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五十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两个家伙是否安全。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你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你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你，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你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你！”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个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过这个坎，让我的家挺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我们都应当想象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儿没关系，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块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这个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三十二元钱。我要靠这三十二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五百五十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四百五十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
第5章 我没忘，我是来义乌挣钱的
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六十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一九九八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五百六十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五百五十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三十二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一九九八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平白无故挨了一嘴巴的我，虽然怒火中烧，但也只能作罢。原以为我作罢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与我主管敌对者）将这事告诉了厂长。厂长开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给我主管（厂里有规定，出手打人者罚款一百元）。这下我主管又恼了，他气汹汹地找到我，要我给他一百元，理由是因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这叫什么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说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现在的世界贸易，美国人说这是“游戏规则”，全世界就得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否则你就出局。
我当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鸟主管说：“我没钱。”
主管跟我说：“没钱我随时叫你滚蛋，滚出这个厂，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当真的来信。我珍惜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于是我说：“我现在真没钱，过几天发工资再给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骗老子，小心打爆你的头！”主管丢下一句狠话，昂着头走了。
几天后，我拿到了来义乌四个多月后的第一笔工资，五百二十二元六角。因为差两天不够一个月，所以不是五百六十元。按道理还要扣生活费的，我骗老板说家里人生病急需钱用，生活费就等下个月一并扣好了，老板这才开恩。
这笔工资距我在单位上拿的最后一笔工资也有十几个月了，多多少少内心还是有点儿激动。以前在单位上拿工资习惯了，每次发工资都显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来领工资让人的感觉如此美好。
现在，我自己每个月给员工们发工资了，因为亲历过，所以我从不拖欠员工一天工资，每月都让财务很准时地发放工资，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发放，必须事先张榜通知。
那天领了工资，我主动给了主管一百元，因为我不想惹事，我习惯了躲事。余下的四百二十二元六角，我想都没想就跑到邮局往家里寄了四百。因为我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寄钱了，我必须寄，而且不能低于四百，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自己在外边苦一点儿没关系，没人认识，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邻居，不能过得太苦，这个尊严是万万丢不得的。
我不能让邻居们在背后指着我老婆说，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挣不来钱，这样老婆会抬不起头来。我可以想象，当邮递员一次次上门送汇款单时邻居们投来的羡慕表情，那种幸福，老婆会知道，我也知道。
我原以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我会规规矩矩地在这个厂子里干活、拿工资，然后年底回家过年，但是，不顺的事再次来临。
这家工厂是内销与外贸业务都做的，那段时间，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全厂加班加点地干。做过外贸生意或是在外贸工厂待过的人都知道，外贸订单在交货时间上要求比较严，一般不会给你宽裕的时间去完成一个订单，时间上很紧凑。
说句内心话，我很盼望工厂单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资按小时算，两块五一小时，很划算。对于我这么一个很缺钱的年轻人来说，别说两块五，就算是一块五我也乐意干，反正晚上睡觉也睡不来钱，而且也无事可干，很无聊。
一般来说，杂工下班是厂里最迟的一批，因为我们要等工人们下班了，才能去车间把货拉到仓库去交给仓管。
仓库总管陈师傅是老板的老爸，没什么文化，不过负责仓库是把好手，事事俱细，生怕哪个仓管偷了他家东西，盯得很牢。那几个仓管员被他盯得喘不过气来，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骂。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义乌工厂，现在改观了很多，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家族式工厂存在。因为这些工厂不想把企业做得多大，说白了就是赚点儿钱，赚多赚少没目标。这样的工厂风险小，很实用，也很实惠。义乌这片市场能成今天这么大的气候，与这些急功近利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为后盾，再大的国际商城也是一纸空谈。急功近利者有利则图，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图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这儿聚了。先不管质量怎么样、工艺怎么样，人家便宜是明摆着的，你不要便宜货，大有人要便宜货，全世界毕竟还是穷人多。
事后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个仓管请病假了，让陈师傅代管一下仓库。我送货去时比较迟，全厂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后一个。不是我想混时间多拿点儿加班费，确实是那天货比较多，我整理了好长时间才弄完。
我拖着货去仓库时，门是关上的，我使劲敲了敲门，门才开。我没想到陈师傅从里面走了出来，更没想到他的表情很不自然，像是做贼的那种表情。我心想，整个厂都是你儿子的，你躲在里面有啥好偷的？这么想着，我当然就不会怀疑陈师傅有何不轨行为了。当我拉着货进入仓库里面时，才发现有个女人的长发露在仓库角落纸箱的后面。
陈师傅发现我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赶紧用身体拦在了我的前面，说：“乱看什么？时间不早了，赶紧下货回去睡觉吧。”我“哦”了一声，就匆匆下完货离开了。
我不笨，我能完完全全滴水不漏地猜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如何保持沉默。我还是那句实在话：我还想在这个厂继续讨生活。
过了两天，厂里出事了，一个江西的工人将老婆打得头破血流住进了医院。本来这事儿与我无关，事实上这事儿也确实与我无关，但是它就与我有关了，不说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这两天看到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我当然得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说。老板说我很不老实。
我想了半天，也为了能留下来，鼓足勇气实话实说了，希望能争得老板的共识。我粗略地说了那天晚上仓库的事，特别强调说只看到了像女人头发一样黑乎乎的东西，不能确认就是个人躲在那里。
老板问：“你真没同别人说过此事？”
我说：“我连那是不是个人都没敢确定，又怎么能同别人说呢？”
老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继续问道：“你觉得那人是齐芳吗？”我问谁是齐芳时，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有回答我。老板越是沉默不语，我心里越是没底，不知道他要出什么牌，我能做的只是等，等老板出牌。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我的感觉稀里糊涂。
老板想了又想，说：“你得走了，今天就离开。”
我问：“去哪？”
老板说：“只要你离开厂子，去哪儿我管不着。”
我懵了……就为这让我离厂？这种结局果真很强悍，强悍得让人无语。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厂里干，我喜欢这个厂。”
老板说：“那不行，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说：“我没钱，我身无分文，您要我去哪儿啊？我出了这个大门将寸步难行。”
老板问：“前几天不是刚发的工资吗？”
我说：“家里人病了，全汇回家了，这事儿您知道。”
老板看了我一眼，从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钱，放在办公桌上，说：“拿去吧，抵你的工钱应该够了。”
我央求老板说：“这事儿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
老板回答比喝口水的速度还快：“没得商量。”
既然没得商量，我只好灰溜溜地准备滚蛋。那一刻，谁也读不懂我眼里的沮丧与无助。
当我转身离去时，老板说：“小伙子，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是你要理解我。”我心里骂了一声，去你妈的假惺惺，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给我工作、给我家的希望？！
第6章 夜市卖袜子，我居然血本无归
我又失业了！
如果说上次失业是我不知深浅自找的，那么这次，我是完完全全被牵连的。好在，这次我身揣五百大洋，可以从容地生存下去。
我离开佛堂镇到了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