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内对“异化”的权威界定是：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出来而与这种社会生产实践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社会现象，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其根源在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固定化。
尽管中外名家众说纷纭，但也基本赞成异化的现象包含如下：一、自我疏远；二、无能为力；三、无意义；四、不正常；五、文化隔离、六、社会孤立。①
由上可知：异化是人类自身发展进程中的否定性形式，也就是说“这种异化按照辨证规律为解放准备了条件，为人的实现人化准备了条件，在人的人化之中，自然界将在人与自然的高度共生中得到解放。”②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对个体的畸形透射，个体也就在这种文化中产生裂变。
自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以降，“异化几乎席卷了整个的现代文学。”③无怪乎英国剧作家纳撒尼尔？李曾痛苦地叫道：“我说这个世界准是疯子，结果这个世界却反过来说我是疯子，我想去挫败它，结果却被它压倒了。”④异化既是工业文明的载体，又是后工业文明的受体。因而很多深受其痛的作家都纷纷拿起笔去再现“历史”，以记录这段痛苦的回忆。
笔者以卡夫卡文本创作中所提供的关于现实异化受者的精神图象为范本，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把握西方现当代文本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出的某些特征及变化趋势。
二、卡夫卡笔下的异化现象
黑格尔说过：“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⑤那么，体弱多病、性格忧郁的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其人性的异化？
（一）不自觉的异化书写
一个人的生命终结意味着他个人私利的寂灭，因此死者往往能在道义上处于某种他生前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已不能够利用这种优势，此即所谓“生前寂寞身后名”。卡夫卡亦是如此，在世时不受看好，甚至被人冷嘲热讽，死后则名声远扬，遍及世界。正如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言：“自从贝尔森（集中营）的发现和广岛被炸毁后，我们都开始感到一种严重而强烈的罪愆，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我们很少人不相信原罪说了。”卡夫卡作品正是在这样一片反思的土壤上重新为人民推崇和重视。“上帝死了”不仅意味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主宰地位以及本质力量得到承认，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必须自己为自己承担责任。因而对存在的定位和生存处境的艰难选择将卡夫卡的作品推向了舞台。正是由于他的近于神经质的敏感，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梦魇般的意境，也使我们拥有了一份细腻独特的关于时代初人类状况的脚本。
卡夫卡认为知识分子的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反抗自己悲剧命运的一种方式，是知识分子“苦闷的象征”，是在不被社会和家人理解的孤独苦闷中寻求社会理解、“通其道”的方式。因而卡夫卡表现异化主题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他所书写的只是自己在压抑中的苦闷。作为阳具体征的他却无力从心，在父权的统帅下，他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脚女人”。他不甘心，可他作为悲剧的性格注定了要服从毁灭。他不愿增加自己的苦难感受，而必须弱化。他的这种悲剧性精神感受是从对人类、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困惑中，在对人类、自我人生命运的根本思考中产生的。所以只有通过书写异化来宣泄、弱化这种感受。
（二）异化的构成元素
首先是恐惧感。纵观卡夫卡的所以著作，恐惧感几乎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家人团聚，骄阳划船，雪地漫步，致信女友，灯下漫笔等，他都感到一种恐惧，“恐惧已蔓延到一切方面”，“对大事物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有痉挛的恐惧”⑥。在其小说《城堡》里，恐惧在村民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K的房东因其女儿拒绝一名城堡小官员的求婚而惊恐得每日等在村口向城堡官员赎罪，而村民们再也不敢光顾他的修鞋铺了。社会关系已经变的如此复杂，施者和受者之间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异的等级制关系。
恐惧已经不在是生理意义上的受惊吓，而是强大的外在势力经由长久施压受者，使受众在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魔鬼降临性的条件反射——它无须时间、地点、情形的限制而自由发作。因为“我”卑微弱小，无法通过精神上的藐视去减轻现实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无法在形而上层面去寻求“正常”的对抗。
