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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醒来了，他迷迷糊糊地问：“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是您？”
“是我。”
“我怎么啦？睡着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您把汽车开回去吧。”
第十章
师卫生科长把一纸向军卫生部长报到的命令交给了格拉莎，这使格拉莎万分伤心。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把她从营里调开，而且叫她完全离开师。
师卫生科长很厌烦这件事情，他缩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等待着眼泪和哭诉。因为他自己也生得很矮小，他总有些怕见这个胖大的女人。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格拉莎读过命令后，只叹口气，接着她不知怎的，奇怪地、很仔细地、仿佛怜悯地望着师卫生科长，并询问了司令部地址和打哪儿走这些普通的问题以后，就离开了。
除了因跟维谢尔恰科夫离别而引起的痛苦以外，还有一桩沉重的心事使她苦恼。格拉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她明白了，她已经两天没工作了，而她是不习惯空闲的，因此觉得很苦恼。
在等候开往军部的顺路车子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兵士在路上行走，就叫他：“亲爱的，你怎么啦，是不是受了伤？”
“不，”那个士兵不乐意地回答道：“脓疮。”
“疥疮。”格拉莎纠正说。
绷带松脱了，格拉莎——不是没有困难地——说服了这个士兵，让她把他头上的绷带重新包扎过。不用说，她包扎起来又快又敏捷，这个士兵不由得变得温和些了。
他们一同坐进了汽车，格拉莎没有感觉到是走了一段路程。她给她的旅伴讲述了许多医药知识，问起了他的家庭和故乡。当这个士兵讲到伤心的事情——他的兄弟去世或儿子患病——的时候，她就伤心地摇头、不住地叹息。当他讲到愉快的事情——目前在白还捕获了大量的鱼，或者他的儿子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她就微笑、快乐地点头，并且追问：“真的？！是那样吗？这很好！”
原来他是白海沿岸的北方人，说一口奇怪的沿海土语，引起了旅伴们的注意。
两天后，格拉莎在军部里得到了调往另一个师的医疗营去工作的介绍信。她立刻就动身上那儿去了。
很可惜，那个白海沿岸的人已经不跟她同路了，他循着他自己的前线道路不知往何处去了。格拉莎的新旅伴是一个年轻的中尉，脸上包扎着绷带。他时时用手按着脸，悲伤地低声咒骂。
格拉莎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一瓶酒精，浸湿了棉花，塞在中尉的病牙上。她甚至给他饮了少许酒精。同时她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说，她自己常常牙痛——这不是实话——世界上没有比牙痛更难受的事情。
中尉喝了一些酒精后，同车的士兵们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把自己的病痛告诉富于同情心的格拉莎，偶谈谈关于自己牙痛的会议，都是自己的义务。
“不过在生育的时候，疼痛更厉害，”格拉莎说，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育过，“当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女人家的痛苦，既不能拒绝呵，又不能躲避它——生了孩子而后来又去埋葬他们。”
她自己的话使她很激动，她想起了她的维谢尔恰科夫，仿佛她生了他而现在又把他埋葬了似的。
在医疗营里，她被派到外科连当护理员。她到外科主任那儿去报到。
她很惊奇：外科主任原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身材苗条，高个子，漂亮，脸色苍白而忧郁。穿在她身上的那件军大衣是这样的合身，以至不象一件军大衣，而象一件在城市里很时髦的大衣——只需要在领子上挂一件狐皮。“一个摩登女子！”格拉莎心里想。不过在外科主任的灰色大眼睛里有一种强有力的和严厉的眼神，就象格拉莎微微满意地察觉到的，或许这种眼神意味着这个女医生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她的名字叫做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柯尔切娃。
塔尼亚知道了新来的一个女护理员叫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她惊讶地凝视着格拉莎，接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末了问：“从前您在那儿工作？”
格拉莎开始讲述，但是塔尼亚却望着她那深红色的小嘴和两只手。这双手小巧而丰满，样子是无可挑剔的，而最主要的是表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厚道。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塔尼亚心里想。她想起了克拉西科夫所说的关于这个女人的话。那就是说：克拉西科夫想把那个营长从这样的一个女人手中“拯救”出来。
当然，外貌常常是靠不住的。
