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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轰炸机为了要迎击炮艇，必须在我们的猎艇的旁边经过。阿塞也夫便命令开动马达，但是并不使艇身前进，因为这样才可能便于我们的炮手们更好地进行射击。我们前后两尊炮以最大的速度开起火来，在敌机面前布起了一道发光的紫红色的弹道密网。水兵长更用一道淡绿色的机关枪弹道来点缀着这火网。然而，敌机并没有采取反高射炮火的战术安然飞过了我们的火力障碍。我们又在敌机面前构成了一道火网。射击声愈来愈密了。
吉莫菲也夫将下一发炮弹放进炮膛中去的时候，叫道：“你一定会掉下来……滚下来！”
冈察洛夫额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艇头炮的的瞄准手斯列波夫屏止呼吸，努力要把领队敌机更精确地罩在瞄准器的十字线上的交叉点上。
“马上行了……还差一点……”他咕噜着。
在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紧张状态中，在这种要在搏斗中战胜敌人的热望中，我们对于自己武器的信心是加强了。我们没有错：马留丁有一颗炮弹打中了领队机左后方一架敌机的装有玻璃的机头。这架轰炸机骤然侧起了身子，笨重地落入水里去了。几乎就在同时，艇尾炮的炮弹也打着了敌人的领队机。这架敌机缓慢地飞向一边，尾部后面拖出了长长一溜黑烟。驾驶员不能维持飞机的高度了，这架轰炸机便落进了岸边的树林里。一声沉重的爆炸声和一根高大的火柱，说明了这架“八十八型”机连炸弹都来不及丢掉。
以后又击毁了两架敌机，那是炮艇上的高射炮手所击中的。这样便使法西斯空中强盗们醒悟过来。他们向各方面飞散，急急地躲藏起来。
当炮击静止时，听到了阿塞也夫的平静的声音：“怎么样，德国飞机好像也会掉下来的吧？！”
冈察洛夫疲惫地擦着额上的汗。吉莫菲也夫在收拾弹壳，把它们碰得叮当作响。这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中士马留丁！”阿塞也夫叫道。
“有！”
“冈察洛夫！”
“有！”
艇上全体人员的眼全都看着指挥桥。
“冈察洛夫，您是用什么炮弹射击的？”
“开花弹……”
“把敌机打下来了没有？”
“打下了！”他的顽皮的黑眼睛发着亮光。
“您也打下飞机了吗，马留丁？”
“打下了！”
“用的也是开花弹吗？”
“用的开花弹……”
“装甲飞机用开花弹打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马留丁和冈察洛夫相对望了一下，笑开了。
“可不是……”
“中尉同志，谚语说得好：‘既往不咎。’”
这时候，阿塞也夫笑了起来。
“好吧，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忘了吧。不过要请你们每次都这样打飞机才好。”
在战胜“容克”机之后的第三天，炮艇奉令驶到喀琅施塔得去补充给养。由我们护送着炮艇。由于阴暗的天气和微弱的波浪，这一次航行平静地进行着。马达均衡地、从容不迫地轰响着，我们拐了最后一个弯，向喀琅施塔得港的入口处驶去……
“艇头正前方，有一艘拖着木船的舵轮，在向喀琅施塔得前进，”斯列波夫平静地报告着。
在我们前面两里模样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轮。它拼命在冒烟，拖着一条笨重高大的驳船。我走进甲板舱里，在航行日志上记下了关于拐弯的情形，接着便动手计算里数和航行的时树。
这时，艇身上突然受到猛烈的一下撞击，我便从甲板舱里跑了出来。
我们仍旧朝着以前的航向继续前进着，炮艇和另一艘猎艇也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拖轮却在那里打转，没命地拉着汽笛；那条驳船已不见了。
猎艇上发出警报的声音。阿塞也夫命令加快马力，把猎艇向漂浮上来的木箱、木桶、木板驶去。在水雷爆炸的地区上，还残留着一大块由激起的泥沙所造成的黄斑。抱住漂浮着的木板的人们的头和手，一忽儿在水面上出现，一忽儿又消失了；四处都是喊叫救命的声音。
“停车！”
几个救生圈向舷外投了出去。水兵们从舰边的木梁上救起了几个驳船上的乘客。第一个是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的男孩子；他的手上挂下了几条染满鲜血的拉破的皮肉。
小孩用嚇得睁大了的眼睛望着这片血肉模糊的皮肉，反复地老是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后来，又拉起一个已有两条象鞭子那样在晃动着的断腿的老人，一个衣服全部烧光的约莫十四岁的男孩，一个中年妇人，一个拉下了耳朵、受到暗伤和擦伤的年青工人，最后一个折断了脊椎骨的男子。我们从炮艇上接来了艇上军医，接着便开足马力向喀琅施塔得驶去。
因为这场惨剧而镇静的水兵们，用自己的被子包好了受伤的人，给他们水喝。吉莫菲也夫的眼里老是闪着泪珠。斯列波夫也是令人可疑地常常在擦拭他那双“被逆风吹着了”的眼睛。
