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方面较石原莞尔部长有过 之而无不及”。接着，中国公诉人又向法庭指控武藤章对日军开辟华中侵略战场负有重要责任。 他指出，正是武藤章的建议和积极活动，才促使日本大本营向华中增兵，并向上海增兵。担 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后，指挥军队攻陷南京，并放纵官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 杀。这时的武藤章拼命为自己狡辩，宣称自己只是松井石根手下的一名普通军官，既 不可能挑起南京大屠杀，也无力阻止这种暴行。公诉人反驳武藤章的辩解，指出武藤章作为 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根本不是所谓的“毫无权力”的下级军官。同时，曾目击南京大屠杀 的中外记者等各届人士纷纷出庭作证，揭发武藤章参与的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紧接着，法 庭还对武藤章积极推动日本对英、美开战，在东南亚参与屠杀平民以及残害战俘等罪行进行 了指控。
无论武藤章以及他的辩护人如何抵赖，铁证如山的事实是不容辩驳的。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经过两年多的审判，终于在1948年11月12日正式宣判，对武藤章判处绞首刑。12月21日，武藤章接到了两天后执行死刑的通知。彻底绝望的武藤章回到牢房后 ，写了一首绝命俳句：霜夜时，横下铁心，出门去。
尘世间，妻儿固可恋；壮士豪杰，岂可苟且偷生。写完后，武藤章将这首诗交给了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从这首诗中，看不出武藤 章对发动战争的反思悔过，反而是一副“壮士”赴刑场的“杀身取义”的模样，可见他仍是 不思悔改的顽固态度。12月23日零点，武藤章被送上绞刑架，这个顽固的法西斯侵略战犯终 于得到应有的下场，卒年56岁。
第三部分
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1）
重光葵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进入外务省工作，1929年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他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战策，在“济南惨案”中，采取威逼利 诱之手段，炮制出《“济案”协定》重光葵，1887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他的大学是在东京帝国大学上的，主修法学 。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有许多都进入日本外交界，并由此而踏上政坛。重光葵也不例外，他 1911年从东帝毕业后，就被分配进入外务省工作。资历尚浅的重光葵一点点往上爬，先后历任 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外交官补、驻英国大使馆书记官、驻美国波特兰使馆领事、外务省参事官 、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驻德国大使馆参事官等职。
在青岛登陆的日军，准备向济南进犯有了一定的驻外经验和资历后，重光葵于1929年初被任命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这是日本在中国所设的一个重要官职，尤其是1927年以后，就更显其重要了。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后，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政策。当时， 中国国内掀起第一次国民大革命高潮，国共合作，挥师北伐。日本为了保证在山东的既得利 益，同时希望控制东北，不愿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被国民革 命军所剿灭，因而出兵入侵中国山东，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5月28日，日本 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首次出兵4000人，入侵山东济南。次年4月25日，日本第二次增兵 山东，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青岛登陆。5月4日，日军故意挑起并扩大事端，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打伤1700余人。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日本企图扩 大战端，进而占领整个山东。日本的侵略活动造成日中关系的极端紧张，同时，“济南惨案 ”引起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重 光葵赴华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上任伊始，重光葵所做的首要事情即是如何尽量为日本争取利益的前提下，解决 济南事件。
重光葵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于1929年3 月28日，在南京签订了《“济案”协定》。《“济案”协定》包括撤兵照会两件、调查损害 议定书一件、双方结束济案声明书一件，规定：济案损害问题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组成共 同委员会，实地调查解决；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日军两月内退出山东，日军 撤退后，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协定貌似公正，实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因为“济南惨案”的主要参与和制 造者均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在重光葵的活动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下，双方 还发出了“济案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国交益臻敦厚”的声明，这使日本既达到了侵略 目的，又摆脱了外交困境。
