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河上的春天 [苏] 卡扎凯维奇·Э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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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河上的春天 [苏] 卡扎凯维奇·ЭМ-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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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她轻轻地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又问伐西尔上尉有没有结婚。

  奥加涅相把她的话翻译给丘霍夫听。

  “没有,”丘霍夫说。

  马加丽塔明白了,她脸红了,连忙问道:“俄国真的经常很冷吗?”

  奥加涅相大笑起来。接着他开始对她解释俄国是什么样子的,俄国南方生长着柠檬和柑子,而在极北部,在北冰洋沿岸确实很冷。中央各个省份都是一般的欧洲气候。当他讲述俄国的时候,奥加涅相变得健谈善辨了。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描述了祖国的美丽,他告诉这个荷兰姑娘关于高加索的雪山,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笔直的大街,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广漠无际的田野。

  她很用心地听着,有时侯追问:“真的吗?”“原来如此?”她时时仿佛在自言自语:“我回到家里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他们听。”

  她问她可不可以到俄国去。“那儿很好,”她补了一句。

  奥加涅相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必须到处都象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度里所做地那样来做。

  “你们那个有唇髭的中士也这样对我们说过,”马加丽塔说,她对这样一致的说法觉得很惊奇。“是马列克翻译给我们听的。我们那儿有一个懂俄国话的捷克人。”

  她已经站起来,打算要走,可是忽然在门口站住了,她那长长的睫毛盖住了她的蓝眼睛,带着显然故意装出来的谦逊的表情说:“我曾经对你们说过我是有丈夫的。其实他并不是我的丈夫,他不过是一个叫维列姆·哈特的乌德勒支人。我这样说,为的是使士兵们不来纠缠我……我还没有出嫁。”

  马加丽它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可怜的姑娘!”奥加涅相说。他把姑娘最后几句话翻译给丘霍夫听,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可以把她绘成一幅画,题名为被公牛拐走的确欧罗巴……可是那头公牛不应当是雪白的、美丽的,就象画家们过去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瘦弱的、狂暴的、野蛮的、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可恶。”

  这个神话的题材并不使丘霍夫感兴趣。当奥加涅相离去的时候,丘霍夫依然站在桌子旁,头脑里充满了许许多多关于他自己和世界的模糊而严肃的思想。 


第八章
 
  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赶在其他各师之前参加了战斗。到达医疗营的第一批伤员们讲述着德国坦克反复不断和顽强的进攻。

  不久,德国轰炸机也出现了,它们在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投下了几颗炸弹。

  习惯了的前线生活开始了,一片警报声。

  深夜从师部开来了一辆汽车,它带来了叫外科主任到师长观察所去的命令。

  坐着汽车来的那个军官不断地催促着塔尼亚,但是他却不说明是怎么回事。他只对她说,她施行手术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要带去。

  他们坐汽车走了。汽车驶过几个被毁灭的村子,折入一小狭窄的小路,在田野里结了薄冰的小丘上面颠簸。四下里尽是轰隆声和呻吟声。机关枪的扫射很近。

  汽车在谷地里一座长满幼小的枞树的小丘旁边停下来了,军官下了汽车,并帮助塔尼亚下车,他说:“我们在这儿步行吧。”

  他们开始走上小丘。炮弹在前面后右面爆炸。一会儿后,塔尼亚看见了一条新掘的堑壕,它通到丘顶上。

  “请到这儿来,”军官做了一个手势邀请塔尼亚,仿佛给她打开戏院的包厢门似地说。

  她沿着堑壕走。这儿有肮脏又潮湿。堑壕把她引到了用圆木掩盖着的掩蔽部入口。

  在一所阴暗的屋子里,人们坐在地板上和炮眼旁边。有一个人在打电话,他的嗓子完全沙哑了。

  “医生来了吗?”有人在黑暗中问。

  “来了,”

  小木门打开了。

  “请进来。”塔尼亚听见了师长的声音。

  隔壁后面的一张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塔尼亚在幽暗的烛光下看见伏罗别耶夫上校斜躺在一张躺椅上。他把一支卷起了袖子的手伸给她,并且勇敢地说:

  “别告诉任何人!要不他们就会嚷起来,叫我到后方去。这不过是轻微的擦伤。请您诊察一下。”

  伤势似乎并不那么轻微。虽然这颗德国子弹已经没有力了,显然是嵌在手臂肘弯下面的软组织里。

  “您必须到医疗营去,”塔尼亚坚决地说。

  “我决不离开观察所。”

  “去吧,上校同志。”

  “不去,我的师正在作战。德国人压迫得很紧。您却说:‘去,去!’”

