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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命令把全部伤员都安顿在卡普路诺夫的艇上，从吉佳柯夫的艇上搬过去一具罗盘，指派费定担任指挥，教这艘猎艇直驶喀琅施塔得。猎艇隐没在黎明前的浓雾中了，无线电员索柯洛夫便拍出了一封电报，报告战斗结果并请求派一辆救护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卡普路诺夫的猎艇。
敌艇的骚声低下去了。东方的天际逐渐地变红了。小队机械员吉托夫走上指挥桥来报告，说全部破孔已经补好，打断的舵链也已接好了。
“这给您留着作这次战斗的纪念吧，”他递给了我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这东西打穿了艇舷，便落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了。这显然是一颗流弹。”
我的神经紧张状态过去了，接着，痛楚便剧烈起来。由于受了震伤，头脑是迷迷糊糊的，颤抖的手指连火柴都不能划了。我点了一枝烟，吸了第一口，便老是想呕吐。我老想着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心里一刻都不能安定下来：“不知他们能不能拖到喀琅施塔得呢？还有其余的那些伤员不知怎样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傍晚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已在医院里了。病室不大。我侧过身子瞧瞧那位看护员时，觉得头部剧烈的疼痛。
“终于醒来了，好汉。那就好了！”她这样说。“我马上去请大夫来。”
看护员从门后消失了，一会儿她又带着斯维吉奇医师回来。
“您安安静静地躺着好了。尽量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动。到了时候我会让您起称的，”大夫这样允许了我。
“好——极——了，”我说着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得顿一顿。“没—有—人—来—看—我—吗？”
由于激动，我的左脸痛起来了。
“来了几个人，但是我不让他们进来。您需要安静和休息。”
我费了好大气力，对医师解释，我得向上级报告战斗经过，还要知道同志们的情形。但是斯维吉奇坚决地再说一次：“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不能允许任何人来看您。”
“不——行，请您让他们进来！……。”
斯维吉奇看出，阻止他们进来反而只会刺激我，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走出去，吩咐让我的客人们进来。几分钟之后，柯切杨、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便出现了。
我想知道，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怎样了，还有雅库谢夫、林佐夫、巴日诺夫以及其余的伤员们又怎样了。
柯切杨安慰我说：“都很好，都很好。他们全躺在隔壁一间病房里。全都脱离危险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您已不在我们猎艇上了。”弗罗洛夫说。“这我们感到遗憾，艇长同志！我们全体人员祝贺您胜利，并且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多谢，朋友们。这并不是最后的战斗，我们还要在一起作战呢。”
柯切杨打开了一张报纸，把用红笔划出的一段文字指给我看：“苏联情报署报道。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消息。敌方快艇十三艘在芬兰湾向我方巡逻艇二艘袭击。苏联海军战士当即向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应战，击沉敌艇二艘，重创敌艇一艘。其余敌艇在芬军海岸炮掩护下匆匆逃逸。我艇安全返回基地。”
这使我惊异起来：在这样巨大的解放战争中，这样小小一个插曲，居然会发布正式消息！这样一种奖励是我没有梦想到的。
斯维吉奇大夫又来了：“嗳，客人们，该走了吧。”
柯切杨握住我的手说：“我代表全体人员向您道贺。假如大夫允许，明天我和分队长一同来。”
正当柯切杨在说话的时候，弗罗洛夫已将一包东西塞在我的枕头下面了。
“哦，”我想，“这些水兵们啊，什么都不会忘记的！”
门关上了，房内又寂静起来。
第二天，斯维吉奇医生费了好些时间检听我的心脏，试验我的脉搏，并且另外还找了一个医生来；那个医生要我闭上眼睛，要我张开手指，要我瞧着他那一会儿移近我的鼻子一会儿又移开去的手指尖。
他们在进行这种检视过程中，不断地用我听不懂的拉丁语交换意见。后来，斯维吉奇用针刺我的腿，真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痛。
“痛不痛？”
“不痛……”
在臂上，在左半身上刺了几下，结果也一样。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想。
两位医生走出门去的时候，还是一直用俄罗斯话和拉丁话的混合语言交谈着；他们的话我一点也不懂，但从他们的口气中可以猜到：医生对于我的状况是不满意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几个负伤的水兵和费定偷偷地走来了。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谈话。只有那些自己不能走路的人，不能来；那几个便是：卡普路诺夫、吉佳柯夫、雅库谢夫、巴日诺夫、洛巴诺夫斯基。据同志们说，他们都因为伤势太重，不能起床了。
