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府为对手”的态度，一面诱降蒋介石，一面扶植汉奸走狗，开展了所谓的“汪兆铭工作”。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即“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强调“日满华三国”共同“防共”、“建设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
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近卫三原则”的对华政策，也被叫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声明中，进一步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抛出“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原则”为诱饵。所谓的“三原则”，其实是近卫内阁贯彻政治诱降的工具而已，并没有丝毫放松独占中国的野心。
“善邻友好”实际上是无耻地要求“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加以策划”，通过实现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使三国“融合一致，互相合作”，发展“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关系。同时强调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性，甚至野心勃勃地将上海、青岛、厦门等地也“规定为特别行政区”，并规定对新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得派遣顾问，以保证日本的最高控制权。
这就是“善邻友好”原则的核心意义，而近卫不过运用了所谓“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要求中国“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等等一些外交上惯用的含混词藻，来粉饰一番“善邻友好”原则的险恶用心而已。
近卫文用相同伎俩提出所谓的“经济提携”，即“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实行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他这种外交辞令背后的根本要求在《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中袒露无遗，即要求“日、‘满’、华三国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信、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对华北、蒙疆的开发利用”，应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尤其在以上地区及其他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日本应享受“特殊便利”；对农业的“改良”，要“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在贸易方面，应“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对于航空、铁路、海运、长江水运和通信事业等中国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则悉数作为“日华方面合作的重点”。
所谓“共同防共”原则，只是日军在华“任意驻军”的代名词。《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除了强调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主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外，还强调对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无期限的“继续驻扎”，并规定“在长江和中国沿海，应拥有舰艇航行停泊的自由”；“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与此有关的地点应驻扎若干舰艇部队”；甚至规定日军对所驻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信以及重要港口水路，“一概保留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
这种贪婪的帝国主义企图，虽然在近卫声明的字面上找不到，但近卫声明却在事实上积极履行这种企图，它避而不谈占领区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问题，只是要求在内蒙这个“特殊防共区承认日本防共驻兵”即为例证。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5）
与此同时，近卫文扶植傀儡政权的“汪兆铭工作”有了起色。1938年12月，汉奸汪精卫逃到河内，开始了其建立“新兴政权”的活动。12月30日，汪精卫发表“艳电”，与近卫文的“三原则”遥相呼应。然而，汪精卫的卖国投降行为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唾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同时，近卫文费尽心机推出的“近卫三原则”的政治诱降伎俩也未见成效。近卫文面对深陷持久战泥潭的困境，已经是软硬皆施、黔驴技穷了。1939年1月5日，近卫文不得不率领内阁总辞职。近卫文结束了其第一任首相的经历，不过这段时间内，他半推半就地登上了法西斯侵略战车，建立起了“战时体制”以支持逐步升级的侵华战争，因而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离开首相之位的近卫文，并没有从此离开权力的核心。1939年1月5日，平昭骐一郎组阁继任首相，同时，近卫文出任枢密院议长，并且兼任颇有权势的新内阁的元任所大臣。
