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犯罪案件，然而没有了人为的侦察技巧、团队合作、努力不懈的调查和聪明的检察官，所有证据都是空的。就算我们证明了席格和开膛手信件采样的DNA相符，任何精明的辩护律师都会说，席格写了信并不就代表他是凶手。也许他只是写了几封开膛手的信件，因为他有一种病态的幽默感。然后优秀的检察官就会驳斥说，即使席格只写了一封开膛手信，也难脱嫌疑，因为信件等于是一种招供。在信中开膛手声称自己谋杀了那些他直呼其名的人，而且还威胁要杀害政府官员和警察。
水印是另一个线索。我们已知有三封开膛手信件和八封席格信件上有亚皮利公司的水印。看来似乎是，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七年住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的这段期间，席格用的都是亚皮利信纸，而且像卡片那样对折。正面有着淡蓝色镶边，浮凸的地址也是淡蓝色。亚皮利水印的位置就在折痕中央。开膛手信件中有三封的信纸是沿着折痕撕开的，因此只剩下半枚亚皮利水印。
除非开膛手杰克愚蠢到了极点，否则他应该会把折叠信纸印有浮凸地址的那一半给销毁。我这么说并不表示罪犯从来不做蠢事，例如把驾照遗忘在犯罪现场，或者银行抢匪在存款单上贴了张“自粘”便条，上面写着自己的地址和社会保险编号。然而开膛手杰克没有犯这类失误，否则他早就在那个时代落网了。
此外，开膛手杰克也极为自大，从不认为自己会被逮到。席格想必不担心自己写的那些开膛手信件上的半枚水印，也许这是另一种“有本事来抓我”的小小嘲弄。我们在席格信件中所发现的亚皮利水印还包括一枚带有制造日期的，而三封带有亚皮利水印的开膛手信件上的残缺日期，数字分别是十八、十八和八七，八七显然指的是一八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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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画一封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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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造访档案馆的结果，我们持续发现其他想必也不曾被席格放在心上的相符水印。几封在一八八七年写给贾克·艾弥儿·布朗许的信所用的信纸有着黑色浮凸字体的地址列，和一枚乔伊森特级水印。仔细过滤了位于巴黎的法国资料图书中心所收藏的布朗许、席格通信记录，我们发现在一八八八年夏秋到一八八九年春天之间，席格仍继续使用乔伊森特级信纸，至于布洛赫斯特花园街五十四号寄信人地址，不是无色浮凸就是有着红色镶边的红色字体。
爱伦于一八九三年尾写给布朗许的信上的寄信人地址则是雀儿喜区葛雷伯街十号，用的信纸同样有乔伊森特级水印。格拉斯哥的惠斯勒收藏品中，有七封席格在几乎同一时期写的信件用的是亚皮利信纸。
在哈佛大学手稿部门的威廉·罗森斯坦爵士收藏品中，我找到两封有着乔伊森特级水印的席格信件。罗森斯坦是画家兼作家，也是席格相当信赖的朋友，因为席格曾经要求他在宣誓下说谎。一八九年晚期，席格和一位薇兰夫人交往。她是住在迪埃普的一名渔妇，他为她取了个“蒂婷”的昵名。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和她私通，她在自己的小屋里提供他食宿和一个小空间当作画室倒是真的。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这都可以被拿来在爱伦诉请离婚的法庭上作为对他不利的指控，要是他抗辩的话。然而他没有。“要是你被召唤，”他在一八九九年写给罗森斯坦的信中说，“你不妨当作你从来不知道蒂婷的本名，你就说我一向都称呼她‘夫人’吧。”
席格写给罗森斯坦的两封信都没有注明日期，奇怪的是，两封分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写的，其中一封所用的信封应该是他母亲所有，因为寄信人地址是她的。第二封写给罗森斯坦、带有乔伊森水印的信，里头画着许多数字涂鸦、一张卡通脸孔和一个“啊”字的，则是从雀儿喜区葛雷伯街十号寄出的，和爱伦·席格一八九三写给布朗许的那封信相同。国家档案馆有一封开膛手的信中有一枚缺损的乔伊森水印。看来席格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晚期一直都使用乔伊森特级水印信纸。我找不到一八九九年他离婚并且移居到欧陆之后使用这种信纸的记录。
