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内田良平（1874—1937），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是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曾打入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内部搜集情报；后又深入西伯利亚和俄国刺探情报。1900年组织“黑龙会”，在内田主持下，“黑龙会”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内田并亲自组织和操纵了朝鲜的卖国组织“一进会”，为日本并吞朝鲜制造“民意”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内田亲自起草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要求政府抓住时机，提出一系列全面控制中国的条件，胁迫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提出支持宗社党和革命党人在中国制造内乱，搞垮袁世凯政权，以顺利推行日本计划的建议。这份意见书是一个多月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蓝本，反映了日本扩张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基本思路。
…
送“高帽”的学问四（9）
…
33《日本历史人物传·内田良平》（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39页。
34大隈重信（1838—1923）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年轻时醉心西学，积极参加倒幕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公职，1880年以后，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共同发起立宪运动，组织立宪改进党，并出任总裁。后来多次担任内阁大臣，两度出任首相，因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未能取得完满结果，而遭到炸弹袭击，失去右脚。大隈1907年一度退出政界，创办了早稻田大学并任校长。1914年大隈再入政坛，出任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内阁力主参战，为的是乘机侵略中国，并攻占青岛，接管德国租界和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训令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试图一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受到挫败后，于1916年辞职。1922年因患胆石症去世，终年85岁。
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7页。
36同上，第8页。
37同上，第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版，第119—121页。
39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70—678页。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6页。
41参见同上，第117页。
42曾彝进，字书度，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大法学部，于有贺长雄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回国，先后任职于工部、邮传部、大理院、资政院；民国时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负责对日外交秘密事务。
43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后留学德、奥，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官、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凯的英籍政治顾问莫里循推荐，被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
44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七次担任日本大藏大臣，创办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纸币制度，因此贡献被天皇封为华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45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法务大臣、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时任日第一军军长，后升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元帅，他也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后被天皇晋封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2—284页。
47同上，第284页。
48同上，第286页。
4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长期任职于北洋，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即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关系既深且久。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孙官运亨通，从直隶候补道而先后出任驻法国、德国公使、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氏结为儿女姻亲，历任外交、财政总长、审计院长、代国务总理等职。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驻华公使，是“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日方首席代表。后出任驻北欧国家公使和驻德国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国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1913—1919年出任驻华公使，此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
52《顾维钧回忆录》（1）第122—124页。
53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398、401页。
5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81—382页。
55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139页。
56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6页。
57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5—36页。
58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5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0—141页。
60王禹廷：《中原大战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80—81页。
61《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42页。
62《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82页。
6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234页。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转引自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页。
65同上，第89页。
66《中日二十一条史料全编》第236页。
…
送“高帽”的学问四（10）
…
6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68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页。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项“引诱条件”是：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交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
（3）严格取缔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同意修改税率。
以上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3—14页。
70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山东友谊出版社版，第586页。
71同上，第435—436页。
…
送“高帽”的学问四（1）
…
在本章中，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和个体生命都走到了尽头。看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什么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恢复帝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当时危机潜伏，扰攘不已的中国，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反对派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全国，使刚刚平静不久的中华大地再起烽烟。本章开头所选的引文，就是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形势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凯帝制自为，闹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最后羞愤而亡的下场，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讨的是，以袁这种一向精明稳重之人，怎么忽然昏了头，一股劲地往险路上走？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他成为大总统之后，想更进一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毋宁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么急，而是假以时日，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为什么会着急偾事的主观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再有，何以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来团结紧密的北洋集团何以不再服从袁氏，从而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这是需要探讨的客观原因。袁的失败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称帝原来是做不得的事情。后来的某些独裁者尽管实际权力不逊于皇帝，但不再有人敢于称帝，这可算是袁氏从反面为中国政治做了贡献吧。但袁氏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它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领袖人物能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就在于独裁专制体制赋予了个人太大的权力，所以个人的失误往往会造成全局性的危机和灾难。
关于撤消帝制的大总统申令1
（1916年3月22日）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恭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2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3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辞，，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强）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4。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至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5内省，良用矍然6；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致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7而不顾也。方今闾阎8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仰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为）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致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国务卿徐世昌副署）
…
送“高帽”的学问四（2）
…
1915年12月13日（旧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仪式。据袁的亲信、躬予其事的唐在礼9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忽然，在12月13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
约在9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10
登基称帝，这在袁世凯来说，是其一生事业的顶点；而袁氏为人行事，也向来以慎密稳妥著称，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莽撞草率行事呢？这是探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时时出现在笔者脑中的一个问题。
在击败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以武力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之后，袁世凯开始有计划地整理内政，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措置更张，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潜消地方割据势力。
在中央，主要的举措是制订新约法，确立总统制。具体步骤如下：
一、孙、黄失败，流亡日本后，袁因成为正式大总统，仍须借重国会完成有关程序，故请熊希龄组阁，并听任国民党人占优势的“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天坛宪法大纲》十二条，这个《大纲》仍然主张“责任内阁制”，当然，这绝非袁所需要的宪法，但总统选举更为重要，所以他对此不动声色。
二、在当选总统半个月后（10月25日），袁致电各省军政长官，授意他们反对宪法草案。但“宪法起草委员会”仍然于一周之后通过了《大纲》。显然，国民党不去，袁氏后几步的棋就走不下去。故袁以国民党议员中有多人与孙、黄通谋，参与反叛为由，于11月4日断然宣布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和徽章。这样，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陷于瘫痪，宪法起草委员会也于10日自行解散。
三、11月26日，袁委派李经羲、梁敦彦11等九人为“政治会议”议员，与各部各省所派代表一起，组成“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以李经羲12、张国淦为正副议长。不用说，这是世凯实现自己目的的御用组织。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议决停止国会所有现有议员的职务，解散国会；1月24日，政治会议议决特设“约法会议”（相当于原来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2月，又议决解散各省省议会；至此，原来的民意立法机构已全部不存在了。
四、3月18日，“约法会议”正式开会，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议员有宝熙、袁金铠、齐耀珊、马良等六十人。到了4月29日，“约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民三约法”，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