  “要是您不听我的话,我马上就报告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他们会命令您去。”

  伏罗别耶夫生气地说:“我不允许您报告。在我的师里我是指挥员。”

  “在受伤之前是那样,”塔尼亚反驳,“既然您的手臂里有子弹,那么我就是指挥员。”

  “我不许您走。”

  “您别这样做。我有很多伤员,不只是您一个人。”

  伏罗别耶夫恳求地说:“柯尔切娃,亲爱的!……我请求您!……请您帮帮忙!……我怎么能躺在医疗营里呢!……我不能!就在这儿作手术吧。”他轻轻地补上一句:“师的损失很重。”

  塔尼亚踌躇了,于是叫人拿水来洗手。

  四周忙碌起来了。塔尼亚把器械摆开,开始作手术。师长不作声,也不呻吟。电话响了。集团军司令员叫伏罗别耶夫听电话。他用一只没受伤的手拿起听筒,痛得皱紧眉头,他故意装出精神勃勃的声音回答着集团军司令员:

  “是,我照办。一定做到。我调用自己的预备队。一切都会办妥,可以击退。”

  当手术完毕和包扎好了的时候,上校脸色苍白,出了一身汗,他向后一仰,靠在枕头上,带着孩子般的骄傲说:“我们是多么坚强的人啊!边防军!谢谢,塔涅奇卡!……记住,千万别跟任何人说!……我们一击退德国人,我就到您那儿去换绷带。喂,给我保护这位医生!”他向另一个房间里的什么人嚷道:“领她走出交通壕……这儿除了她可没有人施手术!”

  当塔尼亚离去的时候,她听见了师长对军官们说的话:“喂,该开始工作啦!萨维里耶夫那儿的情形怎么样?”

  塔尼亚带着激动兴奋的情绪回到了医疗营。她被前沿的情况所激动,而完全忘却了她个人的悲伤。

  在医疗营里有人告诉她,克拉西科夫刚才到这儿来过,他问起她,知道她去处不明而且还没回来,他显然很难过,虽然他竭力想掩饰这种神情。

  第二天他又来了。塔尼亚刚刚结束日常的手术。她很高兴他的到来,马上就向他探问前线的情况。

  他破例地不回答她的问话。他不脱去大衣,只是正眼对她直视,末了说道:“请原谅我,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可是我是军人,喜欢行动公开。有人告诉我,施奈德穆尔近郊的一个少校曾经来看过您,后来您就整天不在。昨天夜里您又出去过。当然,我没有权利责问您,可是……我很痛苦。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或者您又会发笑吧?”

  她没有笑,可是也不回答他的话。

  接着他突然向她求婚,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并且说他没有她就活不了,他请求她跟昨天她去访问的那个人断绝来往。

  她对于这些话不由得笑了起来,于是他愤怒地嚷道:“您又笑啦!”

  他显得很可怜而又不知所措。

  塔尼亚给感动了。她想不到克拉西科夫是这样地爱她,而爱情竟能够把这个平常很自负而又稳重的人变成这副样子。

  她由衷地怜悯他了,于是她说:“我不告诉您我昨天在什么地方。我必须遵守诺言。无论如何,我不是为私人的事情出去的。但是那个少校……那个少校不会再来。他永远不会再来,他牺牲了。”

  有人来叫她到手术帐篷里去,她匆匆地走了。 


第九章
 
  虽然塔尼亚对克拉西科夫的求婚没有回答过一言半语,可是他觉得基本上什么都解决了。他因此很高兴,但同时又很畏惧,并因为轻率求婚而微微后悔。他惶恐地想到他的妻子和女儿。甚至与其说想着他们,还不如说想着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那次和塔尼亚谈话以后,虽然他怀疑又害怕,可是他比从前更顽强地找寻着和塔尼亚见面的激昂。这种暧昧状态使他很苦恼。自然,最好的办法是把塔尼亚完全置诸脑后,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所能做得到的了。

  塔尼亚完全没想到克拉西科夫心里的事情。她常常诚恳而亲切地打电话给他,并且老是答应到他那儿去玩,可是医疗营的事务总使她脱不了身。

  有一次她终于趁空上他那儿去了。

  塔尼亚驾着汽车,望着旁边掠过的德国村庄,围墙上和房屋上的白旗迎风招展。天气已经很暖和,有真正的春天气息。

  军部设在一座小镇里。士兵们和从集中营里给解放出来的战俘在街上行走。塔尼亚从拥挤的人群中穿出去,转入一条静谧的小巷。

  “到啦,”司机指着石头围墙,墙后面望得见一个小花园,在院子深处有一座带有两座小塔楼的屋子。

  塔尼亚把车子开进大门,传令兵听见汽车声,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上校马上就来,”他说,“他请您等一会儿。”

  塔尼亚走进屋子,在写字台旁坐下来,桌子上放着克拉西科夫的一只图囊和一架望远镜。这儿摊着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一个军官的报告。

  塔尼亚因为闲着,就读起这份报告来

  报告里所叙述的是关于某营长伊里亚·维谢尔恰科夫少校和医务长格拉莎·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两人的调查材料。这两个人在营里过着夫妇一样的生活,这是违反规章的。