伦敦历史资料馆“白教堂连续谋杀案”档案中有四封信是用乔伊森特级信纸写的：一八八八年十月八日、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一八八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和一八八九年二月十六日。其中两封署名“尼莫”。一八八八年十月四日（伦敦市警局收到第一封署名“尼莫”信件之前四天）《泰晤士报》注销一封寄给编辑、署名“尼莫”的信函。信中出现“毁尸，割下鼻子和两只耳垂，剖开尸体，切下一些器官——心脏和……”等描述。接着寄信人说：我的推论是，可能是某个低下阶层的人被诈欺、骗走所有财产（应该不少），而且被妓女——也许就是前面几个受害者之一——伤得很重，最后受了愤怒和复仇之心的驱使，于是开始见一个妓女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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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冥府般的暗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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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查普曼的尸体被送到白教堂救济院停尸房五小时过后，乔治·菲立浦医生发现她已经被脱去衣服而且清洗了身体。他非常愤怒，要求有个解释。
在玛莉安·尼可斯死的时候惹了不少麻烦的停尸房管理员罗伯·曼恩回答，是救济院高层派两名护士来替尸体脱衣净身的，过程中没有警察或医生监督。当菲立浦医生环顾停尸房内部，他发现安妮的衣服被堆置在墙角。他稍早交代的，除非警方指示否则不准任何院友、护士或其他人碰触尸体的叮嘱，曼恩完全没把它放在心上。这些话已不是头一次说给他听了。
所谓停尸房，只不过是一个简陋骯脏的小房间，摆着张被旧血迹染得黝黑的可怕木桌。夏天闷热，冬天则冷得让曼恩几乎无法伸直手指。什么鬼差事，曼恩一定这么想，也许医生应该感谢那两个护士替他省去不少麻烦。况且，要医生替那女人看是被谁杀死的又有什么用。她的头都快掉下来了，就像吊在肉铺里的猪只一样被宰杀得面目全非。曼恩没仔细听菲立浦医生继续抒发他的不满，抱怨他的工作条件不只糟糕，还有损健康。
医生的这个观感将在死因调查法庭中得到充分宣泄。怀恩·白斯特验尸官向陪审团和媒体说明东区没有合宜的停尸间实在是荒谬至极。若说伦敦大都会区有哪个地区急需处置死者的设施，那就非贫穷的东区莫属。在瓦平附近，从泰晤士河捞起的尸体由于缺乏合适的单位接收，而不得不“放在盒子里”，白斯特说。
白教堂区曾经有停尸间，但为了铺设新道路而拆除了。基于纷杂的理由，伦敦官员始终没有着手建造新的停尸间，而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快就能获得解决的。就像我在法医办公室工作时经常说的：“因为死者既不投票也不纳税。”死者无法游说政客们替他们编列预算。尽管死亡是平等的，世人皆难免一死，然而死者却没有得到平等对待。
菲立浦医生沉住气，开始检查安妮·查普曼的尸体。此刻尸僵已经到达完全阶段，由于低温的关系这过程应该会减缓许多。因此菲立浦医生估计安妮的尸体被发现时大约已经死亡二到三小时的说法或许稍嫌保守。不过，他根据她胃里的少量食物和体液量极少而下结论说她死的时候是清醒的，这点却相当大胆。
一般验尸时不见得会针对诸如血液、尿液和眼球玻璃体这类体液进行药物或酒精测试。倘若当时他们做了，应该就会发现安妮遭到谋杀的时候仍然在酒醉状态。她越是虚弱，对凶手就越有利。
安妮颈部的几道刀痕位于“脊椎左侧”，以大约一英寸半的间距互相平行。凶手曾经试图切断她的颈骨，这表示他想割下她的头。由于这些刀痕是从左侧开始由深到浅往右侧延伸，表示凶手或许是惯用右手的，假设他是从背后攻击她的话。安妮的肺部和脑部都显示有严重病变的迹象，此外，尽管她身材肥胖，却有营养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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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冥府般的暗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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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因调查法庭中，菲立浦医生针对安妮·查普曼死亡过程的推估是这样的：她的呼吸首先停止，接着由于失血严重而心跳中止。死亡原因，他说，是“昏厥”，也就是血压骤降。要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玛赛拉·费洛医师当时也在场，我可以想象她会怎么说。血压骤降是安妮·查普曼的死亡过程，而不是死因。任何人垂死时血压都会降低，断气之后则没有血压。
人死的时候，呼吸停止，心跳中止，消化停顿，脑波不再起伏。说一个人的死亡原因是心跳中止、呼吸停止或者昏厥，就好像是说一个人目盲是因为他看不见所造成。菲立浦医生应该告诉陪审团，死亡原因是由于颈部伤口所导致的大量失血。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何有些医生会在死亡证明书的死因栏中填写心跳停止或呼吸停止，而不理会死者遭到枪击、刺杀、殴击、溺水、被汽车辗过或者被火车撞的事实。