从炮艇上来的医生对我说：“折断脊椎骨的那个男人已经死了……那个妇女和那个被烧伤了的男孩子，未必能够活下去……他们全都是带着家眷的冶炼场的工人。他们是撤退到喀琅施塔得去的。……不能再加快一点马力吗？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救他们。”
我什么也不回答，一直跑到轮机闸。转速计的指针在最高转数上跳动着，然而，在万分紧急的场合下，是可以冒一冒险，多争取几分钟时间的。
我在别洛波克的耳边叫道：“人快要死了！……”
他对我瞥了一眼，坚决地加快了马力。
不论是在马达间，不论是在各个底舱里，我都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走上了指挥桥。降落了三分之一的艇尾旗在旗杆上迎风拍打着。我们经过已经开着的闸门，直驶入港湾。两分钟之后，我们用无线电预先联系好的穿着白衣的人们便将伤者抬入急救车运走了。水兵们默默地望着那些搬运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战争的牺牲者的担架。看着敌人怎样在杀害我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心里感到很难受。
第六章 大胆的突围
被包围的塔林与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所赖以联系的是一条细长的航线。这条航线的全程为一百五十四里，它被无数水雷阵地所切断，并且还要受到海湾两岸的敌人炮兵的轰击。在这条航路上空不停地飞翔着漆有可恨的黄底黑十字徽志的德国飞机。
在塔林港，有若干像老虎似的、多花斑的、用迷彩伪装起来的驱逐舰和巡洋舰在来回巡航着。它们用炮火将向塔林市区突进的德国步兵压迫在地面上。几艘小小的猎艇沿着海岸徘徊，艇尾留下长长的白烟。法西斯匪徒正在大炮盲目地轰击市区和 头。我们到达时，所有的船只都已载满队伍了。遵照最高指挥部的决定，他们要暂时地撤离苏维埃爱沙尼亚的首都。
猎艇上的全体人员闷闷不乐地在装载战斗用品。以别洛波克为首的轮机人员严肃而沉默地在推滚着汽油桶。每一个人心头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带着塔林市的全体居民一同走。当法西斯匪徒冲入这里的时候，苏维埃公民将会遭遇到一些什么呢？
东岸已升起了一道白色的烟幕。在港里，船只之间时时激起敌军炮弹所打起来的水花，不知在哪些云朵里响着飞机的声音……在搬运东西的噪声中，人群的吵嚷声中，大炮的轰鸣中，常常还能听到炸弹的吼叫声，爆炸声，以及玻璃的碎裂声。近傍晚时，房屋燃烧着的火光照遍了埠头和市区。在不祥的火光的返照中，运输舰和军舰开始向外港驶去。
我们几艘海上猎艇最后离埠。当阿塞也夫从旗舰接获出发命令的信号时，别洛波克和水兵们都摘下了帽子。
“我们还要回来的，塔林，我们会回来的！要回来跟法西斯算帐的！”别洛波克叫着，于是大家都和了上去：“我们要回来跟他们算帐的！”
我们护送的是最后一个运输队。这一个船队由四艘扫雷舰、一艘炮艇、一艘警备舰以及一组运输舰所组成的。我们的任务是带着队伍、技术设备和伤员，突围到喀琅施塔得去。我们须在不断的轰炸之下、敌人的潜艇和鱼雷艇的不断轰击之下，强行通过水雷地区，驶行二百里左右的海程。
这是困难而艰苦的行程。在阿哀格那岛地段上，就已经遇到了敌人的飞机。阿塞也夫马上发出了战斗警报。
空袭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各猎艇和各护航舰的高射炮手们刚赶走一批“容克八十八型”机，另一批敌机又出现了；于是重新响起了密集的炮声。
随着黄昏的到临，空袭停止了；但是，夜晚并没有给人所盼望的休息：船队得强行通过一个颇大布雷区，在前面，时时传来扫雷器上的水雷的爆炸声。进入布雷区四十分钟之后，前面两艘扫雷舰便不得不把扫雷器连同水雷一同抛弃，而另装置一个新的扫雷器。护航队的速度放慢下来。
前方观测员不断地报告着：
“左方发现水雷！”
“正前方发现水雷……距离十五公尺！”
“左方三个水雷！五个！”
“右方两个水雷，距离十公尺！”
除了轮机人员之外，艇上的全体人员都站在舷边，紧张地向黑夜中探视。在这一次航行中，甚至这个夜也在与我们作对。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一点儿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亮光。用极大的努力，才能够勉强分辨出舷外十五公尺到二十公尺距离内的东西；再远便是一片漆黑了。
由于时时在改变航向，改变航速，我生怕弄错了方位；但是，凭什么来测算呢。黑暗是愈来愈浓了。一会儿，站在我旁边的舵手也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了。我下到甲板舱里，为的是校验一下我的测算；这时候，左近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下剧烈的爆炸声。我机械地记下了时间和测算出来的方位，便赶到甲板上去。
艇后右方，有五颜六色的火花在慢慢地飘落下来，还有人在呼喊。
