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在国联的松冈洋右就收到了此决议全文。
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企图颠倒黑白，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罪名。他在发言中，辩称因为“满洲人民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日军只是这一意志的普通实现者”。他还利用英、美等国的绥靖心理，以“反苏、反共”为幌子，宣称日军占领东北的目的只是使它“成为反对苏联的堡垒”，“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也是欧洲各国和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同这一问题相比，其他问题都无关紧要”。还说什么“我们日本人现在也想使亚洲受屈辱、受剥削的各民族过新生活……我国是纯真无邪的，但不是胆小懦弱的羔羊”。
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并没有打动国联成员国代表们，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对李顿报告进行表决，57个参加国代表中，有45国的代表出席。表决结果为，赞成票42国，反对票1国（日本），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李顿报告书，“满洲国”因而未获得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任何承认。
知道结果后，松冈洋右立即宣读了已准备好的退出国联的宣言书，率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不久，日本内阁会议于3月8日正式通过了退出国联的决定。3月27日，正式通告国联秘书长，并颁布了退出国联的天皇诏书。
话说，松冈洋右离开日内瓦后，首先取道罗马，访问了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他将这两国吹捧为一片“繁荣盛世”——“没有了乞丐，街道整洁，社会秩序安定”。而墨索里尼这个狂热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狂徒则被他称为“盖世英雄”——“一个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是一句格言，但是现在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
在德、意受到法西斯侵略者的热情接待后，松冈洋右又前往伦敦，最后去了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4月27日，松冈洋右志得意满地乘“浅间丸”号抵达横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报道，将他封为“凯旋将军”。各大媒体报纸也都视松冈洋右为“国民英雄”，把松冈洋右退出国联的壮举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松冈洋右一时意气风发，得意之形不可言表。
1935年8月，松冈洋右暂时告别政坛，以第13任总裁的身份重掌“满铁”。九一八事变后，“满铁”便成立了“经济调查会”，后来改组为产业部，下设大调查部，机构极为庞复，在中国各地开展情报刺探工作。松冈洋右担任总裁以后，更是不断扩大“满铁”的情报调查机构，想方设法地侵占满洲以实现他的一贯主张——“满洲的资源需与帝国的工业生产合成一体，这对防御苏联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松冈洋右强烈地“反苏、反共”，同时，以前的德、意之行，使他对德、意与日本相似的野心有所探知，因而形成了建立日德同盟的构思。同时由于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上非常孤立，与德国结盟对抗英、美、法等国，可以缓解这种孤立状况，也成为他的打算。因而，松冈洋右开始在实际行动上靠近德国。他就任“满铁”总裁后，就积极促成“满洲国”与德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虽然对象为“满洲国”，但其背后体现的是日德经济提携之下的政治勾结。
臭味相投的两国关系，在松冈洋右等主张侵略扩张的法西斯分子的“撮合下”，越走越近。
松冈洋右一直鼓吹缔结日德防共协定的重要性，实质是为了消除日本的孤立，构建新的国际环境，“防共”不过是一个好用的招牌而已——“对当今世界来说，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要有坚定的决心，成为日本外交的基调”。1939年8月，德国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日本1936年与德缔结之防共协定付诸东流，平诏内阁不得不提出总辞职。松冈洋右对此曾感叹说：“德国擅长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4）
1940年，欧洲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出于国家利益，并未彻底放弃与德国结盟的努力。
面对形势变化，它们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交涉和缔结日德同盟成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重要目标，外相松冈洋右则肩负此任。
1940年7月22日，松冈洋右正式出任近卫内阁的外相。8月1日，他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日本当前的外交方针是，遵照皇道的根本精神，首先必须确立以日、满、华为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总是开创出新的侵略辞令去包装其侵略野心，以前他鼓吹“满洲是日本的第一生命线”，现在又在日本首次公开使用“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实质是主张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八肱一宇”的国家主义。这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在外相的位置上，公然讲出这种话，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亚洲观。
