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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人子弟，续于此焉！
整体对抗愈尖锐，就愈加广泛地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一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即将来临……
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
一九八四年寒假过后，三月一日湟源一中如期开学。
例行的全校教职工大会开罢，副校长递给一位西宁教师一张小纸条，上面疏疏落落地写着几个字：XX到县教育局报到。
这张纸条很象是随手书就，既无抬头，也无落款，连那象征权力、无处不在的鲜红的大印也没有。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纸白条，就算是关系到一名教师身家利益的调令了。内容简单、明确，不容抗拒，只此一端，可见调动与被调动之间关系之一斑。问及调动缘由、去向，副校长讳莫如深，端起架子神秘地说：去了就知道了。
教师的地位由此可推，就象是棋枰上一粒小小的棋子，任意腾挪，毫无顾忌。也不知有多少人，大声疾呼了多少年，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尽管疾呼者出于对社会的责任，但也由此可以反推教师的实际地位如何，否则为何要提高呢？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一段逸闻：某学区教育干事拍着教师的肩膀鼓励着：好好干，有机会提拔你到供销社去当售货员。可笑？可悲？还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教育局答复：调申中公社中学工作。
寒风乍起，飞沙走石，尚方宝剑寒光凛冽，摧人心魄。
全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西宁帮顿时目瞪口呆，举足无措之余，其潜在的脆弱性在寒光激射中尽现原形。
有的人噤若寒蝉，唯恐殃及自身，不敢请假，深居简出；更有的人四处奔波，讨好酒神，以求保全渺小的自我。
这也难怪，西宁帮中为数不少的人对聚帮对峙是抱有幻想的，无非是藉此能产生一种既与己无害，又能威慑领导的作用，使佩剑者拔剑时有所顾忌，在自我得以保全的基础上，以窥调回西宁的机缘。一纸白条明明确确地宣告这种天真，一厢情愿的幻想犹如一触即失的肥皂泡。此既无效，另寻它策，也属人之常情，但也注定了这一辈子都将受人摆布的可怜命运。
西宁帮濒临全线溃散。
但不管私心如何，每一个西宁教师终将面对一个严酷无情的现实：今者他人，明者谁人？只要凌厉无比的尚方宝剑所向披糜，那谁敢保证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横扫一中呢？这岂不是只有先后之别，而无去留之分了吗？更何况校长大权独揽，与西宁帮积怨颇深，量小不容人，即有此剑在握，动辙挥舞，逆其者亡，那只有唯唯喏喏，任人宰割，这又比下公社强到哪里呢？反复权衡，与其迟早得下，不如奋力一争，最坏的情形不也就是下公社吗？
这件镇山法宝过于凌厉了，凌厉得连人的后路也一齐斩断了。
西宁帮在没有退路的形势下，终究没有溃散，反倒更加坚定，更加明确需要干什么了。
身处险境，孤立无援的西宁帮准备背水一战。
落魄的凤凰们开始认真、慎重地商讨对策。
意见比较一致的是对形势的分析。这次调动的真正主谋是一中领导，教育局显然充当着顺乎其言，为其后盾的角色。这就为奋争提供了条件。因为如若这种估测有误，那么由教育局一手导演的事实将使奋争碰到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员调剂，明正言顺。对此抗争，不仅毫无功效，反会陷入被动。因此，不管实际情形到底如何，抗争的矛头直指一中领导，而避开教育局，双方者留有回旋余地，进则可趋，退则可归，方能一举奏效。好在一中领导的把柄无需杜撰，手到擒来。
校领导不只一次地曾在各种公开场合以下公社进行恫吓，这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的。甚至指着鼻子斥之曰：你早该下去锻炼锻炼了，那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抗争的理由为：抗议在〃 正常调动〃 为幌子，借此整人，这既符合逻辑，又能广泛地获得同情。因此，抗争的基调敲定下来。
至于抗争的方式，那可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几乎调动了西宁教师的所有才智，后来有人说，西宁帮选择辞职方式进行胁迫，是出于一时之怒，轻率之极，尽显其幼稚。殊不知此时的西宁帮与罢饭时时期的雏形不可同日而语，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比以前成熟，而愈加富有经验。持此一端的人不晓得抗争方式经过多次筛选和筹划的过程，因而不足为怪。也有的论之为胡搅蛮缠惯用伎俩的发挥极致。这种说法根本不值得一驳。这种人恐怕连作梦都没有想到西宁帮所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胡搅蛮缠，也并不欣赏这种市井小儿之所为。就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也就更加热衷于计谋筹划，更加宗尚理智延伸出来的魄力。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某些决策人物对西宁帮的素质的估测时而偏高，时而偏低。估测的不确当，必然引致施策的失误，于是总免不了失之交臂，作茧自缚的结局。
