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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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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海战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6月下旬，日军于元山登陆，北上攻占了会宁；7月，日军第十三师在库页岛登陆，8月1日，俄守军投降。至此，日俄军事行动结束。俄国在远东丧失制海权后，已无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能力，尽管其陆上作战能力尚有很大余地，但因国内爆发“二月革命”，也难以继续对日作战。日本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但后备资源和财政也已陷入困境。因而在美国调停下，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坐下来谈判议和，并于9月5日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清廷在俄日和谈期间，于7月6日由外务部照会美、日、俄三国驻华使节，声明日俄和议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认。这一着在外交上很重要，承认了就永远失去了，不承认固然暂时收不回来，但将来国力恢复或强盛时还可以收回。大清国糊里糊涂地丢失了大片国土之后，总算吸取了教训。而后来丢失的大片国土，就是后来的糊涂者的责任了。
和约实际上是两个强盗之间的私相授受，背着主权国家对东北权益进行的再分配。和约有正约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
（1）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均享有特殊的利益。日本在朝鲜的活动，俄国不得阻挠与干涉。
（2）双方约定，除辽东半岛租借地外，现被两国军队占领及管理的东北全部交还中国，由中国接收施行政务；俄国在东北的权益，凡违背机会均等主义者，一律取消。
（3）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界权，以及界内的一切设施财产，转让给日本。
（4）俄国将宽城子（即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连同附属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
（5）俄国将库页岛自北纬50度以南及附近一切岛屿永久让与日本。
（6）俄国准许日本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属沿岸一带经营渔业。
（7）两国在中国东北之军队，除远东租借地外，限于十八个月内一律撤退；撤兵以后，两国皆可置守备兵保护在东北的铁路，守备兵数，每公里不得超过十五人。
权益瓜分完毕后，日本回过头来与清廷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善后条约》（1905年12月22日），在这个条约中，在获得清廷对日本在《朴次茅斯和约》中从俄国手中接收的全部权益的“概行允诺”外，清廷还允诺在奉天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之宽城子（长春）、吉林省城（即吉林市）、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十六个城镇自行“开埠通商”。此外清廷还“允许由安东县至奉天省城所筑造之行军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改为转运各国工商货物”，并与朝鲜的京义（汉城至新义州）铁路相连15。
清廷此时正处于与日本关系最为热络的时期。能够借助日本的力量收回东北全境，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原来出让给俄国的权益，在清廷看来，应该是相当合算的。至于开放通商，本来就是清廷防止瓜分独占的基本策略，自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笔者最初读近代史的时候，总纳闷清廷和李鸿章、袁世凯怎么那么窝囊，国家为何那样屈辱，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就是弱国尤其是战败国的命运，屈辱吧？没错，但无可奈何，今日的伊拉克不也还是如此吗？在国际政治中，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奇怪的反倒是，日本付出了几十万将士伤亡的代价，却为何没有乘着胜势捞取更多的权益？或者干脆和俄国作一番交易，瓜分已处于两国占领下的东北？它们要是这样做了，中国当时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与之对抗的。大清国这就不得不感谢山姆大叔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了。原来，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即训令美驻中、日、俄公使，请日俄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限制作战区域。2月20日，海约翰国务卿再次向各国发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美国总统罗斯福1905年4月出面调解时，劝告日俄直接谈判，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交还给中国。日本表示接受并于5月25日对美正式声明，开放满洲，交还中国16。日本为了拉美国站在自己一边，除以门户开放的许诺讨好美国外，在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来东京为其环球铁路计划游说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对他的计划（其中一段要在东北修筑）也是满口应承，并与哈里曼签署了造路的备忘录。1905年7月，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一项谅解（会谈觉书），主要内容为美不反对日本合并朝鲜，而日本则对菲律宾不图侵占，美日共同维持远东和平。这样，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员，因而美国在战争中与英国一样，表面中立，实际上偏向日本。譬如，它要求俄、日限制作战区域，但仅限于东北，而故意漏掉了朝鲜，明显有利于日本；又如，战争期间，美曾与英国在各自国内允许日本发行、募集公债，为日本提供急需的战争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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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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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既是以反对俄国独吞东北，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名义打的这场战争，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尽，没有余力与山姆再搞对抗，所以就行韬晦之计，暂时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养生息，以待来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独霸南满的意图，在东北建铁路的备忘录被宣布无效，哈里曼的计划也就此泡汤，日美之间由此生出了嫌隙，而这也就成为美国日后干涉“二十一条”，美日交恶，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结盟打击日本的的远因。
