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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运输舰与那艘炸毁了的船并舷地相靠了。他们开始进行过驳工作。我们则又驶开去，漂浮着，开始进行水中听音作业。
从运输坚方面传来开动着的绞车的声音，以及水兵长的沙哑的口令声。
这令人困倦的一夜的全部经过，已经记不清了，不能再叙述完全了。但是，有些个别事件却特别清楚地印入记忆中。其中之一是在底舱里发生的。
一个少女跑到那里，对伊凡诺夫叫道：“大夫，这里有一个女人不大好……”
当时的情形虽然这样悲惨，但对救护员作这种称呼，几乎使我笑了出来。我和伊凡诺夫一同跟着那个少女去了。
一个年岁不小的女人毫不动弹地躺着。她的脉搏是几乎摸不出来了。显然，是由于这种惊慌的遭遇使她的心脏衰疲了。
“伊凡诺夫，樟脑！”我这样命令他。
他从药箱里找出了一安瓿的樟脑，一具注射器，犹疑不决地在手里摸弄着。
“中尉同志……我可从来没有干过……”
“我也没有干过。”
我们望着塔玛拉。她也摇摇头。
“干吧，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装出决定干一下拼命的事情的人的样子，敲掉安 瓶的瓶颈，将液体吸进注射器里，接着便把这一针注入这个女人的手臂的内侧。过了五分钟，这个女人的睫毛在微微颤动了。
我走到机舱里，为了要看一看汽油的贮存量，并且对轮机人员们说一说当时那种艰难复杂的情况。
我们的轮机室，那时简直可以令人错认为沐浴兼洗衣的部分了。在各种管子上、集汽管上、马达机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男女衣服。我刚刚检阅完毕这部“烘干机”，吉莫菲也夫又溜进舱口来，捧着另一批湿衣服，要等着烤干。
“中尉同志，”他说，“姑娘们不好意思走进男子部去呢……”
“什么‘男子部’？”
“那就是我们那个舱……现在住着那些从水里救上来的男人们。”
“那末姑娘们为什么不好意思呢？”
“四个人光着身子，没有衣服可以换了……所有的衣服全部都给他们换完。他们在水里受了冻，现在直打抖呢。”
加夫里洛夫就脱下了衬衣和制服裤，交给吉莫菲也夫。当吉莫菲也夫伸手来接衣服的时候，他的水兵制服张了开来。我们看见，他身上已没有衬衫，也没有条纹汗衫了。
“我也早就准备脱衣服了，不然就觉得有点热了。”叶尔马柯夫说。
“把我的汗衫也拿走吧，”别洛波克一面脱着单制服，一面说。
吉莫菲也夫捧了这一堆衣服，迅速地走出舱口。
两点差一刻，从传话筒中传来了水中听音员的说话声：“右舷六十二度……有几艘快艇的声音……时时在改变航向……”
“在走近来吗？”阿塞也夫问道。
“不，老是在那个地方。”
我感到兴趣地问：“这又是怎么一会事呢？”
“德国人的快艇已经逡巡了一个半钟头，看样子是想来袭击船队，但是又怕撞在他们自己的水雷上。”
这时候，特别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方位，但是我白白地用力四望，一点灯火也看不见。一切全是漆黑的，跟原先一样，眼睛里什么也看不见。这样便必须根据测算来驾驶，但这是可以造成极大错误的。下级指挥员们作上来的关于弹药用品的报告，更其使人烦恼；原来我们已消耗了三分之一的弹药和燃料，而我们至少还得作一昼夜的射击、激动和投弹……我警告下级指挥员们，要他们严格节省物资。
