一二，深得杨太夫人喜欢，以为他们真心信佛，因此每次带他们到庙里后，自己去烧香，任兄弟俩自由玩耍。这时候，果夫、立夫二人在庙里庙外捉迷藏、斗车前草，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他们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