塔尼亚冷冷地说：“唔，您有丰富的经验，您可以开始工作啦。”
塔尼亚经常留心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女护理员。原来格拉莎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常常整夜不睡，关心每个人，准备在任何工作上替代任何人，她搬起东西来可顶两个男子。
“我们的营里有时侯还要忙得多呢！”她常常带着自豪的样子说。
她毫无怨言地忍受了离别。或者这对于她都是一样的吧？或许大伙儿对她的爱——在医疗营里人人都爱她——能够代替维谢尔恰科夫的爱吧？
仅仅有一次塔尼亚在深夜里顺便走进帐篷去的时候，碰见格拉莎在哭。
塔尼亚问：“谁欺负您了？”
格拉莎站起来，擦去了眼泪，说：“不，没有人欺负我。不过女人有时侯需要尽情地哭，女人不哭就活不了。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要是我不尽情地哭，不知道会怎样……”
当她进行着这个独白的时候，她完全恢复了常态，甚至微微地笑了。塔尼亚的心揪紧了。她问：“您苦闷吗？”
“我很苦闷，”格拉莎回答道。
她把这个字里的“Ｏ”念得特别重（格拉莎是摩罗姆人，那儿都把字母‘Ｏ’重念的），听起来的确叫人苦闷。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现在谁不苦闷呀？虽然我的丈夫还活着……可是别人的……还有您的……有人告诉过我……您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这当儿，一向很沉着的塔尼亚想把她跟鲁缅采夫相遇和他的阵亡告诉格拉莎。可是格拉莎忽然着慌了，红着脸，说：“请原谅，如果我的话不适当，……我要走了。”
塔尼亚明白这个暗示，她受了很深的刺激，皱着眉头，默然不语，可是格拉莎觉得十分羞愧，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就出去了。
塔尼亚伤心地摇了摇头，她心里想，说句实话，这个善良的胖女人多么幸福啊：她和她的丈夫真心相爱。她跟丈夫的分离很快就会跟战争一同结束了。
第十一章
毕楚庚心不在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很愉快，司务长戈杜诺夫看出了这一点，问：“你高兴什么，毕楚庚？”
毕楚庚微微吃惊地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高兴，我不过……”
他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微笑却从他那稀少的微黄的唇髭下面，从他那薄嘴唇的、狡猾的、充满着马合烟草气味的口里出来了。
“我干么这样毫无意义地走来走去？”他心里想。接着他明白了，他要找菲克托尔·安德列依奇。近来毕楚庚有这么一个坚持的要求——把任何事情都告诉斯里温科，然后不相信地笑着，听听斯里温科会说些什么。
他终于把他找到了。
这是在已近黄昏的时候。斯里温科刚刚从团政治科回来，他被召去参加讨论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党组长会议。他带来了大批小册子、报纸和空白战报。在归途中他遇到了一大群快乐地回家去的俄国人。
虽然在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他的女儿，可是斯里温科觉得很幸福。嘴吻痛了，手了握酸了。其中有两个来自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的矿工居住区的姑娘。现在，在解放以后，她们只有一个愿望：参军。这两个高高的、体格匀称的姑娘使他想起了加林的女朋友，她们常常到她那儿去做习题和朗诵诗。
斯里温科回到连队后，向司务长作了报告，就走进屋子里去爱。毕楚庚在楼梯上碰到了他。因为这两个士兵都喜气洋洋，而且每个人都有话想说，他们就在窗边坐下来，最先开口的是斯里温科，因为毕楚庚决定把他的消息留到最后说：他认为这些消息更重要。
但是斯里温科所讲的关于解放了的俄罗斯人的事情使他很激动。
“呵，今后的工作可多着呢！”斯里温科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捻着唇髭。“在我们那儿有许许多多给破坏了的城市，给烧光了的村子。必须赶快地建设起来，供给人们衣服和鞋子……”
“唔，对啊……”毕楚庚慢吞吞地说，“人民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好，不要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用小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把他的背囊放在斯里温科面前：“你瞧！”
“又是小牛皮？”
“哦，不！我已经把他们扔了，”毕楚庚得意洋洋地说。
“哦？”斯里温科奇怪起来，“你真的扔掉啦？”
毕楚庚解开背囊，里面放着几只白色小盒子，盒子里放着些类似铅笔芯的柱形小石头。
“打火石。”斯里温科疑惑地说。
毕楚庚爱惜地把小石头在手掌上扔来扔去，说道
“瞧，还没有全部数过哩。放在我画上了十字的那些盒子里的，我都数过了。但是放在这些盒子里的还没有数过。”毕楚庚抬起眼睛看见了斯里温科严肃的脸色，他突然急躁而大声地说：“你干么看着我？你可知道给德国人占领过后我们那儿的村子的情形吗？没有火柴！人们只有用‘卡秋莎’点火。听我说！要五个卢布才能买到这样一块小石头哩。”
“你真是一个无赖！”斯里温科又象诧异又象愤怒地说。
毕楚庚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好象大人笑小孩子的幼稚一样。