％％％九一八事变后，重光葵通过外交手段纵容和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一？二八”事变中，他一面申请增派援军，一面假意寻求谈判解决。恶有恶报， 淞沪之战后，他终于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爱国志士炸成重伤
在济南立“功”的重光葵，1931年1月11日，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兼 驻上海总领事，并以参事官身份全权代理驻华公使之职。在重光葵任职期间，外交上，中日 关系日趋和缓，双方开始就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其他问题展开谈判，但日本国内以军部为代 表的侵略势力，不断就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而兴风作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日，关东军侵占了沈阳。同日，蒋介石因为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令张学良“ 坚决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当时代行驻华公使职务的重光葵就立即拜访国民政 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中方要求，为了避免局势恶化，应尽快寻求现地解决办法。 重光葵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向当时外相币原喜重郎发电报，等待回复。就在他“等待”的时 候，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正向东北全境扩大。重光葵面对这一情况的反应就可见他是真的想“ 寻求解决办法”，还是在积极配合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活动了。
他还直接对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顾维钧说：“锦州张学良的态度是危险的。为避 免与日本冲突，张学良应迅速撤出锦州，而日军也不要再前进。我认为最好是在中间设置中 立地区以避免冲突。”他的意思是让东北军撤走而尽量不激怒侵略东北的日军，这是何种霸 道侵略的强盗逻辑。
但国民政府不想在东北与日军起冲突，因而接受了重光葵的“建议”，令张学良 所率东北军主力撤至山海关内。关东军则乘机攫取了锦州和辽西大片地区，直逼山海关，不 到五个月时间，我东三省之大好河山便全部沦入日寇之手。
日军侵占我东三省后，就开始积极拼凑“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为了转移国联派 出的李顿调查团赴满洲调查的注意力，同时，将侵略铁蹄踏入华中地区，1932年1月28日， 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此前的1月12日，重光葵从上海返回东京述职。犬养毅内阁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 的政策，而重光葵与当时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看法比较一致，他们虽然支持日本的侵 略扩张，但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宜在上海挑起新的事端，因为这有 可能导致日本国际环境的孤立。但日军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不久就挑起了“上海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源于1932年1月18日的“日莲宗和尚被杀事件”。日方 将此事嫁祸于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并于1月26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中 方道歉、惩办凶手及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1月27日，重光葵奉芳泽外相之命，搭乘“ 长崎丸”号赴上海，解决中日冲突问题。28日，日本海、陆军向上海进攻，遭上海守军的奋 起反击。重光葵2月1日到达上海时，情况已进一步“恶化”——日军的侵略在上海守军十 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向前推移。当时，日本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正 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备受其他成员国的指责，处境尴尬。考虑到此，重光葵作为从事外交出身 的官员，首先意识到出兵上海，如果日本战败，那么日本在国际上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因而，他与其他前线官员一样，积极主张增兵上海。他于2月16日，亲自向内阁发电报，请 求派陆军增援上海。
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2）
日本内阁在重光葵的电报以及军部的推动下，继2月初调陆军第九师团及海军第 三舰队增援上海之后，又于2月23日，通过了增派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组建上海派遣军 的决议。前陆相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准备强行登陆。
3月1日，日本陆军在海军的配合下登陆成功，中国守军侧冀受敌，全军被迫退守 “嘉定、黄渡”一线。重光葵认为目的已基本达到，进一步攻击纵深的时机尚不成熟，因而 力促白川义则大将发布停战命令。3月4日，国联做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日本开始利用外 交手段——接受国联的中日停战谈判的决定来巩固侵略的“战果”。
14日，国联调查团抵沪。21日，视察淞沪战地。24日，上海停战谈判会议在上海 英国领署召开，中国首席代表是顾维钧，重光葵为日本首席代表。由于日方要求的条件苛刻 ，在核心问题——日军的退驻地点和退兵期限上，中日双方难以达成一致。中方的正当要求 ，即日军应在近期内，完全撤退，恢复“一？二八”事变以前的态势，被日方拒绝。日方无 耻地表示，原则上可定期退至租界附近，但退出租界附近地区，则不能规定期限，而应“视 具体情况”而定，这实际上是想进一步扩大日军占领范围的无耻要求。不仅如此，日方竟还 提出日军飞机可以自由侦察中国军队防线的要求，中方当然不可能接受。