房间出乎意外地打了开来，走进病房来的是联队长、柯切杨、政治部主任和分队长；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穿着睡衣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
“您好，切尔尼谢夫同志。”联队长向我伸过手来。
“您好，上校同志。”
有几个记者从旁边走来，用照相机在瞄准。
“司令员代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您阿历山德尔·涅夫斯基勋章，以嘉奖您能够用少量兵力战胜数量上超过我方的敌人，并且在战斗中表现了刚毅和坚定的决心。我代表指挥部和我本人向您道贺。”
联队长说着最后一句话时，便将勋章授给我。
我的眼睛面前火星乱飞起来。对于这样的看重和奖励我想表示我的感谢，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我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答词，未必有人听得懂，但是，看起来，这是无关重要的，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全涌上来，抢着向我道贺，握我的手。摄影记者把摄影机弄得劈劈啪啪地响，镁光灯一个接一个地闪亮着。
不知是由于镁光呢还不知是由于这种遭遇，我的眼睛里流出眼泪来了。在耳边的嗡嗡声中我还听见这样一些话：“尼可拉·伊凡诺维奇·卡普路诺夫上尉，伐兰丁·格奥尔基维奇·吉佳柯夫中尉，……红海军上等兵津巴连柯……授予红旗勋章……”
一切都混在一起，浮动起来了，我觉得眼前发黑，于是便倒下去了。当我又清醒过来时，太阳正照进窗里，从街上传来了葬礼进行曲的乐声。
我爬到窗边，望出去，只看见医院的院子里有一队送葬的行列在慢慢地移动着。前面是三具棺材，上面罩着海军军旗，后面跟着联队长，各分队军官……柯切杨……水兵们。还有花，许多花，许多花……。
“是葬谁呀？！”我叫了起来。
“你这个病人！您在干什么？”看护员的声音响了起来。“安静点躺下来吧，大夫就要来了……”
看护员竭力要我上床去，但是，一种可怕的预感把我拖住在窗边。突然起了一个猜想：“安葬的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伊夫琴柯和德伏梁金。但是还有一个呢？这一个是谁呢？”
“看护同志，那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怎么样？”
“第三个安葬的是谁？”
“来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死了，此外就再没有人死过，全都好好儿活着。”
我转身看向看护员。她眼睛里含着眼泪。
“同志……”
“安葬的是卡普路诺夫……伊夫琴柯……”
“卡普路诺夫吗？……他不是活着的吗！！！”
……
一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卡普路诺夫是在快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大概还有五、六里路的时候去世的。
第十五章 在莫斯科
两星期之后，他们将我搬进了一间病室，跟吉佳柯夫和洛巴诺夫斯基在一起，并且允许我可以起床和看报。这样，我又可以经常知道海上的战斗消息了。
我的母硳在西多连柯的指挥下成功地经过了三次战斗，并且击沉了两艘敌艇。
其中有一次战斗的经过情况是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讲给我听的。
他们和一艘作伴的猎艇一同出去巡逻。斯列波夫发现了三艘敌艇。他们是横着前进的。冈察洛夫（他又回到这艘猎艇上来了）对着为首一艘敌艇射击，弗罗洛夫对着末尾一艘射击。已故的卡普路诺夫的那艘猎艇上的炮手们——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则轮流地对着中间一艘射击。这时候，斯列波夫发现，另外又有三艘敌艇从另一方面驶来。
西多连柯开足了马力，决心对敌人进行冲撞。距离迅速地在缩短。只有半链了……这时候，弗罗洛夫用直接瞄准对准芬艇的甲板室下方射击……敌人的弹药爆炸了，船也就烧了起来。
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将火力转对着第二队敌艇的头艇，也将它击毁了。
这是一个白夜。艇上全体人员清楚地看见，在海湾的中央那艘敌艇像是一支蜡烛似的，不动地在燃烧着。法西斯匪徒们想拯救他们的同伙，但是我们的炮手们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时候，又有两艘猎艇从邻近的巡逻区驶来。敌人便开始逃跑，隐没在烟幕后面。
“烟幕是呛人的，外加岸上的炮队猛烈地在射击。这样，我们只好转回来了。”别洛波克这样解释道。
“抓到俘虏没有？”我问。
“当我们追击那些敌艇的时候，那艘打沉了的敌艇上的人全都淹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
“您现在该祝贺弗罗洛夫所得的奖章了，”别洛波克想记起来说，“这种奖章，波罗的海舰队里没有人得过：那是不列颠王国乔治第六奖给他的英国‘军功’章。”
“就是这样一个徽章，”弗罗洛夫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关系，就是英国奖章也好，我还是要祝贺您的。”我这样说。
“多谢。假如是俄罗斯的奖章那就更好了，更确实可靠了。在我们的奖章上，人人都能够认得上面‘军功章’三个字，可是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留着胡须的国王，像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似的……”
