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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第一繁华处——王府井附近的锡拉胡同，曾有一处深宅大院，庭院深深， 芳草萋萋，终年鲜有人出入的这所大宅院即是坂西的居所——“坂西公馆”。
所谓公馆，实质是日军在华的特务机关，在这里坂西与土肥原多次秘密商讨侵华 对策。土肥原逐渐形成自己的侵华蓝图：日本欲侵占中国，必取循序渐进之策，为此不可以 华北作为夺取中国的首要目标，而应将重心放在东北，建立牢固的侵略基地的同时，尽量缓 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打牢基础后，便可挥麾南下，占领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
在受“恩师”的教诲，逐渐形成侵略“蓝图”的同时，土肥原作为长期在华从事 间谍活动的高级特务，自身亦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能够讲流利的汉语，甚至还学会了几 种中国方言，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善于交际，因而还和中国许多军阀和政界 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成为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有名的“中国通”。因此，周旋于 中国军政要员之间，对他而言是游刃有余。他无可挑剔地继承了前任坂西的衣钵，继续为北 洋军阀充当“顾问”，并在此掩护下，大肆从事间谍阴谋活动。
当时的日本利用一战的时机，在德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时候，出兵中国山东 ，取得了原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一战结束后，日本又利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时机，涉 足原沙俄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从此，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愈益膨胀。身 在“坂西公馆”的土肥原，在既定的策略下，迎合当时形势，展开一系列侵略中国的特务活 动。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由英国、美国扶植支持的直系军阀上台掌权，日本支 持的皖系军阀失势。为了同英、美争夺在中国的霸权，日本开始加紧豢养奉系军阀张作霖， 土肥原贤二奉命加强同奉系军阀的联系。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土肥原积极参与为 奉军制订作战计划等幕后活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土肥原贤二作为“坂西公馆”的实力人物 ，竭尽全力援助奉系军阀同直系军阀作战，他想方设法扰乱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金融系统，策 划吴的部将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所发行的纸币作废，导致直系的财政来源枯竭。同 时，乘冯玉祥于同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迫使吴佩孚兵退汉口之际，使 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受当时北伐革命的影响，起而倒戈，反对张作霖， 率部回师直捣奉系军阀老巢奉天。当时奉军主力正在关内作战，奉天形势危急。为了解张作 霖之急，土肥原直接向日军参谋本部建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军队出兵奉天，阻击郭松龄 ，援助张作霖。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这次响应北伐革命的兵变也因而被镇压。
土肥原本以为关东军支持张作霖会换来奉系的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然 而，这个老狐狸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事实上，张作霖虽是靠日本人起家，但他并不甘心听命 于日本人，做一个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现在，他羽翼已 丰，自然不会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其言听计从了。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2）
对于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权益要求”，他要么设法推脱，要么就干脆不办，特 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并组织起“安国军政府”后，他力图摆脱日本 人控制的姿态愈发明显。这一方面是张的实力增长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风起云涌 的反日浪潮关系甚大。张作霖并不傻，如果他对日本人俯首帖耳，甘做傀儡，不但日本人不 会给他的将来带来任何好处，国人更会对他唾弃，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1927年夏的东方会议后，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强硬外交”的色彩 渐趋浓厚。
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不听话”自然极为不满，为了能够顺利地将“满蒙”从中 国分离出去，必须扫除一切障碍。日本人原来指望张作霖会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因素， 没想到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于是要铲除这一“祸患”的念头开始在关东军内部酝酿。
1928年春，蒋、冯、阎、李四派新军阀联合“北伐”，奉系军队节节败退。就在 这一危急时刻，土肥原受命出任张作霖“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
张作霖的“变节”使得土肥原贤二很是颜面扫地，因为他曾力主关东军大力支持 张作霖，并“错误”地判断张会听命于日本。因此，他很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担任张作霖顾问 的机会，尽力挽回面子，并为“帝国之伟业”建立功勋。