斯里温科用悲伤的责难口吻说：“全世界正在动荡不安。死人都从坟墓里站起来，而你却想把小石子卖五个卢布。价格规定了吗？批发或许可以便宜些吧？你这个市侩！给我滚开！”斯里温科突然站起来，并且结束说，“你想投机！我们从前不容许而现在也绝不容许这种人存在的！”
毕楚庚很生气，抓起背囊，从房间里跑出去，可是他在门口站住了，向斯里温科转过身来，轻声问道：“你要报告吗？”
“你告诉我，”斯里温科沉默了一会，回答道，“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小石头？向党组长作报告吗？你或许是要向我打听一下这样做是不是对吧？”
“或许是这样。”毕楚庚愠怒而含糊地回答。
斯里温科冷笑了一声：“你失算了，毕楚庚！”他挨近毕楚庚，说：“我们制造了这些大炮、坦克和飞机，武装了这样一支军队，供给了他们服装和鞋子，供给了农民拖拉机，我们把侵占了整个欧洲的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差不多已经到达了柏林，而你却为火柴而发愁？你想靠它发财！你这个混蛋东西！好，把你的石子扛在背上走吧！你自己会把它们扔掉的！至于我，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当周围的人们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我是不能过好生活的。从前不能，现在也不能。我知道某些人能够这样做。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不妨试一试。可是我不能。”
毕楚庚脸色很阴郁，离开斯里温科走了。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斯里温科的话刺痛了他的心，比他自己所预料的要厉害得多。他时时不安地咳嗽，并且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不该告诉他！弄得自己心神不安！”
上尉在院子里叫住他。毕楚庚吓呆了。可是，不，上尉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离开过队伍。他说：“为什么不把枪擦干净？肮脏，又没上油。”丘霍夫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例外地说了很多话，并且微微着重地说着每个字：“苏维埃军人既然是解放大军的代表，他就应当做出纪律的榜样给人家看。去吧，毕楚庚。”
毕楚庚轻松地舒了口气，就去擦他的枪了。
丘霍夫隔窗望见了马加丽塔。她站在士兵们中间，借助手势和幸福的微笑，生动地给他们解释着什么。他看见了丘霍夫，也对他微笑。
他随便地向她点了点头，就离开窗口走了。
他对她的态度很矜持，这使马加丽塔觉得诧异。她的丈夫的在场使士兵们受了拘束（果戈别里节没礼貌地称他做‘荷兰干酪’），可是上尉毕竟知道她没有丈夫！
这个战时的欧洲女流浪者象一粒灰尘似地在占领、战争和收容所的生活的黑旋风中转了这么多年，并且惯于以浓厚的不顾羞耻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所以在她看来，这个俄国军官的矜持是不可思议的。
跟她同名的一个女朋友，三十三岁的法国女人麦加特·梅里埃，对她说：“那不过是因为你对人的尊敬感到生疏而已。他不过是尊敬你，这个可爱的上尉。士兵——他们始终是士兵，但是在这里，你要知道，甚至叫人奇怪，他们多么尊敬我们啊！”她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有时侯甚至过分！”
不管怎样，可是马加丽塔的生活变得光明而有趣了。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上路，可是姑娘满心希望她将跟俄国军官一起走，他会带她到那个奇异的国度去。虽然回国的日期和行程都已经讨论过了，可是她总觉得她回家将比其余的人迟得多。捷克人马列克教她俄文，她已经认识了二十个字，她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来，使上尉出其不意地大吃一惊。
这真是从未有过的幸福——两星期前因为害怕德国居民们的白眼而不得不悄悄地和小心得走路的地方，现在可以自由和随意地行走了！看到那些从柏林撤退出来的女市民的讨好的目光，真叫人愉快啊！在这儿她们的人数很多。她们从前轻蔑而无礼貌地对待异国人，把他们当作下等种族的人看待。
天气更加暖和了。村街上已经吹拂着春意浓厚的和风。人们的忙碌、大路上的喧嚷，村舍上的白旗——这一切好象是全世界结婚的日子，人们仿佛都是沉醉的、愉快而兴奋的，很和善的。
晚上下起雨来了，不久变成了真正的暴雨。跟女友们一起坐着缝衣服的马加丽塔，跑到街上去了。温暖的充满春天气息的沉重的雨滴打在她的脸上。
马加丽塔感觉到——最近几年来还是第一次——她自己是一个和她的年龄相称的姑娘。她蹦蹦跳跳，高声地复习着她所记得的俄国字。
在庄园的院子里跟几个俄国人谈着话，向那个肤色浅黑的，时常向她投过来热情的眼色的士兵卖弄风情，接着她上楼去找“她的”上尉了。
她在男爵夫人的逃跑了的儿子的书房里看见了他。上尉背朝着门坐着，正在翻阅一本薄薄的小书。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过后怯生生地咳了一声。他转过身，站了起来。
桌上点着一盏大灯。这儿寂静而舒适。
她笑了笑。他也笑了笑。她大着胆子，挨近他身边。这当儿——莫名其妙地——出于他意料之外的接吻——迅速地和有新鲜的雨水气息的接吻发生了。
在隔壁值班员的房间里，电话在高声而刺耳地鸣响。丘霍夫立刻醒悟了，小心地把姑娘从自己身边推开，就走出去了。
维谢尔恰科夫命令连队作战斗准备，即刻出发。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