其次是神秘感。人的命运受到自身以外的某种力量的支配，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尴尬境地。正如《城堡》主人公K自始至终费尽周折要进城堡拜见最高长官，请求他批准在城堡附近的村子安家落户，但K始终都未能走进城堡，更无法见到最高长官，对K来说，那个城堡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城堡”是一个迷宫，是一种专制文化。它有着巨大的权力，可以让人新生，也可以让人死亡；你可以远观，但你却鞭长莫及。它无确定性外延，但其力量机器巨大无比，作为个体的人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以卵击石。在力场的辐射中你只能通过你的嗅觉去感应这种神秘。
第三是孤独感。人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孤独，受者在短暂的坚持中被社会嘲弄，在“城堡”的边缘被抛入孤独，必然会导致受者走向压抑和变态的方向。正如《乡村医生》中的主人公，为赶去救人不得不牺牲情欲，将侍女交由马夫蹂躏，热心诊治却被追打，赤身裸体奔逃于风雪之夜却无人援助。人性、人情已到极地，当然就对周围感到隔阂和陌生化。人与外界的关系变的非常复杂，无怪乎《城堡》中K惊呼道：“对我们来说，我们房间外面的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得在那个陌生的房间和陌生奇怪的人交往。”《变形记》中格利高里变形后，其家人与之的血缘亲情荡然无存。他变成了别人的负担，最后只有在痛苦中默默地死去。存在的荒诞性让“我”不得不被投入孤独，而且“反而对孤独产生了热情”，“孤独是我的唯一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孤独的境地在文本中成了一种逃避和自我保护的手段。“意图逃避的道路只有变形或者听从毁灭的指令。”。
最后是变态感。这里的“变态”已远非生理意义和精神层面上的贬义的畸形变化，它还包含一种中性的“非常态”意义。正是这种变态而让旁人敬而远之，衍生出一种“罪恶感”，并且进行自审。
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作品中所体现的异化多是对人类、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困惑进行思考时所产生的一种天意式的“悲剧感”。因而异化施者和异化受者之间的互动呈现着一种受虐色调。
写到此处，我不由的想起卡夫卡在河畔轻轻吟诵他的杰作：“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 ⑦
注释：
①外国现代派文学辞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②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③陆梅林、程代熙。异化问题＇M＇。北京：文化出版社；1986。
④蒋孔阳。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英法美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⑤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⑥⑦卡夫卡。叶延芳、黎奇译。卡夫卡日记书信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走向深渊：论卡夫卡长篇小说叙事主体的变化
弗兰茨·卡夫卡一生中共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城堡》。作为其艺术观和艺术成就的反映，三部未竟的小说可以从整体上被视为一个系列，卡夫卡的挚友、《卡夫卡全集》的编纂者马克斯·勃罗德称之为“孤独三部曲”。由于创作年代的不同、作家写作环境的改变、作家阅历渐丰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三部作品呈现出发展的态势。本文认为，这种发展是作家精神世界不断下堕的过程，是孤独的内心滑向深渊的历程，是由一般人的孤独走向具有广泛意义的孤独之旅。这一过程又反映在作品叙事主体的变化上。对此，本文将站在叙事学的角度，从叙事主体世界观的变化、叙事主体视角的变化以及作家对叙事主体认识的变化等角度展开论述，力图由此找出他写作的原始构思和创作经验。
一、看待个人与社会：叙事主体世界观的变化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仅是作家创作的母题，它同时还对哲学家有着强劲的吸引力。有着作家、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卡夫卡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卡夫卡在笔记中作过如下阐释：
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随笔，《卡夫卡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页。）
这段类似宣言的概括颇具象征性。生活之路并不紧张激烈，也并非高不可攀，在寻常人眼中这样的道路即使算不上完美，倒也是合乎情理和能够接受的。然而卡夫卡却看出了这貌似“合理”下隐藏着的矛盾的核心：一旦道路建立在一条绳索上，就已经失去了“供人行走”的本质了，相反地，它只能成为绊人绳索的一部分。这里抛开反映出来的他固有的悲观态度不谈，单是他在事物合理性中发现不合理、在不合理中发现合理的悖谬哲学观，一般人就难以望其项背。这也就注定了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的身份是一名孤独者。
马克斯·勃罗德在《失踪者》后记中针对三部长篇小说的论述值得注意：
非常清楚，这部小说与他（按年月顺序）依次排列的《诉讼》和《城堡》有着内在联系。这是卡夫卡留下的孤独三部曲。主题就是人的陌生感、孤寂感。＇……＇所有三部小说所探讨的都是个人进入社会的问题，而且，由于这涉及到最崇高的公正，所以同时也是个人进入天国的问题。（马克斯·勃罗德：《失踪者》第一版后记，《卡夫卡全集》第2卷，同上，第264页。）