除了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外，松冈洋右又设想建立日、德、意三国的同盟关系，对抗英美。因为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而“共同反苏”不能再拿来作为结盟目的了，他此时就盘算促使苏联最好也能加入同盟关系，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个更大的势力集团，与英美抗衡就更有胜算。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到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左一）送行。
他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是：“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德国有意充当中间人。这是因为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所以它希望充当中间人。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向斯大林问起‘日苏邦交将来如何’，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也愿和，日本想战，我也要战。’由此可以断定，苏方颇有意于调整日苏邦交。我认为德国方面没有任何阻碍，因而我想能够较容易地进行这种调整的。”而在日美关系上，“现在美国对日感情恶化已达极点，不是一般地讨好所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法西斯侵略轴心正式形成。在此之后，松冈洋右开始积极筹划与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就在这时，德苏关系反而开始恶化。
1941年3月，松冈洋右访问欧洲。在柏林，松冈洋右察觉出德苏战争可能就在近前。因为此时的德国不仅不为调整日苏邦交做积极工作，甚至持反对态度。不过外交就是在这种联纵联横的过程中完成的，松冈洋右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苏德交恶，实现日苏邦交的调整。4月13日，松冈洋右利用苏德战争迫近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日苏中立条约》。
松冈洋右的闪电外交，受到日本国内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得到很高评价，他又在自己的外交上为日本放心扩大侵略立了“大功”一件。
但是，日本当时的外交策略并非铁板一块。就在松冈洋右同苏联周旋的时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则在近卫文的直接授意下，同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日美调解”的谈判，并形成了“日美谅解案”。这份谅解案以外务省名义向政府做了通报，并获得了军方的“原则上”的接受。身为外相，松冈洋右开始对这个活动却全然不知，最初接到有关“谅解案”的报告，是在从苏联回国的旅途中，这当然对他打击很大，让他十分“愤慨”。
形势的变化不仅仅在于此。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德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美关系日益恶化。日本国内召开的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上，两派分别主张“南进”和“北进”，争论激烈。松冈洋右开始主张“南进”，但后来判断助德攻苏可以扩大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利益，因而极力主张“北进”。不过，当时的大本营，已决定了“南进”夺取东南亚的方针。
在这种侵略方针的冲突之下，松冈洋右被排挤出内阁核心。7月16日，松冈洋右被迫辞去外相职务。为了对松冈洋右表示一些“安慰”，表彰他外交上的“功绩”，天皇在他辞职后，授予了他一枚一级“白象”勋章。这是松冈洋右所获得的第11枚荣誉勋章，不过也是最后一枚了。
％％％日本败局已定的时候，尚不死心的松冈洋右抱着病体，四处活动，鼓吹与美国战斗到底。战败后的审判中，病入膏肓的松冈洋右仍不思悔改，拒不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的松冈洋右因患肺结核，长期卧病，再未出任公职。不过他无时无刻不关注战局之变化。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长崎先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同时苏联对日宣战。面对败局已定的情况，天皇不得不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以陆相阿南惟几为首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坚决反对投降，主张倾国家之力，战斗到底。松冈洋右亦不甘失败，全力支持阿南惟几的主张。卧病不起多年的松冈洋右，此时以有病之身，四处活动，鼓吹“绝不能向美国示弱”。
然而，这种螳臂当车的反抗，在盟军的进攻下，被彻底粉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等待发动侵略战争的刽子手们的将是历史的正义审判。1945年9月19日，驻日盟军司令部公布了甲级战犯名单，松冈洋右即包括在内。接到逮捕令后的松冈洋右，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颓丧地说：“要把我带到巢鸭监狱去，可我现在全身硬化，怕是一步也走不动了。我六十六岁，已经不行了。……打败仗是一件严酷的事。最近爱读的俳句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既然失败了，这是必然的，要是在过去，也许还将罪及九族呢！”“现在已发出了逮捕令，也许我将被判处死刑。”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5）
9月23日，松冈洋右被关进东京巢鸭监狱。被捕前，他的儿子松冈谦一郎担心他在狱中受苦，悄悄把一包毒药塞到他手里，示意他自杀。但松冈洋右拒不接受，并生气地说：“我不要这种东西，自杀是怯懦的表现，我绝不自杀。我不为自己蒙受侵略合谋的污名而悲叹，因为缔结三国同盟绝不是为了侵略。”松冈洋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一直坚持这种拒不认罪的态度。