抗争方式的选择颇费脑筋，过则失利，不及则无关痛痒。既要把握好时机，又要行之有效，这对西宁帮而言，无疑有些超负荷了。另外，西宁帮尽管名声在外，但摄于政治性压力，也唯恐染有〃 小集团〃 之嫌，这恐怕也是观念陈旧，自我意识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吧。既要抗争，又要避嫌，这就决定着抗争方式的选择难循常规，必出奇兵。
一种方式是集体请愿，索兴直接面谒县府官员，办陈境遇，以求青天之佑。但肯定会栽在〃 调余济缺〃 的口实之下，更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官官相护，一致排外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种方式是罢课抗议，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走此极端，不说理由尚欠充足，就是西宁帮中也没有几个真的有此胆量。
一种方式是要下都下，全集中于申中公社，整体迁移，另辟一片天地，再作图谋。但这一招却失之于天真了。人事调配权握在人家手里，你一动，正中其下怀，趁机拆散调配，东南西北，天各一方，分而处之，还怕你能掀起什么大浪？到那时，只有自己吞下苦果，后悔莫及了。
一种方式是求助于新闻媒介，大造舆论，求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声援。但国家之大，如此区区小事，一定能使人正目以视吗？况且即便舆论掀起，恐怕也是县官不如现管，鞭长莫及，更不说必会拖延时日，效果如何，难说！这一招的确有些软弱，秀才造反，纸上谈兵。
欲进无策，欲退无路，干脆辞职回家，另谋生计，自然也就成为彼时彼地唯一的善策。
客观地看，西宁帮决定集体辞职的初衷，并不含有胁迫之意。
辞职，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穷途末路。这，西宁帮考虑到了。辞职，伴随而来的是压力：拮据、羞辱和焦虑，这，西宁帮也考虑到了。但除此之外，又有何途呢？下公社意味着被永久性地打入冷宫，调动之门也就彻底封死了。与其人不人，鬼不鬼地受煎熬，真不如回家卖凉面，营业执照的旁边高悬毕业证，乐得逍遥自在，且不说将来的形势的发展，谁也说不清。
西宁帮拍板定夺，但欲求全体辞职，的确是强人所难了。因此，在有明确表示不参与或不便参与的情形下，没有掺杂任何程度上的逼迫成份，包括被刺中者在内一共有六位西宁教师书具了辞职书，并且为避〃 小集团〃 之嫌，辞职理由各不相同，三月一日下午先后递交到校长手中。
辞职事件遂告开端。
辞职的人坚信这是理智之举，那自然也就有理智的延续，这又一次证明了西宁帮绝非那种只逞一时之勇的草莽之辈。
西宁帮开始预测可能的结果并拟定相应的对策。
一种可能，也是可能性最大的是，教育局实行惯用的拖延战术，这往往是对会棘手问题的最佳对策。辞职肯定超越了决策人物的想象力，往往对其后果的考虑远比辞职者要周祥得许多。不理不睬，不置可否，一拖再拖，直至耗尽其锐气，拖得你也自觉无趣时，避其锋而攻其弱，分而击之，一举奏效。西宁帮的对策：不断地制造紧迫感，穷追不舍，非让其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直至明确表态为止。
另一种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一种可能性，毅然批准，任尔为之。但教师辞职在当时终属少见，其影响、后果恐怕不是一个小小的教育局长所能担负得了的。假如真是如此，西宁帮准备大动干戈，全力以赴，集体回西宁摆摊，名则维持生计，实则以身示警，断其人源，大造舆论，恶其名声。真是如此，恐怕很难善罢甘休了。
还有一种可能，因其可能性甚微，以至尚示列入。这就是教育局权衡利弊，明辨是非，查究缘由，宝剑收归。既然没有列入可能性之中，自然也就没有拟定出相应的对策，及至这一甚微的可能突然之间成为现实时，西宁帮反倒没了主意，束手无策了。可见西宁帮根本不足以对其重兵压境，只需略施小计，只要明智之士多一些，明智之举多一些。
若真是如此，必然会有人攻之为软弱，后患无穷；也有人归之为无能，助长不利因素；更有人会论之为荒唐，受人摆布，威风顿失。但也许有人会拍案叫绝，以退为进，以大局为重，还有比此更为明智的吗？假如〃 也许〃 的人多一些，位置高一些，那么没有必要的对抗也许就会少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也许就会轻一些了吗？更也许被耽误的子弟不也就少多了吗？
姑且不论西宁帮的是与非，对抗的对象应该是谁，单就这种群体意识而论，假如能化干戈为玉帛，斗转星移，将其疏引到正常的教学工作上，利用其一损俱损的互相牵制因素，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那将如何呢？至少会如何呢？
身置局外去辨析是非，说几句不用负责任的风凉话，谁不会呢？但若身置局内，能够静思反省，及时更改无效的行政措施，那可就非同儿戏了。