当时北伐的情形土肥原当然明白，张作霖在北伐联军面前已经无力回天，败走东 北在所难免。土肥原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满洲”， 关东军梦寐以求的“满洲”独立计划也可能因此而鸡飞蛋打。为此，他一面急电日本参谋本 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上，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尽早返回奉天。张作霖对土肥原的巧 舌如簧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北平。
事已至此，土肥原这个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终于坚定了除去张作霖的决心。 原因并无其他，只是像张作霖这样羽翼已丰就不听招呼的人，即使回到“满洲”也不会对日 本经营“满洲”的计划带来任何好处，还是尽快除去，另换听话的。土肥原开始与关东军高 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准备暗中炸死不听话的张作霖。
6月2日，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张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师”。6月3日晚， 北京站。站台上，土肥原貌似不舍地、真挚地握着张作霖的手，口里说着祝福的话，一副依依惜别的样子。专列终于开动了，目送着张作霖所乘 坐的火车渐渐消失在夜色中后，土肥原的心中也许暗道：“永别了，张大帅，你不会看到明 天的太阳了！”或者是“你永远不会有机会回到北平了”。
次日清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会处时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这个一代枭雄就这样被送去见了上帝。
关东军除去张作霖后，东北的局势并未如其所愿向前发展，土肥原贤二后来自己 也曾说“皇姑屯事件未能引起东北混乱，以便关东军出兵干预。相反却促使张学良因家仇而 更加坚定了易帜的决心”。因而此次事件后，日本最高当局对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 自行动，一意孤行”十分不满。河本大作被处分，但土肥原则侥幸逃脱了惩罚，得以继续参 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1930年12月，一场下了整整一星期的大雪过后，天地间只是一片茫茫白色，街上 的行人很少，显得十分冷清。在日本关东军军部的会议室里，日本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 、天津驻屯军等方面的代表，以及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正 威严地坐在一起，好像等着什么重要人物到来似的。
“立正！永田少将到。”随着传令兵的声音，室内的人“唰”地一声都笔直地站 了起来。永田示意出席会议的人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是一块肥肉，现在谁都想吃。 我们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这是军部最近拟订的一份长期计划，先请大家看一下。”
见大家都看过了文件，永田接着说：“我方必须占领全中国。作为第一步，我们 先要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一个政府。这样，我们就有了立足之地。然后，我们将进占热河、 唐山、遵化、密云、直逼天津……各位的职务及所负责的具体工作，文件上都已标明。须指 出的是，这些活动，均归土肥原贤二阁下及板垣征四郎具体指挥。明白吗，土肥原阁下？” “哈依！”土肥原站立起来，响亮地回答。于是，土肥原被派往天津建立特务机 关，任机关长，具体负责对华北的特务活动，土肥原此时开始为更大的权力和更广阔的侵略 “事业”而自得不已。
在此之前，土肥原贤二于20世纪20年代就曾利用与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 学的关系，一再拉拢阎锡山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在土肥原贤二的精心安排下，1919年至 1920年，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桥先后两次到山西与阎锡山会晤，以建立所谓的“ 日阎亲善友好关系”。土肥原贤二也多次到山西与阎锡山“叙旧”，并多次以到山西旅行为 名，详细侦测山西省的军事地理状况，尤其把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为以后日军侵犯山 西做准备。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3）
七七事变后，当日军向山西境内侵犯时，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认为雁门关是 天险，绝非日军攻击的目标，因此，既未修筑工事，也未配备适当的兵力。及至日军凭借 土肥原贤二测绘的军用地图，从铁甲岭附近毫不费力地越过雁门关后，才使国民党军队的指 挥官大吃一惊，这是后话。话说，在天津期间，土肥原贤二被赋予在中国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更大权力，他 的间谍情报工作和特务活动也由此进一步展开。这位“东方的劳伦斯”利用冯玉祥、阎锡山 联合反蒋之机，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 良的联合。
1931年7月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学良牵制在 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
1931年8月，土肥原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 日军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带人化装潜入我东北兴安岭禁区进行军事侦察，于7月被东 北军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处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机制造所谓的中村事件，扩大事态，煽 动战争狂热。9月8日，土肥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 ，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他的 目的很明显，就是在东京为侵华制造舆论支持。