我出院了，但是指挥部却不放我出海，根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硬要我作一次休假旅行。
我确很想回到亲爱的莫斯科去一次，去看看家里的人，看看那些熟 的街道和桥梁，古老而伟大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然而，在夏季战斗正打得火热，每天都有激战发生的时候，离开同伴们到别的地方去，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最后，我还是只好依从了分队长和副分队长柯切杨的坚决要求。
在出发前，同志们委托我在莫斯科访问一下卡普路诺夫的妹妹。
飞机在半夜中启发，直对着“大陆”行进。树林、铁路路基、以及由白夜的淡青色光线微微照亮了的英雄城的幽暗的郊区，在机翼下面向后退去。乘客几乎全部都是军人，他们靠在窗口，贪婪地眺望着列宁格勒。
一会儿，窗外望不见什么了，白色的夜雾用不透明的幕布将大地掩盖起来了。
飞机的载客舱漆着阴沉的灰色，里面没有一排一排的沙发椅，就像是一节货车似的。我们的确是坐在“飞行车厢”里，在封锁期间，这种飞机曾给列宁格勒运来各种各样的给养品，在回程中则带着伤病员和指挥人员回去。在机舱中央，一个射击手的下半身高高地吊在皮带上在摇晃着。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很大的毛皮长统靴，他的头和他的转动机枪的回旋盘的两手，我们是看不见的。
从雾气的缝隙中，我看见了刺多牙湖的起麻斑的湖面。一艘拖着木船的拖轮和一艘在巡逻的猎艇掠过去了；几分钟之后，在机翼下面闪过了一些码头、仓库和房间。
当我们又在树林上面飞行的时候，射击手解去了皮带跳到机舱中来。他向我们巡视了一周，高兴地说道：“事情完了：你们已经在后方了。”
朝阳的光芒照亮了树顶和湿漉漉的机翼。迷雾地区已经飞完了。驾驶员作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向下方降落。稍稍震动了几下，接着马达便停住了。我们下了飞机，踏在有露水的青草上，愉快地伸了伸懒腰。这就是后方，是“大陆”了。我好久不曾听到的鸟叫声，芬芳的清晨的新鲜空气，脚下的土地，以及飞机场旁边玻璃完整的小屋，这一切好像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离前方只不过几十分钟的航程。停放在穹形仓库中的飞机以及里面坐着驾驶员的值日“雅克”机，才使人想到离开前方只有几十分钟的航程。
飞机加了油，我们喝完了第一杯“后方茶”，接着继续向莫斯科旅行。
一座被弹片打伤了的、到处都是弹坑的树林掠过去了。被曲折的战壕所切断的、被密密的铁丝网所围住的一片田地掠过去了。在一些焚烧过的死气沉沉的空地上，常常可以看见仰天的炮筒、被打毁被烧坏的坦克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但是，一会儿就开始出现了一块块的长方形的耕好了的田地以及一排排的绿色的庄稼。那些在瓦砾场旁边有用黄金色木板盖成的新农舍的村庄，也开始出现了。
突然地，出现了工厂的烟囱、船桅、房屋……莫斯科到了！
飞机在中央机场的平坦的场地上跑过，最后停在充满阳光的飞行站前。
我走下了飞机。在这一片静寂中只听见鸟儿的叫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我乘坐第一班地下铁道列车往莫斯科的另一头去，半小时之后，怀着一颗猛烈跳动的心，按着家里的门铃。我听到了拖鞋的拖曳声和母亲的带着睡意的、一点没有改变的嗓音：“谁呀？”
我用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道：“找姓切尔尼谢夫家……从波罗的海来的！”
门锁响了。母亲没有按下门键，将门微微开了一点。她的眼睛仔细地向外张望……但是认不清楚。
“开吧……开吧……妈妈！”
“我的孩子！”
母亲一面笑着，一面流着眼泪，把头发斑白的头紧靠在我的肩上。
我的父亲和弟弟恰巧也在莫斯科，他们听见闹声，都奔到前室来了。
“来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大家都抢着这样问。
我摊了摊手。七小时以前，在列宁格勒机场上，我不是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次旅行会这样简单、迅速地完成的吗？
我到了莫斯科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邻居们、朋友们、亲戚们那里。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人来按门铃，走进住所来的人有的是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他们有的向笑容满面的母亲讨一点火柴，有的来讨点盐；他们好像偶然似的看见我们三件军大衣，一件上面有铁道兵团的肩章，一件有空军肩章，一件有海军肩章，便都惊讶地叫起来，道贺起来，接着又匆匆地走向我们，来探问最近的前方消息，主要是问“快接近胜利了吧？”这是又有趣、又令人感动的。
第二天早晨，我偕父亲和弟弟一同上街去观看一下战时的莫斯科。我们三个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但仍还结实的铁道兵团少校工程师，一个是留上了上髭的海军军人，一个是还没有留须的空军驾驶员，从容不迫地在街上走着。换句话说，陆、海、空都齐全了。
在广阔的阳光充足的街道上和广场上，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电车在交轨的地点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并且还轰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