孤独的主题贯穿其作品的始终，贯穿着主人公进入社会的不同道路。面对孤独，卡夫卡作于1916年的笔记里有一段站在文学以外，尤其是站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之外的旁观位置上的描述：
你在抱怨什么，孤独的灵魂？为何你振翅围着生命的屋子飞翔？为什么你不向属于你的远方张望，却在这儿为了你陌生的东西奋斗？宁可要屋顶上活的鸽子，而不要在手中挣扎着的半死的麻雀。（随笔，《卡夫卡全集》第5卷，第119页。）
上述无论是勃罗德的评价还是作家本人心绪的写照，结合对作品的阅读可以发现，都与卡夫卡创作的内驱力是相吻合的。综观其作品，其中大致都包含这样一种“闯入…斗争”的故事模式，即主人公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由于在这个境遇下被抛弃和损害，主人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据理力争。然而具体到作品，这种故事的叙述模式为不同背景所嵌套，又有了不同形态。
《失踪者》堪称“冒险奇遇之书”。（马克斯·勃罗德：《失踪者》第一版后记，同上，第263页。）作为冠以“孤独”的三部曲的第一部，这本书甚至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卡尔〃罗斯曼的奋斗史和成长史。它首先是以年轻人所管的一桩“闲事”开场的：他要帮助司炉投诉上司。在投诉过程中卡尔表现出了他年轻气盛的特点，他下决心要帮诚实的人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巧遇舅舅又遭驱逐，被朋友欺骗，他来到西方饭店当上开电梯工：
他＇卡尔＇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这样的想法，即倘若他不努力的话，他到头来可能会落得和德拉马什和鲁滨孙相同的下场。（《失踪者》，《卡夫卡全集》第2卷，第118页。）
出现“鲁滨孙事件”之后，避难到布鲁娜妲家中的卡尔同样受着不公的对待，但是“他满脑瓜子都转悠着这些美好的决心，仿佛他未来的上司就站在沙发榻前并从他的脸上看出这些决心似的”。（《失踪者》，《卡夫卡全集》第2卷，第225页。）他随后在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谋到了一份差使，尽管中间有些小小的曲折，但最终还是收获了“被录用”的答复。他甚至最后还得出了生活的“规律”：“做什么样的工作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压根在某个地方站稳脚跟。”（《失踪者》，《卡夫卡全集》第2卷，第240页。）
整部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作家本人提到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卡尔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一起成长。他们目睹了社会的种种不公；然而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又必须融入社会——这就构成了成长小说情节上所需要的基本矛盾冲突。卡尔的孤独更多应是成长的困惑，这种困惑存在与心理层面上，尽管带来了痛苦，却不会指导行动，从而避免了个人悲剧的发生。
然而仅仅简单地将《失踪者》看作一部成长小说又是对它的一种低估。他非常重视自己这一作品，还曾把其第一章《司炉》抽出来单独发表过。这部作品主人公孤独感可以说是最弱的，压制住这种孤独感的是年轻人自身的活力。从与青年朋友雅诺施关于《司炉》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写作卡尔这一人物时卡夫卡所蕴含的深意。他说道：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叙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幸福排除老年，＇……＇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司炉》是梦呓，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老人。” （古斯塔夫〃雅诺施：谈话录，《卡夫卡全集》第5卷，第322，323页。）
作家赞美青年“发现美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年轻人们似乎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这就是卡夫卡为什么明知道世界的荒诞性是毫无偏颇地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但出于主观愿望他还是创作出卡尔这样一个人物，并且愿意给这位离家者一个与父母和解的温暖结局，聊以寄托自己的同情心。很显然这份温情在他的写作生涯里没有保留太久就被剔除干净了，他在生活的巨大阻力面前步履维艰。婚姻、家庭尤其是健康状况没给他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创建一个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对抗，所以很快他又回到现实中来了。就这一点而言，《诉讼》和《城堡》是卡夫卡面对现实之作，是作家的幻想受到严格的客观性抑制下的产物，而卡尔〃罗斯曼的冒险故事才是幻想。
《诉讼》以及《城堡》作为主体包含了多层隐喻的小说，被视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质问题的作品”固然不失其合理性，然而这种反映应归到一个更大的集合下，即作家对所处社会生活认识的反光——这个大的集合包含了无数子集。孤独感在这两部作品中显得尤其强烈。作家笔下的孤独者们都有着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朝着梦想和真理进发，一往无前。出于偶然来到一个陌生之地，他们执著又信心百倍地与恶势力作斗争，因而具有极大的悲剧意义，这场斗争又是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