此后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日本经历了阿部、米内两届短命的内阁。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受命再次组阁，这次他选择了疯狂鼓吹“南进”的东条英机为陆相，而同样狂热的战争分子松冈洋右被任命为外相。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近卫内阁实现了以“新体制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法西斯化过程。通过这一运动，近卫文试图“应付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局势，建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为这部侵略机器的有效运转，而使“一切政党、派别、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统统归依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以便“官民协同”而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建立“高度国防国家”。
根据这种“新体制”的要求，在政治上，近卫文发起组织“大政翼赞会”，并自任总裁，规定今后阁员必须从该会成员中遴选，以此加强组织和精神控制，而且他还效法希特勒的纳粹党，取消了日本国内的一切工会，加紧法西斯统治的控制力；在经济上，通过《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的实施，强化战时经济，以保证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配。近卫文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0年7月26日，近卫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要纲》。该纲领所立目标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以及“刷新国内体制”，“确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7月27日，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要纲》，将侵略之野心进一步扩大，宣称要迅速促进解决“中国事变”，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实施“南进”；强调为此应从速加强同德意两国的政治结盟，大力调整日苏外交，改善两国关系；利用德国横行西欧的良机，以英国为主要对象，诉诸武力，夺取其殖民地；举行日美谈判，尽量让美国理解日本的“公正主张”；也要考虑到同美国开战的可能性而做好准备等等。从中显见，近卫内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之野心。
1940年8月，日本政府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妄图建立一个囊括东亚的庞大殖民帝国。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近卫内阁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进行强硬交涉，9月23日，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北部，由此迈出“南进”的第一步。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近卫文曾在日记中写道：三国同盟缔结的目标，是防止美国参战和建立日苏亲善关系。近卫文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又扫清了一块“障碍”。
日军“南进”和三国军事同盟的签订，使日本与英、法、美、荷等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利益出现尖锐冲突，尤其是日美摩擦日益加剧。此时，“南进”计划尚在准备阶段，因而近卫内阁选择了由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为代表同美国进行谈判的“缓兵之计”。
在日美谈判无果时，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马上宣战。这时的近卫文并不愿独自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因而主张“战争如无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必须避免”，应与美国继续谈判。最终由于同东条英机意见尖锐对立，于1941年10月16日，向天皇提出辞职。近卫文辞职后，东条英机出面组阁。
东条组阁后，日美谈判纯粹只是战争的一个掩护而已。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派联合舰队偷袭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处处得手，气焰嚣张，几乎侵占了整个东南亚。但在盟军一步步组织起来的反攻之下，经过中途岛海战、所罗门海战和瓜岛争夺战之后，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落在盟军手中，日军节节败退。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1945年初，美国对菲律宾作战节节胜利，眼看战局日益困难，天皇无奈，召见重臣，征询有关时局的意见。近卫文于2月14日晋谒天皇，面陈自己的意见，不得不承认败局已定的他说道：“如今战局已必败无疑。只是由于英美舆论尚未考虑到改变日本国体一事，我认为如果只是战败，对于国体方面尚无担心的必要。
从维护国体上看，最值得忧虑的是随着战败发生‘共产革命’。”可见，近卫文不仅是一个积极的侵略者，而且还是一个坚定的反苏反共分子。
1945年3月，随着盟军的反攻，战火已烧到日本本土。7月26日，英、美、中、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对广岛投掷原子弹；9日，在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出兵作战。8月，中国战场也开始了大规模反攻，“大日本帝国”行将崩溃。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6）
％％％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近卫文被列入了甲级战犯的名单，胆战心惊的他怕踏上审判的绞刑架而选择了吞毒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罪恶一生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出面组织皇族内阁。近卫文担任国务大臣，重返政界。不过，取代往昔的备受尊重的是，社会舆论对近卫文展开了猛烈攻击，谴责他在七七事变中罪责难逃，指责他把日本引向太平洋战争，要求罢免他。面对国内的压力和军事法庭未知的审判，近卫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1945年8月28日，美军陆续登陆并以盟军名义独占日本，此时的近卫文极力想面见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为什么呢？外相重光葵道出其中奥妙，他说，“东久迩和近卫都想逃避责任，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一帮军阀干的。”
