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阔的阳光充足的街道上和广场上，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电车在交轨的地点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并且还轰轰地响着；无轨电车在停车站上嘶嘶作响地打开车门。一群群的汽车，服从着民警姑娘的指挥棒，一会儿在十字路口停下，不耐烦似地响着马达，一会儿又吼叫着开走了。在漂亮的“齐斯一Ｏ一号”汽车旁边，驶行着“维里斯”的吉普车，在漆着“面包”字样的送货汽车后面，跟着的是载有反坦克炮炮手的“齐斯五号”汽车。在无轨电车旁边则行驶着履带轰轰作响、躯壳低低的“伏罗希洛夫”型坦克。在街道中间的旷地上有忙碌的、不怕人的麻雀在跳跃，在天空上，则有成双作对的驱逐机急急地掠过。
在莫斯科，男人比列宁格勒多得多；大多数都是穿着各种兵种的制服的，而且几乎全都佩着一列一列的各种颜色的勋章绶带。像我们一样，这都是一些因为有事或是休假而来从各地来的人。
红场上的高高的钟楼、历史博物馆、米宁与波热尔斯基纪念碑、列宁墓、甚至广场上的铺石，全都充满着伟大、镇定、自信的神气。
在最高苏维埃的大厦上，飘扬着祖国的国旗。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共同的求取胜利的意志，是在这里集中着的。我想着：“我现在望着克里姆林宫，可是就在这时候，也有人在报告斯大林，说昨夜有几艘猎艇在芬兰湾上又进行了新的战斗，他们不让敌人接近航路，不让敌人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布雷。”
跟着这种思想而来的是关于很久以前一次五一节游行的回忆。那时候，与我一同在我们学院的纵队中走着的有我的几个好朋友：瓦纽卡·波柯夫，伏洛佳·加夫里柯夫，阿莫辛……我们的行列在列宁陵墓前经过时，斯大林就举起手来，他对着以我们为代表的正在成长着的海军致敬。那时，我是第一次看见斯大林。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又看见他了，他的样子只有一点不同，现在他不在微笑，而是在严肃地、全神贯注地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走向共产主义。
回到家里，迎候着我的是心情焦急的母亲。
“有人来找你上人民委员部去……难道说你要走了吗？”
我仔细地刮了一下脸便去了。值日员领我去见政治部副主任。在一间不大的、陈设简朴的小办公室里，一位年青的高个子的军官请我坐下。
“我们知道，您伤愈之后在莫斯科作短期休假。”
“正是这样。”
“您在战前喜欢运动是不是？喜欢拳击？……搞得还有些成绩。”
“成绩，那我就不敢说了。”
在这位首长的眼里闪出了和善的微笑。
“总之，您是一位运动员，现在又在作战，这便行了。这几天要开苏维埃运动员第二次反法西斯大会。请您去参加。我们委托您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参加大会的运动员致敬。”
我着急地说：“我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我是完全不善于讲话的。”
“什么？您已经害怕起来了吗？”
“并不是害怕；但是这件任务是很重大的，而且……我觉得有点‘不敢’。”
“胡说，再困难一些的事您也对付得很好，您跟十三艘敌艇作过战，现在怎么忽然就有点‘不敢’了。”
继续谈了一阵之后，政治部副主任作了一个不可违拗的结论：“您就像现在跟我谈话一样，把猎艇艇员们的事迹在大会上报告一下好了。我祝您成功！随便有什么问题，请您打电话来商量好了，”于是他就递给我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问卡普路诺夫的妹妹。我怕这位少女会哭，因此不知怎么做才好，不知怎么把尼可拉的为国牺牲情形告诉她才好。我鼓很很大的勇气去按卡普路诺娃所住的门铃。但，当那位相貌很像我的已故的朋友的身材高高的、姿态优美的少女把门打开的时候，我才略为镇定一些了。
我走进一间不大的、像少女一样整洁的房间。
“大概的情形我已经全知道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假如可以的话，请您详细一点说一说好了。请您不要怕我会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全流完了。”
窗外，莫斯科的黄昏已经很浓厚了，蓝色的街灯已经亮起来了，但我们还继续坐着谈话。
我们谈话要结束时，另有一件使我不安的事在等着我，在我由喀琅施塔得动身之前，我们小队的军官们以及旁的舰艇上的卡普路诺夫的朋友们，凑集了一笔钱送给卡普路诺娃，以代替她的哥哥每月寄给她的钱。怎么交给她，才不会损伤少女的自尊心，才不会使她不快呢？
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外交家，因此，我决定直截了当地行动。
“阿娜丝达西亚·伊凡诺夫娜……没有哥哥帮助，您一个人过活是比较困难些的……请您原谅我们这些您哥哥的朋友们，请您接受这一点帮助……以后在需要的时候，请您告诉我们大家，或是告诉随便那一个人好了。……我们是很愿意给予任何的帮助的。”
