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河上的春天 [苏] 卡扎凯维奇·ЭМ- 第11部分

　　战线已经远远地西移。俄国人的后勤部队无穷无尽地行列沿道路蜿蜒而进。

　　穷途落魄的、肮脏的、长满胡子的温凯尔，为了安全起见，跟一个回故居去的人口众多的波兰家庭接近起来。不顾长途跋涉的辛苦和恶劣的气候，这些波兰人都兴奋而愉快。迎面来了一大群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勃人，他们也是被红军解放出来的。这群人一见面，都兴高采烈地互相欢呼、交换消息。

　　道路上热闹、愉快而紧张。

　　温凯尔所接近的那个波兰家庭有点儿怕他，疑心他有些神经紧张。他自己也使他们加强了这个怀疑。他常常地喃喃自语，不时沉重而大声地叹息。波兰人大概都极力想避开他，可是有一次他“无意”中说出，他曾经在梅达聂克被监禁过一年半，于是他们都由衷地怜悯他了，开始照顾他，给他好吃的东西，大女儿雅德维加甚至邀他到她们的老家霍德席日去休养和“恢复神志”。

　　家常马尔青凯维奇从前是铁路的转辙手。一九四一年他被迫从他一生所居住的地方迁到“总督管辖区”去。现在他们一家人要回到故居去了，他们都很高兴，满怀着希望。他们都是温和而可爱的人。

　　一天清晨，离他们旅行的目的地只有几公里了，突然从森林里走出来一大群武装德军，由一个军官率领着。

　　路上发生了片刻骚动。一切都停住了。

　　“俄国人走远了吗？”军官用德语简短地向惊慌失措的波兰人们询问。

　　波兰人都默不作声。

　　温凯尔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他跑到德国人跟前说：“有一支俄国辎重队刚刚走过，它向右转弯了。”

　　使温凯尔惊讶不置的是：德军马上照他所指示的方向快步走去了。温凯尔踌躇了一会，过后也跟着德国人去了，甚至也不回头向马尔青凯维奇一家看一眼。突如其来的谈话和“前梅达聂克囚徒”出色的德国话，使他们都大吃一惊。

　　大概德国兵需要粮食或武器，他们准备袭击辎重队。温凯尔决定向这个军官坦白说出自己的身份，决定不单独地而是跟随着这支人数众多的德军部队一起逃往德国。

　　五分钟后，这支德国军队走进了一座小树林，看见了长长一列马车队，载运着干草和箱子。几个上了年纪的俄国兵手里牵着长长的缰绳，从容地在马车旁边行走。他们至多不过十个人。

　　“上尉，”温凯尔说话了，他决心不再象最近几天那样装痴扮呆。“我是集团军司令部的军官……”

　　军官用莫名其妙的目光望着他。突然间温凯尔看见军官和士兵们高高地举起双手，朝着俄国辎重兵们走去。苏联士兵已经看见德国人走过来，都站住了。

　　温凯尔木然站在道路中央，微微地颤栗着。他打算尽快逃到森林里去，可是一个俄国士兵突然叫住了他：“喂，你在那儿干么！”

　　温凯尔走近了些。

　　“告诉他们，到那边路上去，那儿有我们的检查哨，他们到那儿去投降吧，我们没有工夫。”

　　温凯尔连忙把这些话翻译给一个德国人听，并且马上溜进了路旁的灌木从里。

　　经过几天颠沛而艰苦的流浪生活，温凯尔来到了一座大森林。混凝土防御工事、狂风吹倒的树木所搭建的交通壕、生锈的带刺铁丝网，沿森林边蜿蜒着。

　　森林里寂然无声。黄昏到了，是一个月夜，天气暖和些了。松树在掩壕里、永久性碉堡和堑壕上面沙沙作响。这些陈旧的建筑物显然已经没有人防守了。它们里面充满了烂草、融雪和潮湿的陈腐气息。