起初，近卫文以“改宪调查研究”作为保护自己的幌子，但未容近卫施展拳脚，舆论便把矛头指向了他。美国报刊公开指责，如果让近卫公爵在战后的日本担当什么角色，“无异于让吉斯林当挪威总统，让赖法尔当法国总统，让戈林当欧洲盟军司令”，媒体一起向近卫开火。驻日盟军总部为了摆脱舆论的攻击，争取主动，不得不改变态度，下令今后禁止与近卫接触，这使近卫十分狼狈。
随着改宪调查研究的中止，近卫文更加担心会被指控为战犯。11月19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传讯近卫文，传讯在一艘美国海军的鱼雷艇上进行，前后持续3个小时。他神色紧张，支吾搪塞，闪烁其词，不是将罪行推诿于军部，就是谎称自己记忆不清。后来他曾心有余悸地对别人说过：“我度过了可怕的几个小时，他们就像在审问一个战犯。美国也好像终于下了决心，我也要作为战犯被抓起来了呀！”
已如惊弓之鸟的近卫文，11月22日，向天皇裕仁递交了辞去公爵爵位的报告。11月27日，近卫文请《朝日新闻》的记者小坂德三郎参考他以前写的记录，整理成文，作为其“政治遗书”。这部手记连同太平洋战争期间他所写的其他手记，在他死后，以《遗失的政治》公开出版。
12月6日，继小矶国昭、荒木贞夫等被宣布为战犯嫌疑人后，驻日盟军总部向近卫、木户等9名战犯下发了逮捕令。近卫文听到这个消息时，显得比较平静，但多次表示忍受不了作为战犯受审判的“耻辱”。
12月15日晚，近卫文被关进巢鸭监狱前夜，在家中与夫人千代子、弟弟秀等进行了最后的长谈。次日凌晨6时左右，其夫人千代子发现近卫文已身着白布服毒自杀了，身边放着的剧毒氰化钾的瓶子已经空了。
这个效命于侵略战争的贵族害怕历史的审判，而选择了自杀的逃避。他在《回忆录》中坦言：“我不能忍受美国法庭逮捕和审理我的案件的屈辱，我不能不感到对中国事变结局所负的特殊责任”。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将不会随着他自杀的逃避而烟消云散，他的累累罪行被永远铭刻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满蒙”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1）
出生寒门，却凭自己的“战功”被天皇赐予男爵爵位，荣登华族。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有良好的基层经验，从小队长做起，又谙熟中国，尤其是东北情况，这影响了他作为军人的一生
提起日寇侵华，“关东军”这支残忍凶暴的军队，国人对它的名字肯定不陌生，对它的累累恶行、桩桩罪责也恐怕知道几分。而本庄繁就是领导这支军队侵占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生“战果”颇丰，从小队长做起，一直到后来官至陆军大将，并荣登华族，被天皇赐予男爵的爵位。而酝酿九一八事变、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炮制“满洲国”则是他屡立“战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些“战果”其实都是他挥舞刀剑、侵略中国的桩桩罪行，那么他一生的最终结局肯定不是位列贵族，身享敬仰了！
1876年5月10日，一个日本兵库县的普通农家——木庄家新添一个男孩，他的父亲希望他平安健壮地成长，给他取名叫做“繁”。
这个聪明好学，喜欢舞枪弄棒的少年，不负父母所望，1897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专门培养基础性军事人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这所学校历史颇久，前身是明治维新运动中兴办的京都军校。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要保卫国家，就要有强大的军队和有才能的优秀军官，因而报请明治天皇，在1868年8月开办了京都军校。京都军校起初仅收官僚子弟入学，后来的范围才慢慢扩大。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可谓日本建设近代军队的骨干。该校的纪律极严，以武士道精神培养学生，曾在此留学的中国军阀孙传芳后来回忆“陆士”，评价道：“那简直不是人能待的地方，只有野狼才能够忍受。”
本庄繁即是这所鼓吹武士道精神、充满军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军校的第9期毕业生。他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布信行、松井石根一起，被称为陆士九期的“五员大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功心切的本庄繁积极请战，最终上司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本庄繁以中尉的身份率部前往中国东北参加对俄作战。
日俄战争结束后，本庄进入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在这里，他结识了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为日后的合谋侵华打下了基础。
1907年，本庄繁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随即被参谋本部选派为军事研究生，以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穿梭往来于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中国国内军事战略要地，负责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从此开始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也为日本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积极进行准备。
1913年1月，本庄繁升任参谋部中国班班长，不久转任“满蒙”班班长。1918年，晋升为大佐，同时升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参与研究制定日军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一系列侵略战略和政策。
1919年，本庄繁调任步兵第十一联队联队长，率部随关东军进入中国东北。当时控制东北地区的是实力派军阀张作霖，张作霖背后靠日本人的撑腰，当然，同时也得听日本人的摆布。
日本人在张作霖身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