黎明之前，运输舰把过驳的工作结束后都分开了。现在，当那艘船头下沉的运输舰的庞大的影子在朦胧地显现出来的时候，当水面上弥漫着清晨前的新鲜气息，微风把雾气吹散的时候，我们才看清那炸毁运输坚的祸首。在水面上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范围内，全都是一球球的黑色水雷在闪动着。水雷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成群的，近的几乎就在眼前，远的是在老远老远的地方。
在夜间，在完全黑暗中，我们怎么能够开足马力航行呢？
斯列波夫的说话声打断了我的思想。
“旗舰已发出了‘起锚、开航’的信号。”
随着第一道阳光的出现，有一艘运输舰的舷旁便爆发了一颗炮弹。这是德国人从某一处最近的的海岬上对船队所作的试射。阿塞也夫命令加快速度。我们一面在水雷中见机行动，一面在炮艇和船队面前施放了烟幕。马卡连柯的猎艇和我们平行地驶着，也施放了一道缭绕上升的浓密的烟幕。清澈的北风慢慢地将这两道烟幕带到海岬。虽然德国人已经看不见船队，但炮弹仍然继续在运输舰中间爆炸着。
那艘被弃的运输舰，船头已深深沉入水中，却慢慢地在向敌人占据着的岸边漂浮过去。船队指挥员派我们去视察一下，随后并将这艘船炸毁，以免落入敌人手里。我们很幸运，这艘船的右舷的绳梯原来是挂出来的。阿塞也夫命令我爬上船去。我迅速攀登上去，在各个舱室中跑了一周。第一层舱和一部分轮机间已经沉在水里。这里的横墙都已塌去，一部分铆钉全松了开来，水从空孔中汹涌地流入。这艘船迟早一定会沉没的。
“应该炸掉它，”我想着，“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可是突然，我看见了一个手足负伤的战士。透过绷带现出了暗黑色的血斑。
他那疲倦的、受尽痛苦的眼睛在向我注视。
“您是来带我走的吗？”
“是的……”
“我知道，总有人会来带我走的。”
我费力地揹起这个战士衰弱的身体，揹着他向绳梯走去。战士咬紧嘴唇，无力地呻吟着。我从摇摆的绳梯爬下去，下到猎艇的甲板上的时候，看见这个伤员已经失去知觉了。显然，我的急救本领不很高明。而且，这地点的“地形”也是不很适宜搬运伤员的。
我发出关于悬挂深水炸弹和爆炸弹的地点的命令之后，又爬上运输舰去，以便观察一下指挥桥，以及上层的各个工作舱。
……领航甲板舱是空的、舰长舱也是空的。此外便得看一看无线电室了。我向开着的舱门走去，但又停住了；因为，从无线电舱里传出来发音清楚的德国话的声音：“左方……二度……左方……二度！”
“再加半度！再加半度！”
一种猜断像闪电似地掠过：“他在校正海岸炮的射击……这个恶棍！”
我掏出手枪，跨进敞开着的舱门，嘶哑地叫道：“举手！”
背着我坐着的那个人惊跳起来。他惊慌失措，企图用张开着的两手护住无线电机。
我走上了两步，用德语比较平静地命令说：“举起手来，赶快！”
这个希特勒匪徒慢慢地举起了手。
明亮的太阳光从开着的舱门射进来，在甲板的油毡上形成一个金色的长方形。我的影子挡住了这个三角形的一半。突然，在我背后传来了皮靴的擦地声和格支声。同时，另有一个黑影划过了这个长方形。我本能地向旁跨了一步，将头缩进肩膀里。来袭者没料到我这一跳，失去了平衡。我趁他倒下来的一股势，对着他的下颚用力一击。第二击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我这个敌手便象一只口袋一样，瘫倒在屋角了。在地板上滚出了一把芬兰匕首。
那无线电员利用这一时机，低下头，握紧拳头，向前扑来。但是，两发接近的直射，将他打翻在甲板上。这是我的拳击实践中的最短的一次战斗！……
还在做中学生的时候，我已参加过“火车头”拳击社，这是由当时著名的拳击家亚柯夫·波里索维奇·勃拉翁主持的。他教会我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中动作，教我出手泼辣和轻快。后来，在海军学校里，我继续练习拳击。在那时候，我们的教练员安德列·安德列维奇·许帕克教了我们猛力而准确的击法。在这一次中，这两位教师的功课对我都有帮助。