时至4月中旬，双方谈判仍未取得成果。12日，中国转请国联召集19国委员会， 促使日本坦诚谈判，确定撤兵日期。
在中日双方停火谈判难得结果的时候，侵略上海得逞的日军趾高气扬地准备在4 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诞辰日）的时候，在虹口公园举行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 会”。
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上海的爱国志士，他们准备采取暗杀 活动，挫挫这些侵略者们的气焰。但“天长节”那天的庆祝活动只允许朝鲜人和日本人进入 会场，他们于是通过上海滩“暗杀大王”王亚樵联络到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金九认为 这个计划也可以为朝鲜独立运动增加声威，因而积极进行筹备。他找到朝鲜爱国革命者尹奉 吉，尹奉吉知道在日本人的“祝捷大会”上起事的意义重大，因而欣然受命。
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吉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里聚集了近10万日本军人和侨民，尹奉吉身藏炸药顺 利混入会场。10时整，“庆功”大会正式开始。重光葵作为日本驻华公使和“淞沪战争”的 “功臣”之一，与白川义则大将、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等主要首脑 就坐于检阅台上。为了向别国“耀威”，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亦被邀出席。首先鸣礼炮 21响，随后植田谦吉中将下令检阅开始，受阅军队共约1。5万余人。10点半左右，阅兵仪式 完毕，各国驻沪领事基本退场，日军自己进行所谓的“军民联欢”，庆祝“淞沪战争”的胜 利。
11时30分左右，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尹奉吉知道机会来了。 就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台下、台上高唱日本国歌的时候，尹奉吉抓住机会 ，冲出人群，奔至离主席台几米之遥的地方，将身上所藏炸弹奋力掷出。炸弹爆炸，响声震 天，浓烟滚滚，园内顿时一片混乱。
重光葵正在主席台上得意洋洋地欣赏着“胜利”的战果，就被炸弹的冲击掷出老 远，左腿顿时血流如注，坐在正中间的司令白川义则更被炸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台上的 其他军政官员也无一“幸免”。重光葵左腿被炸伤，而白川义则在不久之后因重伤不治身亡 ，这也算一次罪有应得的惩罚。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话说，尹奉吉是抱着必死之心而来的，同时也为了不牵连他人，所以他并没有乘 乱逃走，而是高呼着“大韩民国独立万岁”而英勇被捕，后壮烈牺牲。
5月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协议》，即《淞沪停战协定》 。该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日双方军队自协定签字之日起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周围，留驻于安亭至浒浦口一线以西地区，并承诺不得重修吴淞口炮台， 淞沪一带不得有防御设施，日军撤退至上海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但若干日军可暂 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区；设立共同委员会，成员由中日双方及英、美、法、意代表组 成，负责监督和协助协定的执行。通过这份协定，日本在上海许多地区获得了长期驻兵的权 利。重光葵从“外交”上巩固了日军侵略的“战果”，他显然是日军侵略集团中的重要一员 。
1933年，因伤归国的重光葵被任命为日本外务省次官。当时外相内田康哉因年老 力衰准备请辞，重光葵则力荐广田弘毅接任。内田外相辞职后，广田弘毅接任外相之职，重 光葵举荐有功，仍留任外务次官。
1933年以后，随着对“满洲”的占领和傀儡政权的建立，日军的侵略向华北进一 步渗透，外相广田的政策是配合日本军部的侵略。当时外务省对军方在华北的具体情况并不 十分清楚，重光葵在中国工作的时间不短，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广田弘毅便派他与负 责亚洲事务的亚洲局局长谷正之负责研究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
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3）
重光葵考虑到，满洲问题最好不要再扩大，要“促成满洲作为独立国家的成绩的 取得”，从而使中国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这种思想之下，他主持和指导外务省制定 了“对华三项政策”，主要包括：先按既定方针建设“满洲国”，但不要求中国马上承认， 等待时机再使其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推动中日经济合作，实现中日间友好合作方针；排除那 些助长中日间纠纷的第三国家以及第三势力的行动和政策。另外，反对共产党势力在中国的 发展，对企图给中国以武器和财产援助的第三国及其国民的活动，尽量采取外交手段予以制 止。
重光葵宣称，日本对于维护东亚和平秩序负有“特殊责任”，要通过“提醒”、 “教育”、“指导”的方法，来使中国和世界各国深切理解日本的“态度”，这是一项长期 的、慎重的、耐心的工作。很显然，这是重光葵的长期、渐进侵略的野心的表露。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发表了所谓“对华三原则”，包括：取缔一切排日运 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实现中、日、“满”共同防共。这个臭名昭著的“广田 三原则”实质就是从重光葵所制定的“对华三项政策”中演变而来的。
％％％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拄着拐杖艰难地爬上美舰，签订投降书。作为甲级战犯之一，他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等待审判的每一 天都是那么漫长，他觉得自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