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鲁缅采夫的侦察计划已经被批准了，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去了。他对安东纽克作了必要的指示，便跟奥加涅相和齐比列夫一同到拘禁俘虏的棚屋里去。
俘虏们都坐在稻草堆上，捧着饭盒喝汤。鲁缅采夫等待着他们吃完晚饭，一边低声对传令兵说：“你的事情怎么样？马都好吗？”
“都好，”齐比列夫回答道。
他的四方脸象往常一样神秘而安详。但是鲁缅采夫是深知他的传令兵的性格的，看出他有一个什么问题要问。齐比列夫果然问道：
“据说德国人没有东西吃。可是这儿却有很多很多的牛和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鲁缅采夫注意地望着他，显然，不仅仅齐比列夫一个人，而且所有的侦察兵都关心着这个问题。恩的，在德国人的院子里猪在哼叫，黑白花斑的良种母牛在哞哞叫。
“这绝不会那么简单吧。”鲁缅采夫稍稍思考一下后，回答道。“活猪是不吃的。而且禁止德国人宰牲畜。这还是在布格河上一个俘虏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样：乍看起来——是食物，但是深入地看——却不是食物，而是储备的军粮。”
齐比列夫沉思起来，他在评估着这个回答的说服力，接着他说：“大概是这样。可见德国人还可以再打上十年。他们的食物和各种东西可能都很充足……这就是说，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的不是饥饿，也不是美国人的炸弹。而是咱们。”
鲁缅采夫喜欢他的传令兵，尽管他的脾气很古怪。齐比列夫谈起别人来总是带着半轻蔑的口吻，他的态度好象是一个不容争辩的法官，而且要从这个孤僻的和沉思的兵士口中得到称赞，是不很容易的。
关于鲁缅采夫，他说：“那才是人。”
关于他所不喜欢的和暗地里不尊敬的安东纽克，他同样简捷地回答道：“那不是人。”
侦察兵们有时问这个，有时问那个来取笑他：“你认为怎样，齐比列夫，那个可算是人，还是不是人？”
固然，讽刺他是很危险的。当他冒火的时候，他会大发脾气。
奥加涅相开始逐个地点俘虏的名字。
两种很有意义的征象，立刻引起了鲁缅采夫的注意。第一是：这些德国人属于各种不同的兵团和后方警备队的；正规部队、特种部队、预备队和守备队完全混合在一起，这是德军慌乱狼狈的景象。第二是：在被俘后的几小时内，这些德国人都完全丧失了军人的姿态，而回复了他们战前的面目——官吏、小店主、手艺匠、工人和农民。这就是他们跟从前的俘虏根本不同的地方。那些人被俘虏后仍旧保持着士兵的本色。
很明显，他们已经充分明白，德国已经战败了。固然，不是所有的俘虏都明白这一点。被击溃的第二十五步兵师中士赫尔迈特·史威尔忧郁地眨着疯狂的小眼睛，对战争前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在黑沉沉的矿坑里，”他高高地翘起肮脏的手指，装出预言家的模样说：“正在制造一种威力强大的秘密武器……它会拯救德国。”
站在这个史威尔背后的一个瘦削的德国人，轻蔑而愤恨地说：“Ｅｒｉｓｔ ｊａ ｖｅｒｒｕｅｋｔ ｔｏｔａｌ ｖｅｒｒｕｅｋｔ，ｄｉｅｓｅｒ Ｅｓｅｌ！（他完全疯了，真是傻瓜！）”
俘虏中间开始了地声的争吵，这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鲁缅采夫满意地看到，史威尔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俘虏都嘲笑他，而其余的俘虏都颓丧地默不作声。
关于库托夫河上的工事，俘虏们所知道的大半是听说的，但是鲁缅采夫对这些情报的一鳞半爪也都加以密切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
军事委员给予侦察兵的一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近卫军少校把奥加涅相留在棚屋里，以便继续审问，他自己带着传令兵见师长去了。
这儿已经在忙碌地作动身的准备。自动枪手们急急忙忙地在半履带式的装甲汽车的长凳上占据了座位。他们让出一个位置给齐比列夫。
西斯克雷洛夫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环顾四周，看见了侦察兵，向他点了点头，然后跟谢列达和普洛特尼科夫告别，朝汽车走去。
“咱们走吧，”他说。
鲁缅采夫坐在司机身边，军事委员跟坦克部队将军、上校和他的副官坐在后面
汽车轻轻地跳动着，在柏油路上疾驶，在道路的拐弯处，它追上了一辆用四匹马拉的、慢吞吞地爬动着的马车。
鲁缅采夫偷偷地瞥了军事委员一眼。将军闭起眼睛默坐着，汽车追过了那辆倒霉的马车。鲁缅采夫打算赌咒说，这正是丘霍夫的那辆古式的马车，可是他又不能准确地肯定：汽车奔驰得太快，而且天色黑下来了。
第五章
马车果真是那辆马车。马车里只有丘霍夫上尉和红胡髭的西伯利亚人，后者坐在车夫座上充当车夫。其余的旅伴一清早就分手，回到各自的部队里去了。
丘霍夫沉闷地坐着抽烟。他看见鲁缅采夫坐在一辆大型轿车里，一想到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气愤：“又是这个少校……一个说教者……我们知道这种人……”他绝不原谅鲁缅采夫瞧不起人的态度和他那尖刻的话语，而且还是当着一个女人的面。“好小子，”他想，“大概是一个什么后方工作者……老是笑眯眯……救德国人……一个洁癖者。”