我破坏了无线电站，回到猎艇里去。深水炸弹和爆炸弹都已经挂好了。投弹班班长点上了火绳。猎艇赶快从运输舰的船舷驶开去。
阿塞也夫看看表，等待爆炸；他怀疑地望着投弹班长说：“为什么耽搁这么些时候？”
但是，就在这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轰隆声，正打算解释的投弹员便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来了”。
运输舰慢慢地侧向右舷，水淹没了甲板。淹到甲板舱，再经过一分钟，连船樯和烟囱也全都没入水里了。
我们还没有赶上船队，插入自己在队列里的地位，从南岸就出现敌机了。这批飞机是每六架到十架轰炸机编成一组，波浪式地在飞行着。炮弹和飞机炸弹的爆炸声，大炮轰鸣声，机枪的轧轧声，以及扫雷器中的水雷爆炸声，都在通报着新的紧张时刻的到来。
我们在夜间救起的那些人，听见枪炮声和爆炸声，便开始询问，他们有什么可以帮着做的事情没有。我把这些乘客沿两边船舷分布开来，要他们观察飞机和船队中的运输舰。三个伤了腿的人也都爬到甲板上。这三个人，我派他们注意观察有没有浮雷。有几个健壮的便开始传送弹药。
一个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长着大胡子的格鲁吉亚人，站在机枪旁边，用短促的点射在打俯冲下来的飞机，一面用格鲁吉亚话和俄罗斯话高声嚷着什么，我好久不能猜出他的话的意义。后来，我明白了：“请稍微再低一点……请稍微再低一点！……”
一个高大结实的、包扎着头的乌克兰人请求到了一架轻机枪。
他把轻机枪架在甲板上，靠近舱口旁边，他半个身子钻在甲板下面的厨房里，这样射击着。他用短促的点射打那些飞得很低的飞机。
轰炸机的浪潮，一批接一批地涌来，每批相隔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某一次大群“容克八十八型”机来袭时，其中有若干架飞机竟冲到一艘走在船队中部的大运输舰上空。爆炸的巨力将舵也打坏了，船舷上有许多地方都被弹片打穿过。这艘运输舰便从扫雷舰扫过的地带上飘了出去……
“掉头！掉头！唉，见鬼！往哪里去！”指挥桥上有一个人这样喊着。
掌舵班长贝莱伊依照阿塞也夫的命令把航向对着那艘运输舰，他缓慢地从齿缝里吐出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它的最后航程了……”
好像是在回答他的话一样，马上又发出了两声爆炸。运输舰的船尾翘了起来，裸露出来的螺旋浆在空中急速地直转。运输舰是直竖起来了，维持了一秒钟之后，便轰隆一声沉入水里去了。
人、木块、木桶、箱子急速地在一个旋涡里转着，直向中间旋去。
我们的猎艇慢慢地在旋涡边缘上航行。阿塞也夫命令开慢车后退……后来是中等速度……最后是全速。但是猎艇却向旋涡的下陷的中心倾斜着，虽然舵的位置是完全正对着船舷的。
直到阿塞也夫把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扳到“全速前进”时，猎艇才跳了一下，画了一个半圆形，从旋涡地区冲了出去。
“再转一圈便完了！”贝莱伊说着，擦着他的出了许多汗的、累坏了的手掌。
几艘拖轮和猎艇趁空袭间断的机会在抢救漂浮着的人。
受伤的人很多，医药材料不够。床单和内衣也拿来作包扎用了。现在，我们的医院已把两个在底舱都占据了，还占据了会议室和几个单独的小舱。第一批救上来的妇女，现在已分成几个“班”，担任起护士和看护的职务。伊凡诺夫是她们的共同首长。在第二底舱里，收容的是伤势最重的人，由塔玛拉照管。她虽然腿痛，但仍不停地帮助别人工作。她的温柔的手似乎能够减轻伤处的痛楚，那些人都停止呻吟，比较安静一些了。