　　温凯尔走下到一个铺着没刨过的深褐色木板的掩壕里，这儿虽然潮湿，可是温暖。温凯尔把头靠在炮眼下面的墙上睡着了。

　　早晨他醒过来，冷得浑身发抖：他发烧了。

　　他好容易从掩蔽壕里爬了出来，在森林里慢吞吞地行走，碰见了越来越多的防御工事，他恍然大悟：这里就是曾经大吹大擂过的“东方壁垒”地带，就是在应当阻止俄国军队进入德国心脏的道路的那个地带。

　　“壁垒”深达几公里。松树在它们上面沙沙作响，把雪花洒在混凝土工事上面。德国人甚至来不得在这儿抵抗，他们逃窜得越来越远，逃到奥德河，逃到柏林去了。

　　一会儿后，他到了一个德国村子，在那儿的一所有着许多壁钟的屋子里，他碰到了鲁缅采夫。在俄国人走了以后，德国情报员坐了一会儿，接着又躺下来，把脸埋在枕头里。　


第十四章
　
　　鲁缅采夫离开那座有许多钟的屋子，搭上一辆同路的车子到师长那儿去，师长正在不耐烦地等他。将军很想知道，军事委员是不是谈起过他和他的师，以及说了些什么。

　　塔拉斯·彼德罗维奇·谢列达经常假装他对上级长官的评价毫不介意：他说，他是一个军人，不是为了褒奖而打仗。但这不过是热心的、警觉的和经常的关心上级指挥员对他和他的师的意见的一种巧妙的掩饰而已。

　　政治部主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常常嘲笑师长的这个弱点。

　　战前普洛特尼科夫不是军人，他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后来在库班一个农业机器站担任政治科主任，他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在哈尔科夫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待人是诚恳朴实的。

　　普洛特尼科夫在一九四二年被派到谢列达将军这儿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将军知道有一个“哲学家”被派到他这儿来，而且这个人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他并不觉得很高兴。

　　可是见面的却是一个出色的、善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阐述最困难问题的宣传家，而不是一个如他所想象的咬文嚼字的聪明的政治工作人员，将军这才明白自己看错了人。此外，他不久就发觉上校是很勇敢的，而且这种勇敢是轻松愉快而又从容不迫的。在将军——一个道地的军人——看来，勇敢是种最重要的品质。

　　从战争开始的时候，普洛特尼科夫有条理地研究军事，就象他处理各种工作一样。他用清秀的书法把野战条令里许多很长的条文都摘录下来，熟悉了空军、炮兵和坦克部队的战略和技术能力。至于他的本行——政治工作，在这方面，照谢列达的说法，他是“上帝”。

　　这两个人从前都是工人，一个做了将军，一个成为学者。他们亲密地一起生活，融洽地一起工作，但是这没有妨碍过“头衔小的”常常对“知识少”的提意见，当没有别的人在场的时候，他们有时侯就互相打趣地这样称呼。问题在于，“知识少”的谢列达将军时常被“师的本位爱国主义所迷惑”，他不是企图把别的师里优秀的外科军医、军官和军需人员拉过来，就是企图把友军捉住的俘虏据为己有。要是自己人犯了什么过错，他严厉地斥责他们，但是极力不声张，免得“家丑外扬”。

　　全师的人都爱谢列达将军，部下都高兴地谈到他了解人情、他那惊人的勇敢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不畏艰险的伟大坚毅精神、有点儿粗鲁可是机智的幽默，甚至也谈到他所珍爱的那两瞥卷曲的黑胡子。

　　“什么事情把鲁缅采夫留住了？”将军问，不时看表。

　　“啊！你动了好奇心啦？”普洛特尼科夫狡猾地探问。

　　“是呀，”将军承认。

　　薇卡在隔壁房间里站在打开的手提箱旁忙碌整理行装。她准备到第二线去。她很不愿意走。这个姑娘象一般参谋人员一样，对“后方”有些儿瞧不起，虽然师的后方距离前线很近。将军任她选择：或者在师报纸编辑部里，或者住在后勤司令部里，跟军需处的阿斯塔霍娃少校住在一起。