1946年5月3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松冈洋右虚弱而颓丧地坐着，光头腮上的胡须蓄了很长，脸色青肿。检查官宣读了《起诉书》，法庭指控他犯有《起诉书》中所列第1项、第27项、第29项、第31项和第32项等项战争罪行。当法庭庭长韦伯用英语问松冈洋右，主张有罪还是无罪时，松冈洋右用英语断断续续地为自己顽固辩解，称“我对全部起诉……主张……无罪”。
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松冈洋右因病住进了美军医院。1946年6月27日，在医院病逝，时年66岁，至死没有认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在审讯期间死去的战犯一律未进行最后判决，松冈洋右因而逃过了判决的结果，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永远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第四部分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1）
近卫文出身显赫，又是公爵世袭爵位的继承人。其父近卫笃是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他对近卫文侵略思想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则成为他初入政界的庇护人
近卫文，189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东京。近卫文出身名门豪族，他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7世纪大化革新时期的大功臣中臣镰足。中臣镰足当时官拜内大臣，并被天智天皇赐姓“藤原”。从这时起，藤原氏就一直与皇室关系密切，成为日本国内最有势力的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朝政大权。随着子孙繁衍，藤原家族分裂形成南、北、广、京四个支系，其中北家最为鼎盛。
幕府统治时代，随着皇权的实质弱化，武士阶层把持大权，藤原家族渐渐失去昔日盛气。其中的北家分化为九条、鹰司、近卫等5个家族。虽然作为依附于皇权而生的贵族，其权势因皇权的弱化而渐渐衰落，但政治地位还是很高的。这5个家族轮流出任摄政、关白（相当于宰相）之职，被时人称为“五摄家”，近卫家族是“五摄家”中地位最高的。近卫文出生在这样一个古老而显赫的世袭华族之家，他是近卫家族第25代嫡长子，这意味着他日后将继承家族的公爵爵位。
近卫文的曾祖父近卫忠熙效命于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是天皇的心腹重臣。父亲近卫笃在明治时期曾历任学习院院长、贵族院议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近卫笃是一个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极力鼓吹国家主义，认为日本与中、韩两国命运紧密相连，要“保全支那”、“扶植朝鲜”，使之成为“东洋之东洋”，从而为天皇尽力，扩展帝国的基业。
近卫笃的“言传身教”对近卫文的思想和成长有极大的影响，他所渴望的就是日本能够独霸东亚，为此，他不断参与和掀起武力侵略活动。比如，1900年，沙俄出兵中国东北时，近卫笃就马上组织起国民同盟会，攻击沙俄染指日本的势力范围，后来又筹建了对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强硬和武力解决“满洲”问题。
近卫文的生母衍子也出身名门贵族，是旧加贺藩主前田庆宁的女儿，不过，在近卫文出生仅8天后，就因患产褥热去世了，继母贞子是衍子的妹妹。近卫文是正妻所生长子，他另有同父异母弟妹4人，近卫笃对这个在襁褓中就失去母亲的长子非常珍爱，视作掌上明珠，对他寄予厚望，同时，也不疏于对他的家教。在日俄剑拔弩张之时，1904年1月，尚处壮年的41岁的近卫笃却因病去世“壮志未酬”，14岁的近卫文继承世袭的公爵爵位。年幼的他除了因父亲的去世而悲伤以外，家道中落也使他备感世态之炎凉，生活之艰辛，这种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谨慎、猜忌的性格。
1909年4月，近卫文从贵族院学习院中等科毕业，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学习。这时的近卫“沉溺于阅读西欧传奇文学之中，是个有很多偏见而忧郁的青年”，只有芥川龙之介、六米正雄、山本有三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朋友。1912年，从一高毕业之后，近卫文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学习，后来觉得没意思，又转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科。在京都帝大时，近卫结识了当时的贵族政治家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出身名门，曾赴法留学，深受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风气的影响而主张自由主义。他曾出任过伊藤内阁的文相、枢密院议长，还担任过政友会总裁，并且在1906年、1911年两度组阁，因而可算是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曾受业于近卫文的曾祖，并与近卫文的父亲是好友，因而颇为喜爱这名身穿学生服、关注政局动向的青年。
近卫文秉持父亲的遗志，具有贵族的出身，同时由于家道中落的艰苦而形成的谨慎性格，这些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起起伏伏的重要资本。
1917年，近卫文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内务省地方局工作，从此开始步入政坛。从1918年至1920年期间，近卫文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强权政治思想。1918年，他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排斥以英美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