我怪难为情地把那一包钱放在桌上。
少女对这个包瞥了一眼，抬起眼来向着我说：
“你们的关切和照顾比钱宝贵得多。我引为自豪的是，同志们都喜欢尼可拉，都记得尼可拉。我十分高兴，尼可拉有这样几位忠实的朋友。感谢得很！”
我心里十分感动地和她告别，一路上我都在想念着尼可拉和其余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现在正在担任巡逻，也许，这一刻正在和法西斯匪徒的快艇作战。
在苏维埃宫的圆柱大厅里，我以前只有在听音乐会时来过，都是坐在池座里的。七月十八日那天，我坐在台上，坐在主席团的席位里，和著名的运动家们坐在一起。这里有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雅柯夫·库正柯，佐姬·波洛托娃，列奥尼德，梅什柯夫，尼可拉·柯罗列夫，盖奥尔格·兹那明斯基等人。许多都穿着军服，配着勋章。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书记宣布开会之后，首先发言的是苏联英雄里亚波夫。这位飞行员讲述了他是怎样轰炸柏林以及希特勒帝国的其他大城市。接着讲话的是彼特尔·斯特鲁德、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和雅柯夫·库正柯。这几位运动家讲述着，运动员们是怎样在前线运用自己的运动技能，和希特勒匪徒们作战；在普遍军事训练中是怎样准备着苏维埃军队的新的补充力量的。
我发言的时候近了，于是我就不安起来。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中的字句流散开来了，重叠起来了。
“请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参加者，切尔尼谢夫上尉发言。”
我谨慎地、从容不迫地离开座位走上讲台。我的心不断地在增加着跳动的速度。
“我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苏联运动员反法西斯大会致以战斗的敬礼！”
爆发了一阵鼓掌声，我偷偷地瞄了瞄发言稿子。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教导俄罗斯海军军人不是用数量战胜敌人，而要用勇敢和能力去战胜敌人……。”
在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不久以前的一次战斗情景，以及卡普路诺夫的消瘦而严肃的面容。我开始讲述他的事迹，他为国牺牲的那一次战斗，以及旁的几次战斗，就是猎艇艇员们为了他，为了牺牲的战友，为了人民所受的苦难，而进行复仇的几次战斗。
我说完话后回到座位上，我的脸由于激动而在发烧。有人从我身后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时竟认不出这就是那位政治部副主任。
“好汉子！说得好……我就不懂得，有什么可胆怯的！”
“不习惯……”
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运动员书，号召大家加倍努力来击溃法西斯匪帮：“……请记住，运动员兼战士们！在战友之间，你应该是最强有力的、最能吃苦耐劳的、最勇敢的、最灵活的，你的岗位总是在前面的，总是在决定战斗胜负的场所。你要第一个投入战斗，并且以你个人的范例来诱导你的战友们……
……每一个热爱生命，要想看见自己的孩子是自由人的人，全都参加战斗吧！
每一个珍重祖国的荣誉、独立和自由的人，全都参加战斗吧！
朋友们，前进吧，投入正义的战斗中！”
在莫斯科再耽搁下去，就觉得是一种“道义上临阵脱逃”的现象。
第二天傍晚，我便搭上飞机回到列宁格勒。
第十六章 进攻之前
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初两天，是在探询和叙述中间度过的。关心后方的生活和首都的情形的水兵们和军官们把我团团围住了。
第三天，我随同两艘猎艇出海了；这两艘猎艇的艇长是尼可拉·吉日金和米哈伊尔·阿维尔金。我呼吸着火清新的海洋空气，感到脚下的甲板在颤动，心里觉得愉快。我们所担任的巡逻线就是两个月以前与十三艘敌艇作战的地区。我不安起来：闲逛了两个月，我会不会把自己的海军军人的品质丧失掉呢，我会不会忘掉在遇到敌情时迅速把定方针以及猜出敌人的企图的技能呢？我记起了我在莫斯科签了名的那份致全世界运动员书，我记起了与卡普路诺娃的谈话，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的诺言。
在巡逻线上，我们停了马达，让猎艇漂浮着。在东方，就在水平线上低低的地方，亮着皎洁的黄色的月亮，它在黑暗的水面上铺上了一道金黄色的亮晶晶的道路。
夜间一点钟时，有六个长长的黑影慢慢地、无声地切断了这条金黄色的道路。这是敌艇。
我们在水平线的黑暗部分，是被人看不见的；我们窥视着敌艇的行动，将它们的行动用无线电报告基地。当敌艇向西拐了一个弯的时候，它们发觉了我们，接着便企图抢占能逼使我们处在那一道月光中的地位。
我们必须保持有利的位置，来帮助我们的炮手们进行射击，从而使敌人难于攻击。海面上没有我们其他的舰艇，没有什么牵制我进行相机活动。我决定只在站立有利的阵势，并尽可能少拿我的部下的生命与冒险的条件下来投入战斗。