　　薇卡想了想，选择了编辑部。战地记者们——这毕竟比军需员们有意思地多。而且那儿有一个可爱的女人担任着排字和印刷所的主任，她从前是狙击兵。她们决定住在一起。

　　薇卡好几次热切地要求让她照旧留在司令部里，可是这些请求都没有结果。塔拉斯·彼德罗维奇执行上级的命令是一丝不苟的。他不能漠视军事委员亲自下达的命令，虽然他明知道，西斯克雷洛夫将军不会来检查这个命令的执行情况。

　　谢列达不时提高嗓子，严厉地催问薇卡：“准备好了吗？”

　　她没精打采地整理手提箱，一边回答道：“马上就好。”

　　鲁缅采夫终于回来了。

　　“我们要把施奈德穆尔攻下！”他马上报告了最重要的事。

　　“军事委员预测，德国人将坚守这座城市，这是‘东方壁垒’的要塞。”

　　师长马上召来了参谋长和炮兵司令，一面跟军部取得了联络，一面打电话给各团部。一句话，在这种时刻常有的军务忙碌开始了，这使每个军官都觉得高兴。军部证实了：师的任务变更了，它的进攻地段向左移，向施奈德穆尔转移。一小时后，军部送来了相同的书面命令。团长们和配属给师的部队都到达了。

　　配属给师的有一个防坦克炮团、总指挥部的一个预备炮兵团、一个近卫军迫击炮营和一个自动推进炮团。这些部队的司令们都带有几十门破坏力强劲的炮——火海。但是他们都是温和、沉着而文雅的人物。师长望着他们，一面在心里计算着这个喷火集团每个人的火力：这个中校有多少门炮，那个少校有多少门，而这些人每分钟总共可以发射多少次。

　　按照每个步兵团分配了力量，把“卡秋莎”留给自己直接指挥，又留下自动推进炮团作为防坦克预备队，然后将军站起来，其余的人们也跟着站起来。

　　“同志们，我为你们惋惜，”将军说，“当别的部队整向柏林挺进的时候，你们却留在施奈德穆尔城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希特勒不把军队撤到奥德河去保卫首都，却把有生力量封锁在各城市里。波兹南、布雷斯劳，而现在是施奈德穆尔……对，尽快地攻破这个堡垒才对我们有利，我预祝你们成功！”

　　薇卡悄悄地跟着鲁缅采夫一同到侦察兵那儿去了。路上她告诉鲁缅采夫夜里收到了米谢夫斯基一队人拍来的无线电报。米谢尔斯基那儿一切都好，好象他还捉住了一个俘虏。

　　薇卡特别喜欢鲁缅采夫。她喜欢他那愉快的蓝眼睛、他的勇敢和机智，而主要的是他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她就是这样称呼鲁缅采夫给师长写的报告的。他时常讲到德国人，讲到他们复杂的移动和意图，他的话语里夹入了许多德国师团稀奇古怪的番号和前所未闻的俘虏们的名字。一个师的名称——‘骷髅’，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它现在在哪儿？”薇卡问。

　　“在匈牙利。”鲁缅采夫漫不经意地回答。

　　侦察兵们的小屋里是静悄悄的，当一个侦察队在敌后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住地常常是这样的。士兵们都聚集在一个大房间里，静静地倾听着邻室那扇关着的门里不清楚的嘈杂声和噼啪声。那儿在进行一件最重要的侦察工作——跟在德国人地区活动的侦察队通无线电。

　　侦察兵们都焦急不安。米谢尔斯基在三点四十五分拍来了第一次无线电报，答应在八点正的时候再跟师无线电台联络。现在已经是十点钟了，而“小河”（米谢尔斯基的呼号）还没有信号。

　　侦察兵们见鲁缅采夫走近来，都轻快地松了一口气，仿佛鲁缅采夫一来米谢尔斯基就会回答似的。

　　米谢尔斯基只在中午回答过一次，套上耳机坐着的伏罗宁突然兴奋得满脸通红。

　　“说话了吗？”鲁缅采夫问。

　　“小河，小河！”伏罗宁叫喊道，愉快地点了点头。“我是海！你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