  进行调查的一个军官报告说,伊·彼·维谢尔恰科夫是师里最优秀的营长之一,曾经得过三枚战斗勋章,受伤四次;工人出身,一九三八年入党,没有手过处分;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入伍;从前参加过哈勒欣湖和芬兰战争。据这个军官说,他爱着格·彼·柯罗特娃,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也将跟她一起生活。被询问过的党员们都证明维谢尔恰科夫和柯罗特娃是互爱自尊和同志般的战斗友谊的典范。格·彼·柯罗特娃,非党员,一九四二年七月被征入伍,曾经受过伤,得过一枚红星勋章和一枚战功奖章。虽然不止一次地要到模范医务工作者的她到医疗营或者团卫生队去做危险较少的工作,可是她都拒绝了。并在营里和前沿度过了整个战争。她曾经因为在营里模范的医务工作,而得过团部九次嘉奖。

  结论是:认为调走柯罗特娃是不适当的。

  塔尼亚读完了这件棘手事情的文件后,微微一笑,可是接着她就收敛了笑容,陷入沉思中。

  这当儿,窗外传来了汽车的呜呜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有个人和克拉西科夫一起来了,塔尼亚退避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她不愿意跟上校的同事见面。她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从窗口可以看见给盖上了一层薄雪的小花园,她不由自主地成了克拉西科夫和另一个上校——军政治部主任温盖罗夫两人间的谈话的看不见的证人。塔尼亚听得出后者的声音。

  克拉西科夫问:“您看过这份关于维谢尔恰科夫的事情的报告吗?荒谬之极!请看看结论!”

  温盖罗夫上校安静地说:“我知道……普洛特尼科夫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他们都是好人,勇敢的人。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吧,我去了解一下。”

  “但是您必须同意,”克拉西科夫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样是不好的。他们是在这儿前线上相识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友谊!这必须终止,免得别的人,特别是结果婚的人仿效!我不必对您解释道德因素的重要性。”

  随后他们谈到了军事行动。最后温盖罗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说话的声音远了。汽车轧轧地响起来。一片寂静,传来了克拉西科夫沉重的脚步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轻轻地喊:“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她坐在黑暗里,不愿意回答。她现在不想看见克拉西科夫。

  门开了,他在门槛上出现了,显然他很高兴。他走进了黑暗的房间里,看不见塔尼亚,继续喊着:“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摸索着,继续往隔壁房间走去,他打开了门,又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朝黑暗里张望一下,一边笑,一边说:“哎呦,您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塔尼亚!……您在哪儿,塔尼亚!”

  塔尼亚默不作声。当克拉西科夫消失在隔壁房间里的时候,她站了起来,走到那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就是在写字桌上放着一只图囊、一架望远镜和一份用打字机打的报告的那个房间。一会儿后,笑呵呵的克拉西科夫从远远的房间里回来了。

  他看见了塔尼亚冰冷的目光,不觉大为惊异。他知道了她愤怒的原因后,暗暗地痛责自己说话轻率,并且开始辨白:“干么您把这件事和旁的事情相提并论!”他问,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惊惶。“这不过是要把一个优秀的营长从那个讨人厌的女人手里救出来而已!”

  她说:“您不必辨白。您所说的关于这两个人的话或许是对的。问题在于,您的话也应当适用于您自己。不可以有两种道德——对某些人适用这一种,而对另一些人适用另一种,”

  他茫然失措了,默默地望着她穿上大衣,束好腰带。看见塔尼亚真的要走,他声音沙哑地说:“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去……”

  他紧紧地挨近她的身边,可是她没有丝毫害怕的表示,只是突然笑了笑说:“当心,我会写信个西斯克雷洛夫。”

  于是克拉西科夫马上就退到了窗口,当他掉转身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塔尼亚走到了小院子里,汽车里的司机座位空着。点火机的钥匙插在锁孔里。她想了想,就坐在驾驶盘后面,踏着起动机。

  不知为什么车子摸黑行驶着,过了一会儿,塔尼亚才想起她忘记开车灯。显然她的情绪比自己所感觉到的要激动得多。

  她把车灯打开了,道路亮了起来。汽车在夜晚的小镇街道上颠颠簸簸地行驶。

  接着她听见背后有轻微的震动:原来司机类后面的座位上睡觉。这很好,他可以把车子开回去。

  塔尼亚想起了,她提到军事委员对克拉西科夫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觉突然笑了起来。可是不,那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塔尼亚觉得很伤心。

  克拉西科夫对于她毕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在她的生活中,他显然占着一个不小的地位。在困难中和在不高兴的时候,在日常工作中,她常常想起她有一个朋友,一个惺惺相惜的、可信赖的和亲密的朋友。

  她竟会看错了这个人——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那时候四周挤满了人。黑压压的影子在路上迎着汽车移动。雨落在士兵们的带耳扇的帽子上。防雨大氅飘舞着,靴子嚓嚓地作响,汽车的车头灯照亮了运输马车、向上昂起的高射炮的炮身,扛在两个士兵肩上的防坦克枪,某个人的安详的脸。或许不久她就会在手术台上看见这张脸。那时候她塔尼亚就不是一个懦弱的女子,而是战士们尊敬的任务——外科医生。

  司机醒来了,他迷迷糊糊地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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