丘霍夫要去的那个团部已经不远了；团部所在的那个村子在第一个拐弯后面就出现了。
“快些，”丘霍夫说。
红胡髭把马抽了一鞭。
团部是设在一座尖形瓦顶的长房子里。房子前面有三 枝条茂密的老橡树。丘霍夫把马车停在这几棵橡树旁边，踏着整齐的步伐从一个因看到这辆样子奇怪的车子而惊讶不置的哨兵前面走过，又从在这儿立着的和坐着的传令兵们、通信员们和文书员们的中间穿过，走进了一个小房间。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校在打电话。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文书员和一个电话员。
丘霍夫以豪迈轻快的姿势举手敬礼，报告说：“上尉丘霍夫来到，听候调派。”
“……维谢尔恰科夫，”少校朝电话听筒嚷道，“占领村子！什么意思——他们在射击吗？……你还想用乐队来迎接你吗？”
少校放下听筒，对电话员说：“给我接通‘百合花’……我们要知道那朵白花的情形。”
过后他向丘霍夫转过身来，拿了他的命令，问道：“哦？”
“一个精神勃勃的忙碌的家伙，”丘霍夫心里想，“难道他是参谋长吗？”
“当连长？”少校问。
“正是。”
“这个职位做很久了吗？”
“两年。”
“很久啦。”少校说，向电话员摆了摆手，叫她停止跟“百合花”通话，他问：“为什么这样久？”
丘霍夫用他那神秘的坚决的灰眼睛直视着少校。
“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少校笑了笑：“原来如此？那么谁知道呢？”
“上级知道，”丘霍夫说。
少校哼了一声，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这个人是谁？”丘霍夫简短而命令式地问文书员。
“团参谋长。”
“这小伙子不坏吧？”
“谁？少校同志吗？”文书员觉得很惊奇：这个人对参谋长、苏联英雄、米加耶夫少校用这样放肆的口吻……“很不坏。”
少校回来了，他跟那终于接通的‘百合花’——白花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身对文书员说：“把丘霍夫上尉以第二步兵连连长任用。喂，那儿是一辆什么马车？”
停在窗外的马车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我的。”丘霍夫说。
米加耶夫放声笑了起来。
“啊，原来你是一位伯爵！明—白啦！……把这辆马车扔了吧！交给你的是步兵连，而不是摩托化连。记着，我们需要一个营长。好好的干，我们将委你做营长。”
“可是我很满意这个职位。”丘霍夫说。
“走吧，你可真是个怪人！”少校佯装生气地说。
“是，”丘霍夫忧郁地回答道，他又用那种豪迈轻快而随便的姿势举手行个礼，转身便走。
当他已经把门打开了的时候，米加耶夫在后面喊道：“第二连在哪儿，你知道吗？”
“我能找到。”丘霍夫简短地说了一句，走出去了。
丘霍夫是诺夫哥罗德人，他从小就没有父亲，同老母亲一起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里。哥哥在列宁格勒一家工厂里做工。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丘霍夫已经十九岁了。他刚刚从师范中学毕业，就爱上了邻居的女儿瓦丽雅·普罗霍沃娃，一个淡色头发目光清澈的姑娘，她跟他一同在师范中学念书，她应当从一九四一学年起开始在学校里教书。丘霍夫打算到列宁格勒哥哥那儿去，以便在那儿进大学。
战争把一切计划都打破了。丘霍夫用木板钉上了他的小屋子的窗户，跟瓦丽雅告别后，就同母亲一起上火车站去了。
丘霍夫在列宁格勒马上就应政入伍。瓦丽雅每天写信给他，后来德国人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城，通信就此中断了。丘霍夫随着他所在的部队开到卡累利阿战线。不断的战斗开始了，丘霍夫在战斗中马上表现出他是一个冷静沉着而又勇敢的士兵。不久他被派到少尉训练班去学习。固然他没有学习多少时候，因为学员们都被调去参加莫尔曼斯克方面的战役了，可是丘霍夫还是得到了少尉的军衔，当了排长。他受过一次重伤。同母亲和瓦丽雅失去了联络。一年后，他已经在西北战线作战了，他从报上得知：女教师瓦丽雅·普罗霍罗娃，游击队的女侦察员，被德国人吊死在诺夫哥罗德的列宁街上。
后来他从列宁格勒得到消息：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她是在冬天里饿死的，连坟墓也没有，因为她死在街上，由不相识的人们把她埋葬了。哥哥在德寇攻城的时候牺牲了，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车间。
全家只剩了丘霍夫一个人。
这个青年所受到的这些打击，在他的精神上激起了直接而强烈的反应，他变得冷酷无情了。战争成为了他的毕生事业，成为了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战争，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讲。后来他甚至为自己独自活在世界上而骄傲。“我有什么？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常常这样想。当士兵们接到家信，或者讲到他们的家庭的时候，他们都兴奋激动、欢笑、叹息或诉苦，而丘霍夫却轻蔑地望着他们，仿佛这些亲戚关系使他们变得更加软弱。