　　鲁缅采夫马上在无线电旁代替了他，听见了米谢尔斯基的声音。上尉报告说，德国人在沿着通往施奈德穆尔的道路（８－Ｂ点）移动。开过了一个中型炮队、二十辆坦克和两营步兵。沿库托夫河，城南的壕沟里有步兵。

　　“小河！小河！我是海！”鲁缅采夫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到十六地区去，右上角，在那儿等我们，别忘了信号。”

　　“十六地区右上角是一座大沼泽林子，在施奈德穆尔东北八公里。

　　“哦，总算完毕了！”伏罗宁高兴地嚷道。

　　“还没完，”鲁缅采夫担忧地说，“必须警告我们的炮队和各团……恐怕他们会把米谢尔斯基的部队当作德国人，在黑暗和混乱中可能把他们打死。我们到司令部去！”

　　可是司令部已经不在村子里了——它奉师长的命令向西移动了。鲁缅采夫坐了车去追它。　


第十五章
　
　　在作过司令部的邮政局的两层楼房里，一切都零乱不堪。地板上和柜台上，乱丢着各种印章、戳子、封套、文件夹、大捆信件、长长的一条条印着希特勒和兴登堡肖像的邮票和一堆一堆的铜币。

　　奥加涅相在电话交换台旁徘徊，他把插头插入了插座，微笑着呼叫不知姓名的用户。

　　“喂，喂！”

　　可是被用户遗弃的电话默默无声。

　　最有趣的是一捆捆的新报纸。它们中间有昨天出版的国民观察者。它们都是昨天出版的柏林报纸！它们都发出新鲜的油墨气味。刊在上面的戈培尔和赖伊的讲话也是最新鲜的，刚刚从喉咙里吼出来的。

　　登载在首页上的一篇文章是戈培尔在两天前写的。在每个战士的脑海里，一直被认为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纳粹的谣言和狡诈的抽象化身的戈培尔，现在最成为可感触到的具体的敌人了。

　　绝望的哀嚎已不是从被俘的“弗里兹”们口中喊出来，而是从最上层发出来了。鲁缅采夫觉得希特勒本人已经打算举起手来并喊叫这句已经家喻户晓的口号：“希特勒完蛋啦！”

　　那时一批新的俘虏被带来，奥加涅相开始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逃跑了的邮政局长的卧室里——审问他们。

　　俘虏们一般都供不出什么新的消息。他们都属于那支差不多被彻底击溃了的强大的“维斯杜拉”部队，这支部队是由新上任不久的统帅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的。

　　奥加涅相在战争中已经非常讨厌战俘，可是遇到了德军第七十三步兵师的一个士兵后，马上就兴奋起来，他眯着眼睛微笑——他跟这个师里的一个士兵可以谈上一整天。

　　第七十三步兵师是奥加涅相特别注意和特别憎恨的对象。他一知道捉住了一个第七十三步兵师里的人，马上就飞也似地奔去审问，甚至不惜牺牲他最爱的睡眠。

　　一九四二年二月，奥加涅相被召到部队去担任翻译，他被派到凯尔切区的一个步兵师里。他还没有来得及领到军装，德国人已经在大群飞机的掩护下进攻了。

　　甚至在三年后的今天，一想起那些日子，奥加涅相那对乌黑的眼睛里就冒出不可抑制的怒火。

　　在沿海峡的一块狭小的地方聚集了几千个人。天空布满了德国飞机，海滨被炸成一个黑黝黝的大窟窿，死人们在活人们中间躺着或坐着，他们比所有的人都闲适。但是自然界依然按着自己的规律在走着。夏日的天气是美好的，击岸的波涛在岸边粉碎成白色泡沫。德国人的炸弹在四周爆炸，可是海鸥还以为这是暴风雨，所以它们象以往在暴风雨中那样　噪着。

　　一次难忘的渡海开始了。人们搭了小船、汽艇、木桶和自编的木筏渡向梦寐以求的高加索海岸。他们已经不怕炸弹、不怕德国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