“一艘运输舰炸毁了。是哪一艘可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阿塞也夫低声说着。接着，他命令下去：“小心守望！”
“正左方航线上有一捆干草，”斯列波夫报告我们。
阿塞也夫停了几次车，仔细地探视水面。除了破片和泡沫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又发生了一声爆炸，猎艇都给震得跳起来了，四周的海水里吱吱地冒出大量的气泡，同时传来了一股焦臭。
“锅炉爆炸了，”阿塞也夫也这样断定道。
运输舰上的人，我们一个也没有发见；我们赶上了已经走在前面的舰艇，重新占据被意外的遭遇而打乱了的航行队序中的原位。于是，守望者又把眼睛注向黑暗中。接着，一忽儿在前面，一忽儿在后面，又传来了沉重的爆炸声。左右两面有些火箭在向上飞射着。我们猜想，这是敌人的鱼雷艇在用信号互相通话。我们因为怕受到袭击，现在是一顿一挫地在推进着，希望不等看见敌人，能先听见敌人。
然而，水雷的危险仍还是主要的威胁。守望者的报告仍是接踵而来。
“左方二十公尺，一个水雷……”
“右方十公尺，四个水雷……”
“艇首正前方一个水雷……距离十五公尺！”
快午夜时，扫雷舰的最后几个扫雷器全给水雷炸破了。
旗舰认为，我们的护航队已失去了防雷的最后工具，因此便把我们召唤到旗舰旁边，并命令所有的舰艇全部抛锚。我们得到通知，在黎明之前，可以把炸破了的扫雷网修好。
我们的猎艇沿着航队的航线行驶着，根据声音寻找各艘舰艇，并用传话筒传达抛锚的命令，然而最末一艘运输舰却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找寻了半天，回来时几乎找不到自己的船队了。有一艘舰艇告诉我们，说看见这一艘运输舰已走到前面去了。阿塞也夫命令开足马力，希望能追上这艘“逃亡者”，叫它抛锚。
在我们这样的航行速度之下，前方守望者已经没有用处了；他的报告还没有到达指挥桥，水雷已先爆炸了。然而阿塞也夫冒险前进着，因为，那艘载着几千人的大船正处在生死关头上。我记得，我在航行日志上作了记录，正打算在传话筒里高呼已经该回船队的时候，突然，我全身撞在隔板上；猎艇急剧地侧向一边……马达吼叫着，在打“全速倒车”。原来我们差一点便要撞到“逃亡者”的船上去了。
在归途上，我们又听见一声爆炸。由于听见有人在叫喊，我们才找到了这艘触雷的运输舰。舰上都是妇孺和伤员。有几艘救生艇因为载人载得太多了，还没有放到水面，便翻了身。人们从高高的船舷上在向水里跳。直到后来，由于全体船员的努力，运输舰上才恢复了秩序。我们开始从水里救人。阿塞也夫灵敏地倾听着，指挥猎艇从这个呼喊处赶到另一个呼喊处。信号员伊凡诺夫，他的兼职是战斗急救员，用手电筒的细狭光道向有人呼喊的方向探索着。第一个照着的是一个湿漉漉的女人的头。有人用长绳子系住一个救生圈，抛了下去；几分钟之后，人们将一个因为寒冷以及神经失常而在颤抖的女人抬入轮机员住的低舱里。在电灯光下，我看清楚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相当漂亮的少女。在惨白的脸上，露出一双栗色的大眼睛。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位少女乘客才好；但在这时候，又送进来两个妇女。当然，把她们安顿在一起事情便好办了。果然不错，后来我派了斯列波夫去当值之后，就听到伊凡诺夫报告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捧着一大堆湿了的妇女衣服上来，说，他给这几位女乘客喝了和着奶油的热茶，给他们换上了海员的内衣，盖上了毯子。第一个少女的腿上，在救上来的时候受了相当严重的伤，但是她很有英雄气概地忍受着。伊凡诺夫说，她的名字叫塔玛拉，不久以前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出来，所以要求允许她帮他工作。这样，在艇首底舱里便办起医院来了。
我们从水里救起了男女十四个人，但是，怎样也找不到一个在暗处里继续叫喊的人。最后将他找到的时候，他的声音嘶哑得不大能让人听见了。这是一个穿着军便服的高大男子。他一只手乏力地划着水，使自己浮在水面上，一只手托住一个没有一点活人样子的女人。水兵们急忙将他们两个拉上来，放平在甲板上。有几个水兵，一句话不说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外衣，盖在他们身上。 什么东西在低沉地敲击着。原来这个男子有一条腿敷着石膏。
“恐……恐……恐……怕……怕……来不……不……及……及……了……吧，”他牙齿打着颤，说了出来。
伊凡诺夫俯身去看那个女人。
“在呼吸呢！帮着抬到底舱里去吧，”他向同伴们请求道，“塔玛拉在那里会给她摩擦身子的……”
在这时候，邻近那一艘运输舰按照旗舰的命令起了锚，缓慢地跟在我们后面移动起来。为了要不让它撞着浮雷，我们努力地细察着每一公尺的海面。甲板上的全体人员都伏在船舷上，向周围的黑暗中注视。
最后，运输舰与那艘炸毁了的船并舷地相靠了。他们开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