在前面那个底舱里，伊凡诺夫布置了一个“包扎室”和“手术室”。新救起来的妇女，我们将她们安置在我们的住舱里和机械员的住舱里。她们默默地躺在毛毯下，瑟瑟地在打抖，虽然在她们身上的毛毯上还加上了我们的军大衣。
历次空袭之间的间歇，都是不长久的。马上又有“容克”机出现了。由于频繁的射击，我们的几尊炮上的油漆全都烧焦，而且起泡了。然而，空袭却越来越险恶、愈来愈无耻。有一架“容克”机，俯冲得比其余的飞机都低。它被马卡连柯的猎艇上的长长一梭子弹打中，不能再从俯冲中爬起来，一头钻入水里去了。
最后，快中午的时候，船队结束了强行通过水雷地区的航程，于是大大地加快了速度。这时，在水平线上出现了哥格兰岛的嶙峋的山峰。
这时候，猎艇已经载运过重，圆窗孔都几乎与水面相齐了。在拐弯的时候，猎艇得困难地、长久地直兜一个大圈子。显然，它已接近危险的边缘了。阿塞也夫不能自如地相机行动，也不能加快到所需要的速度。他决定把所有救上来的人都转送到有医务人员的运输舰上去。
我们驶近了一艘运输舰，将速度调整到与运输舰一样，用绳索使两只船合并前进。转载的时间花得不多，这以后猎艇就轻松得多了。全体人员的衣服也跟着减少了。但是，对于这一点谁也不觉得可惜：因为我们之中每一个人也都可能处在受难者的地位。
突然同时传来了几个人的声音：“潜望镜……右方六十度……距离十二链……”
在平滑的海面上清楚地露出一道由移动着的潜望镜所造成的像帽羽似的白色的碎痕。
警报声惊慌不安地响起来了。机械传话器的箭头跳到“全速前进”上。还没有解去的缆索像线一样地绷断了。深水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向舷外飞出去。我们阻止了敌人潜艇的袭击。
我们又驶回到投弹地点，检听了这一地区。一切都是静悄悄地。潜艇一定伏在海底了。
但是，飞机又出现了，炸弹又落下来了。有一艘运输舰燃烧起来了。它一面冒烟，一面仍向小岛前进。我们无力帮助他们。我们想，但原他们能到达哥格兰岛就好了。
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小时之后，当我们驶向哥格兰岛的航路上时，这艘运输舰已经用船头顶在岛的南端岸上，在卸乘客了。
突然，在哥格兰岛后面的水平线上，有六个迅速在移近的黑点逐渐扩大着。我们作好了应付鱼雷艇袭击的准备，但是，在头一艘运输舰上射出探照灯的光芒，表示这是我方的舰艇。然而，在我们尚未看清船舷上“ＭＯ”的标志和熟悉的号码之前，我们是继续“准备”着的。好极了，我们的阵容增强了！但是，在我们还未交换过敬礼的时候，飞机又出现了。
防御力量现在是增强了，希特勒匪徒无法得逞。他们只能对着那些从焚毁的运输舰上掉下来的没有防御力量的平民出气。这些航空员用机枪向那些在黑油中挣扎的无抵抗的平民扫射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的弹药几乎已经用完，燃料也差不多告謦了。船队的指挥员命令我们把护航工作移交给其余的猎艇，驶到最近的基地上去。我指挥猎艇向拉凡沙里岛驶去，于是我们就与船队分手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完二里，就有三架“容克八十八”型机从不同方面向我们袭来。艇头炮只能偶然打一打，因为它一共只余下八发炮弹了。水兵长用机枪对着一架向猎艇冲来的“容克”机脑袋打了一短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