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 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刚刚经历过浩劫的奉天城一派凋敝景象，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大街空空荡荡，店家 纷纷关门，日用商品紧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为了尽 快控制奉天的局势，于是任命土肥原——这个终日周旋于中国人中间的人为奉天市市长。土肥原走马上任后，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实施强硬的殖民 统治。同时，他还策动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旧军政人员出面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 伪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在其高压政策的淫威下，奉天城逐渐 恢复了暂时的平静。然而，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 日益强烈和高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为了继续推行长远的对华侵略 战争，日军不得不从长计议，采取“怀柔政策”。10月15日，土肥原贤二宣布辞职，任命了 一个傀儡市长赵欣伯。但是土肥原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反而开始策划更大的阴谋。 此时的土肥原开始处心积虑地思考怎样有效地实现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应该采用 什么形式的政权。这在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均有争论，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侵占东 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老奸巨猾，他认 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 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征 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对这一建议大加赞赏。
于是，关东军司令部便根据土肥原贤二的建议，制订了一份《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由板垣征四郎带回东京，向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分别作了汇报。陆军省、海军省和 外务省很快联合制订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为关东军在东北如何建立傀儡政权提出 了正式的基本原则：第一，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第二，“满洲”和蒙古联合； 第三，表面由中国人统治，实质由日本人统治。根据这些原则，关东军开始策划所谓“满洲 ”独立运动，而阴谋老手土肥原贤二自然是实施这一计划的不二人选。
土肥原贤二为了实施这一所谓“满洲独立运动”，一开始他想拉拢吴佩孚、段祺 瑞做日本统治的傀儡，以爱国军人自居的吴佩孚当然不肯合作；段祺瑞虽有心投靠，但此事 已被天津《大公报》揭露；最后，土肥原贤二把目光瞄准了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还是1924年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就与溥仪有了交往。当年11月5日，冯玉祥将军 发动北京事变，把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溥仪要求到英国大使馆避难，但遭到了拒绝，尽 管溥仪有一个称作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爵士的英国私人教师。这给了土肥原一个求之不得的 机会。溥仪先在日本公使馆里躲了起来，后来在一个晚上，土肥原把溥仪偷偷护送出北京 。溥仪来到天津后，又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住进了天津的日租界。土肥原这一富有“远见 ”的行动，为其“满洲独立”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溥仪自被废以后长住天津静园，满脑子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实现复辟，重新登上皇 帝的宝座。同时，土肥原贤二还考虑到，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 顺之意。
土肥原不禁为自己的如意算盘而沾沾自喜，他很快便于1931年10月27日前往天津 。一到天津，他马上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进行了密谋，具体商议了如何将溥仪从 天津挟持至东北。随后，他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极尽巧言令色 之能事，不断煽惑溥仪，并充满“真挚感情”地说道，“满洲”三千万人民民不聊生，日本 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 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保证这个新国家的 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 ，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清朝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日本的“真诚帮助” 下，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4）
土肥原的劝说使溥仪动心了，但是溥仪的一些旧臣反对这个行动，因而溥仪对出 关一事还不免犹豫不决，而且另有两件事也使土肥原的计划面临着困难。一是与日本军方 有矛盾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奉日本外务省之命监视溥仪，不让其离开天津；另一件事 是，由于溥仪与关东军代表的先期会面以及与土肥原后来的会面被当时的新闻媒体捅了出来 ，各种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从而在事后使溥仪对离开天津去东北的计划产生了新的疑虑。 为了赶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将溥仪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