1907年7月，日本又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协定》，其中的秘密条款就是日俄瓜分东北权益的规定，在这个交易中，日本在承认俄国在北满的一切特权外，并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则在对应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外，也承认了日本与朝鲜间依现行条约为基础的共同政治关系，即在实际上承认了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17。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初步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核心计划，即控制朝鲜、中国东北等对其至关重要的所谓“利益线”，当然北满还在俄国人手里，但日本人有这个耐心，东北早晚要全部拿过来，这就是日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但在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关系却处在“蜜月时期”，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是“日中亲善达到了最顶点18”。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在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期间开始极力拉拢中国。日本摆出一副“亲善”的面孔，见了中国人就大谈东方民族要携起手来，对抗西方的侵略；日本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变法改革运动，处处表现出很热心，很想帮助中国富强起来的样子，一时还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国人。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先后派出许多高级将领，到中国游说，劝诱中国大量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派遣武备学生赴日本军校留学深造，为此，还专门开设了“振武学校”、“成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当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时，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专程到保定造访袁世凯，接洽“中日军事合作”问题。同年10月，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应聘前往中国的军官发布了特别的训示，要他们“努力工作”，在中国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强调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19”。很显然，日本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着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培植起一个“亲日派”，作为日本将来侵略中国的工具。
日本这一套可能使缺乏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经验的人上当，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凯，在朝鲜时，文的武的，他与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对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么怎样解释北洋反而是当时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备学生最多，与日本人搞军事合作最紧密，与日本军事顾问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联络、依靠日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只能以更为先进的列强为师，不管人家是否打过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强的国家学习，才有可能摆脱积弱积贫，受人欺侮的现状。
其次，中国需要其他列强出头抵制俄国的侵略，这种侵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国既没有力量抵御，只能采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尽管日本的意图也是侵略，但它的实际威胁在将来，而俄国的威胁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确实有的可学。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还不过是个化外蛮夷的蕞尔小国；但甲午之战居然打的大清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更让国人吃惊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败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陆海军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一个比大清更弱、命运也相同的小国崛起为东亚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确实给了中国人启示与希望。更何况，这个日本在大清国患难之际频频招手微笑，主动出头摆平俄国，不顾《辛丑条约》禁运军火的条款，大批出售武器弹药给中国呢。而且袁世凯和当时朝廷的大员都认识到，日本经验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庚子年后“近学日本”成为一时的风气。况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学要便宜很多，在当时那种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呢。据统计，1904年初，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武科学生二百余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至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几倍20；东洋之风，可谓劲矣。