在战斗中他以过分大胆而出名。他对德国人——也包括俘虏在内——的憎恨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他的勇敢，长官们在许多方面都原谅他，当他们知道他遭到不幸的时候，他们都暗暗地同情他。可是，虽然如此，他们对上尉不得不谨慎小心：他太大胆了！他常常违反一切规则，走在士兵前面。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也是常常失去对他的连队的控制。
由于这些原因，丘霍夫待在连长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虽然他装得满不在乎，可是心里却是很难受的。现在他也是愁眉苦脸的从米加耶夫少校那儿出来，向他的马车走去。
马车的四周已经围着一群士兵。他们以一种惊奇而又微微开玩笑地态度打量着马车。红胡髭对他们解释着昨天从鲁缅采夫口中听到的这辆古老马车的详细构造。他把拉丁文的题词翻译成这样：为了信仰、国王和祖国。
红胡髭看出丘霍夫还要赶路，就跟他告别了：他的师驻扎在左面。他象不久前对那个近卫军少校那样，说道：“我们在柏林见吧！”
“首先要活得到。”丘霍夫说。
红胡髭把背包放到肩上，他去“活到”那个时候了。
“没有人要到第一营去吗？”丘霍夫问士兵们。
这样的人找到了。这儿有一个从营部来的通信员，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团部通讯兵。他们上了马车，在柔软的缎子座垫上愉快地颠簸着。那扇没有关紧的小门上的纹章里的鹿，好象因为看见那些异国士兵作为胜利者来到菲特列大帝的著名的波拉美尼亚——拯弹兵的祖国，而惊骇地打着哆嗦似的。
第一营营长维谢尔恰科夫少校住在村子尽头的一所房子里。他已经知道有一个新的连长就要到来。米加耶夫已经用电话通知过他。或许米加耶夫也暗示了这位勇敢的上尉的脾气有点儿古怪。可是营长无论如何也不提起他早已远远望见了的那辆马车。
维谢尔恰科夫是一个高高的、麻脸的、身材不匀称的人。可是他的衣服的整洁是罕见了：领子洁白，靴子擦得雪亮。
问题是在于：维谢尔恰科夫已经有了妻子。关于营长的妻子格拉莎，丘霍夫还在马车里就已经从通信员的口中听说了。
人们都公正地称格拉莎为第一营的母亲。她是一个护理员，清洁是她的癖好，而这种癖好里面还含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士兵们不知道应该叫它做什么。
维谢尔恰科夫自从跟格拉莎同居后，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关于格拉莎和维谢尔恰科夫的问题，已经在团党委会议上讨论过。在战时，特别是在步兵营里，不可以结婚。但是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却造成了一个例外。
来调查这件事的政治部指导员加林少校为了营长和格拉莎真心相爱这个理由而不能决定是不是要把他们拆散。他们的相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营里每个士兵都知道的。
加林和维谢尔恰科夫的政治辅导员和党组长都谈过。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很明显：不许军官们中间有违反纪律的现象。战争就是战争，必须叫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分开。但是加林觉得不能这样做：这不是‘行军中的恋爱’，而是实实在在的爱情。他整夜坐着思考应该怎么做调查结论，结果一个字也没写，就回到师政治部去了。加林私下作了决定，等到进攻一开始——他们就会把这件事忘掉。所以这件事就这么搁下来了。
虽然格拉莎此刻不在房里，但是营长的周围还是那么清洁和整齐，处处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劳动成果。过不久格拉莎回来了。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挺胖的二十七岁的女人，两条腿很粗，有一头直直的亚麻色的头发，和维谢尔恰科夫一样，脸上也有些麻子，面颊是结实红润的。
可是一看这个女人的眼睛，她那亲切的表情就会使人惊奇。一看到她的嘴和红润的面颊上的两个小涡，就会使人忘记她外表的平凡，而会使人想到比外在的美更可贵的东西——一个美丽的灵魂。
丘霍夫也模模糊糊地有这样一种感觉。
她开始忙着招待这位新来的军官，象对一个老熟人一样告诉他说，她在这儿德国人的药房里搜寻了半天，找到了一大批优良药品和不少储备的绷带。这使她很高兴，因为医疗营远远落在先遣部队的后面了。
“他们在生活是讲究清洁，”她这样讲到德国人，“不过他们的良心显然并不讲究清洁！他们已经意识到对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怕我们俄国人，就好象怕鬼一样……”
营刚才占领了一个大村子，俘获了两辆完好的德国坦克和十辆载重汽车。这些车辆都停放在营长所住的屋子旁边。德国人退到了小树林里的高地上，他们的迫击炮就从那儿轰击——每隔五分钟就空气中就震响一次咳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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