我们采取了与敌人相平行的航向。默默的“方位争夺战”开始了。用这样的航向行进着，敌艇无法驶入黑暗部分，也不能把我们逼到那道月光里去。后来，它们同时转向我们，并且开起火来；这样，这种争夺战便一下子结束了。显然，敌人的神经是受不住这种沉默的争夺战的。
现在他们是用正面队形前进，我们正好横在他们的航路上了。我这样推论着：每一艘敌艇的艇首只有一个火力点，是机枪或是自动炮，这样，他们一共只有六个火力点。我们如果从舷侧射击，可以发出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火力。必须加快速度，驶开去，驶到水平线的黑暗部分中去。等敌艇重又处在月光中时，我们再采取平行航向，并且开火。我们处在敌人的侧翼，所以我们可以使用树木与刚才相同的那么多火力点；但芬艇方面却只有右翼最边上一艘艇可以使用四个火力点，其余各艇都是互相挡着，同时，我们的飞越过去的炮弹还可以打击右翼一艇后面的那些敌艇。
我发出了命令：“艇长，加快航速！对准左边最边上一艇开火！”
“是！……对准从左边上一艇——开火！”
阿维尔金一艇跟在我们后面，从右方向最边上一艇开了火。侧翼机动的计划是成功了：我们用全部火力猛轰着的一艘侧边敌艇。飞越的炮弹也打着了其它的敌艇。敌艇开始散开，变成了方位队形……
我们周围的爆发声显然增多起来了，我们头顶上的各种颜色的弹道网也稠密起来了。我暂时停止了射击，再加快航速，占据了一个使右翼一艘敌艇挡隔住其余敌艇的位置。芬兰人气得不得了，胡乱地射击了一阵，为首一艇步不住我们的准确的射击，便驶开去了。
全部芬艇一面回击，一面逐渐退却。我们不停地射击着，开足马力追赶上去。第四艘敌艇突然掉了队，停在一个地点上打着转；显然，它的舵轮操纵器已打坏了。它的旁边一艘敌艇施放了烟幕。我怕受到敌方狙击火力的袭击，因此决定不突入到烟幕里去。
我们迂回了烟幕地带，于是又看见敌人了。所有的敌艇，连同那艘受伤的敌艇在内，都已处在他们的海岸炮掩护之下了。这是令人不快的；然而，在同时，我也有可高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猎艇都没有受损，人员中也没有一个负伤。
水中听音器的作用在警备舰艇上是大大增长了。夜间的雾气常常把巡逻艇包围起来，使人在几链的距离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水中听音器便成了守望的主要手段。这种仪器本身是很精密的，再加上有丰富经验的话，就可以使人听出最细微的扰声。按照声音的性质，专门人员不但可以断定舰艇的级别，并且还可以听出舰艇的艘数。因此，水中听音人员在猎艇上的重要性已不下于炮手和信号员了。
有一次，我带着卡普路诺夫那艘猎艇（现在艇长是柯尔谢夫纽克上尉）去保护航路。有一个船队必须从航路上通行过去，但那夜的天色乌暗、没有月亮，还飘着细雨。我们准备着随时与敌人突然遭遇，因此全体人员都待在甲板上。
夜半之后不久，水中听音员库里柯夫报告上来说，在北方听见有几艘快艇的螺旋浆和柴油机的声音。柯尔谢夫纽克在航图上画出了与我们的所处位置所成的方位以及水中听音员所指出的与敌艇的距离。我们用无线电发出了警告，说在我区发现敌人的鱼雷艇，并且按着在航图上画出新的方位和距离，从而测定敌艇的航向和航速。距离渐渐地迫近了。方位没有变更，而距离则迅速在缩小，一会儿，透过雨幕已可看见四艘敌艇的模糊的黑影。我们开了火。敌人的鱼雷艇作了猛烈的回击。
这决斗的一刻好像是无止境地漫长似的……
我们的猎艇被击中了几下，而且为首一艘敌艇的艇尾上的炮火在猖獗起来了。
日伏拉加快射击，叫道：“给我们已故的艇报仇！”
“给卡普路诺夫报仇！”
在雾中发出了一片红光，在回答这一呼号；接着，敌人的鱼雷艇轰然一声地爆炸了。其余的敌艇全部掉头往回开走，只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烟幕。
柯尔谢夫纽克想突进烟幕中去，想较快地追上那艘已打中了的敌艇；但我提醒他，烟幕可能是有毒的，而且，突入烟幕中的话，还可能遭遇到狙击火力。他一面骂着，一面把猎艇绕过烟幕的尾部驶向前去。
在爆炸地区，我们看见有三艘停了轮机的鱼雷艇。
我们已迟到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继续战斗。于是我又开了炮。
西边也传来了射击声，这是吉日金一艇赶来支援的。敌艇不敢恋战，就隐入黑暗中了。我想知道敌艇的航向，唤着水中听音员，但是库里柯夫没有回答。我们发现他已经中弹阵亡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一座长满了松树的高岗上埋葬了库里柯夫。艇员们对着同志的尸身立下了要为他报仇的誓言。
当天晚上，我带了柯尔谢夫纽克和吉日金两艇到了敌岸附近。年青的库兹涅佐夫接替了已故的库里柯夫担任水中听音工作。夜间十二点多的时候，他报告上来说，听见有敌艇的螺旋浆声音了。我们便向声音驶近去。库兹涅佐夫校正了航向，指引我们向骚音驶去。不久以后，信号员彼得罗夫发现了四条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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