袁世凯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却不肯不利用日本的这笔教育资源。他历来重视军事人材的培养，当然不会放弃机会。1902年3月，袁从武卫右军的随营学堂中选派了五十五名学生赴日留学，1907年又陆续派出了近百名武备留学生，以培养“高级将材”。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受到重用，担任了高级军职。较著名的有：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楷、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袁还在保定武备学堂附设了留学预备班，蒋介石、张群等就是经由这个预备班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袁世凯在编练、扩建北洋新军时大量聘用日本军官，全盘引入日本军事教学与训练方法的做法，还在于他认为日本陆军师从德国，而北洋新军从小站起就是由德国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训练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实际上仍与原来的训练一脉相承，不至于杆格癥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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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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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世凯乃至清廷在新政和日俄战争期间的所谓“亲日”倾向，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式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不乏相互利用的成分。譬如，中国在日俄战争中采取的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局外中立”政策，不仅暗中替日本收集东北俄占区的军事情报，而且默许甚至授意东北的胡匪和马贼与日本人合作，破坏俄军补给，扰乱俄军后方，袭击俄军守备部队等等。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就是由此崛起的呢。在某些重要战役中，马贼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辰日俄战争中，日军在辽阳南首山一役遭俄军抗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结果利用冯麟阁、金万福所部骑匪数千人组成了所谓“忠义军”（当时人称为花膀子队），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出于不意，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军乘胜长驱北上，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日俄战争胜负之局，由此也就决定了。冯、金两匪部，帮助日本袭击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因而决定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军事当局奏明天皇奖赏他们两人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这两个匪首收编重用。不久，金、冯两人就被清政府擢用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和帮统。21
说到清廷这一时期与日本人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袁同两名日本顾问的关系略作透视。这两名顾问，一是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一是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坂西利八郎。
青木宣纯（1859—1923），日本宫崎县人，出身于武士家庭。据说青木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也是受到此书的影响。青木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来进入参谋本部，热心钻研中国问题，不久后被派往广州刺探中国内地的情报。青木以极大的毅力学习中国语言，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和广东话，是日本军部中第一个“中国通”。他先后在广州、北京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情报，随后被派往比利时留学军事。甲午战争前被调回参谋本部，专门研究对中国的作战，并以第一军参谋身份随军出征中国。战后，青木从1897年起长期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袁世凯在山东编练新军时，青木曾受聘担任顾问，由此与袁搭上了关系，青木工作努力、认真，深受袁世凯的信任。
1903年10月，青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到达天津，会见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说明日本开战意图及刺探俄国战备的谍报任务，与扰乱其后方的重要性，请求中国合作22。”青木的这一要求出自日本军部对俄作战的计划：
当时参谋本部大山岩任总长，儿玉源太郎任次长，福岛安正任作战部长。儿玉参谋次长鉴于时局紧迫，欲求增进日、清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在日、俄开战之时实现下列重大任务：
一、日、清协作组织刺探敌情的谍报机关；
二、不断破坏敌军背后之交通线；
三、利用马贼集团威胁敌军之侧翼。23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曾再次邀请青木出任北洋的军事顾问，青木推荐立花小一郎代替自己，而于1902年返国。为了找一个袁世凯信任和熟悉的人，游说中国合作对付俄国，儿玉次长亲自登门拜访，动员青木前往天津从事这项秘密使命。
青木抵天津后会见袁世凯，共同就谍报协作问题及动用马贼等问题进行协商，袁慷慨应允。对有关谍报协作问题，袁表示已向旅顺、满洲一带派出谍报侦察人员数十名，今后每次情报均会及时提供给日方。对动用马贼集团问题，袁表示只要在直隶省界以外便予同意，并可秘密给予援助。此后，凡各地谍报人员每日传递总督府的情报，袁立即出示给顾问坂西少佐，坂西译成日文后，送交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用电报发往日本大本营。24
当时日本在中国派驻了许多特务机关（对外称作“军事使节团”），专门从事谍报破坏活动，“青木机关”、“坂西机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从《土肥原密录》中的材料看，袁世凯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知道了日本不惜一战的决心，并且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袁世凯为了协助青木的工作，把自己的部下段芝贵、吴佩孚派到了青木身边。众所周知，吴佩孚以后的发迹，是由于先与青木，继与坂西及土肥原等日本方面的代表人物长久保持着密切关系有关25。”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敌后作战任务，并于1904年被晋升为少将。此后青木长期担任驻华武官，1913年晋升为中将。民国时期，因为袁世凯“亲英美，疏日本”的政策及在“二十一条”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