辞职书转呈到教育局后，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形，就算是不曾身临其境，倒也不难想象。但西宁帮绝非料到教育局的反应之快，尽快平息事端的决心之大，的确是一种有魄力的果断之举，也许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教育局的决策人物清楚地意识到，把一切过失统统归于西宁教师的不安心工作，恐怕有失公允。因而某些生硬、粗暴的行政措施没有把握好分寸，成为显而易见的失策之举，那么由此推之，西宁帮的辞职就不能简单地冠之以胡搅蛮缠的大帽子而继续施之以更强硬的对策。明摆着是，硬度也需要审时度势，否则就如同闭着眼睛捉麻雀的蠢行。好在教育局的周旋余地很宽，还不至于成为西宁帮直接对抗的对象。因此，以和事佬的面目出现，予以调解，平息事端，稳定人心，再图良策就是行之必然的了。
为了不使冲突双方因得势或失势而节外生枝，再生变故，教育局先采取折衷的办法，收回调申中公社成命，改调二中（距一中不远）工作，设法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然后会晤辞职教师，以尽安抚之意。
有一点即使是当事人也深感惊奇，这次晤谈，无形之中成为一次双方善意的勾通。彼此互诉，言语直率。这并不是双方过去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此之前双方多是事务性的接触，见面只言片语，互相了解不多，多的只是耳闻。但这次因辞职事件而坐到了一起，难道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教育局一方谈到本地师资缺额严重，而补充渠道单一，且时断时续，根本不能保证。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放调西宁教师显然不现实。唯一出路就是在补充条件有所改善时，开始施行调动循环制。初步打算每一循环周期为五年，只要年限够了，想走者教育局尽量满足，决不设卡刁难，何必强留呢？一者解决了你们的实际困难，一者相对稳定了教师人心，不也是两全其美吗？在循环周期内，我们有责任为你们创造安心工作的工作环境。一中有些做法是有过头现象，是失当的。但何必走此极端呢？有意见可以到局里反映吗，领导也会有失误的地方，人无完人，何必大动干戈？
西宁教师率直而言：辞职非我等本愿，确是迫于情势。一中领导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好全好，一坏全坏。这种主观片面的工作方法挫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我们何尝不想把工作干好，又怎能有意识误人子弟？我们之中不也有为人父母的人吗？谁又愿意自己的子弟被延误呢？可是一中领导动辄扣工资，一开会就点名，几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全是冲着西宁教师来的，弄得大家心情极不舒畅，因此而萌发对抗之心，行对抗之举，不也是情有可缘吗？不管循环周期是长是短，五年也好，八年也罢，总应有五年八年安心工作的环境，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五年八年吧？这不会是非分之求吧？西宁教师生活无人过问，业余生活单调，具体困难不说解决了，连诉说的地方都没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合理吗？而最让人厌恶的是，一中领导利用下公社进行恫吓，以此作为整人的工具，谁人可忍，谁人能忍呢？你如果处在我们这样的境遇之中，天天在你的头上悬着一柄宝剑，你能安心工作吗？
纷纷扰扰，洋洋洒洒，长长短短，一泄而出。诉尽苦衷，争得理解，对抗之势自然削减了三分。假如这种场面，这种气氛早一点儿在一中出现，岂能有西宁帮之古怪团体？罢饭、辞职之古怪现象？最后，双方握手而别，顿觉轻松了许多。
这次晤谈结束时，双方谁都没有再提辞职的事情，实际上双方已经形成事端到此结束的默契。夸张地讲，哪怕教育局此时就把那几份辞职书付之一炬，也绝无非议。这种默契无需挑明，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建立在彼此理解，坦诚相见，互不相逼的基础上。假如一中领导也领悟到这种默契，顺势摆出高姿态，假教育局之手缓解矛盾，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次佳缘。可惜又一次错过了，他们不仅无视这种默契，反倒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再度发难，自以为得计，却把自己推到行将垮台的边缘。
第二天下午，一中领导汇集在校长办公室，传来辞职者之一，郑重其事地宣布：批准辞职，立即办理离校手续。
菩萨好见，小鬼难缠。
假若没有那种神秘、微妙的默契，在教育局采取以硬对硬的策略情势下，一中领导这一招既损又狠，它足以动摇首鼠两端者，促其倒戈；打击坚定者，逼其屈膝；并使意欲步其后尘者望而却步。一中领导估测到辞职是假，胁迫是真。所以将计就计，断然批准，看你能有什么办法，以此打乱西宁帮的阵脚，瓦解阵容，秋后算帐，天下可告太平矣。
可惜的是，计策虽妙，但时机又错了。
一中领导错了，错就错在又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忽略了在与教育局开成默契后，辞职者已经此一时非彼一时也。这一招不仅触动不了辞职者，反倒公开与教育局唱起了对台戏。而教育局显然至今还沉浸在成功地平息了一场罕见事端的喜悦之中，而且终于找到了安定这些〃 大仙〃 们的良策，至少使其在循环周期内能安心工作。这对教育局而言，显然是受益非浅的。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