在安妮·查普曼的死因调查法庭中，有个陪审员打断菲立浦医生的陈述，问他是否拍了安妮眼睛的照片，说不定她的视网膜捕捉到凶手的长相。菲立浦医生说他没拍照。接着他骤然为自己的证词作了结论，对白斯特验尸官说，已知的情节已经足够判定受害者的死因，再深入谈论细节“只会引发陪审团和民众的感伤”。当然，“我会虚心接受各位的判决”，菲立浦医生又说。
可是白斯特持不同意见。“无论多么令人难过，”他回答说，“基于正义的理由，还是有必要厘清安妮·查普曼谋杀案的细节。”菲立浦医生抗辩：“当我提到尸体下半身的伤口时，我必须重申我的意见，亦即公开我的检验结果是不明智的。这些细节只适合让先生你、还有陪审团知道，向大众公开这些只会引起极大反感。”于是白斯特验尸官要求所有女性和男孩离开拥挤的旁观席。他并且补充说他“从来没听过有人要求保留呈堂证物的”。
菲立浦医生没改变他的反对立场，并且再次要求验尸官别让大众知道那些细节。医生的要求遭到否决，他没有选择余地，只好说出他所知道关于安妮·查普曼被残杀以及器官组织被凶手取走的所有情节。他作证说，如果他是凶手，他绝对无法在十五分钟之内在受害者身上留下这么多伤口。如果要他，一个外科医生，运用技巧从容地完成这些，他估计至少也得花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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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黎明前的街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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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提汉杰弗表演厅是伦敦最大众化的音乐厅之一，也是席格在一八八八年前八个月经常流连的场所，每周总要去好几次。盖提厅位在查林十字街附近的东南区火车铁道地底，广达两百五十英尺宽的拱形建筑体设有六百个座位，不过挤进千名吵闹的观众在里头饮酒、吸烟、观看色情表演也是常有的事。极受欢迎的凯蒂·劳伦斯穿着裸露女性胴体的男裤或宽松罩衫，以超乎当时礼俗尺度的大胆表演震惊伦敦上流社会。席格常到音乐厅画素描的期间，以“爱国女郎”一剧闻名的音乐厅明星凯特·哈维和佛罗伦丝·海兹正在那里演出。
乳沟和暴露的大腿引人非议，不过似乎没人在乎剥削利用这些女童星在舞台上表演着成人式猥亵歌舞的不当。年仅八岁的女童穿着戏装或小罩袍，模仿带有性意味的动作，刺激着恋童狂的兴奋，也成为席格若干画作的主题。艺术史学者罗宾博士解释说：“颓废作家、画家和诗人普遍对音乐厅儿童表演者的甜美无邪存有一种狂热。”在她所着《华特席格：素描篇》中，她对席格夜夜在音乐厅中追逐着那些女性表演者作画的行为提出新的观察。他的素描反映了他的心灵深处以及生活方式。他会冲动地将油画送人，却怎么样也不愿割舍他画在明信片和廉价纸张上的即兴素描作品。
浏览收藏在泰德美术馆、瑞丁大学、利物浦渥克画廊和利兹市立美术馆那些笔触轻淡的铅笔素描画就像进入席格的内心和情感世界。他坐在音乐厅里，凝视着舞台，用仓促笔触捕捉着两眼所见的一切。这些素描就像透过他心灵的主观镜头拍出来的一张张快照。当其他人贪婪斜睨着那些半裸表演者，冲着她们鼓噪时，席格正速写着被分解的女性肢体。
有人会说这些素描只不过是席格用来磨炼绘画技巧的练习之作。例如手部就十分难画，连许多大画家都对双手没辙。然而当席格坐在包厢里或者前几排座位上拿着小纸片速写时，他不是在磨炼绘画技巧。他画的是被砍断脖子的脑袋，缺手的臂膀，没有手臂的躯干，被切下的丰满裸臀，没有四肢、乳房从领口迸出的胴体。
或许又有人会说，席格是在寻找新的人体呈现手法，不再局限于僵硬的姿势。也许他是在尝试新手法。他一定看过窦加的粉彩裸体画。也许席格只是想效法这位偶像超越以前在画室里面对穿衣模特儿的静态方式，试着描绘较自然的人体姿态和动作。但是当窦加单独画一条手臂的时候，他是在磨炼技巧，是为了把这条手臂加进一幅油画当中。
席格在音乐厅里画的那些女性局部肢体素描很少，甚至从来不曾出现在他的习作、粉彩画、版画或油画里。当他坐在观众席中看着穿着暴露雪白内衣的昆妮·劳伦斯或九岁的小法萝西表演，边用铅笔勾勒出的人体四肢和躯干素描，似乎只是为了画这些东西而画。席格不曾用类似方式描绘男性肢体，他的男性素描作品中从来没出现过人物遭到残害的主题，只有一幅名为《他在争执中杀了他父亲》的铅笔画除外。那幅画描写的是一个男子猛力刺杀躺在一床血泊中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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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黎明前的街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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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格的女性躯干、被截断的头颅和四肢是暴力幻想所产生的影像。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友人印象派画家威尔森·史提尔同时期在同个音乐厅里所画的素描，就会发现和席格所描绘的肢体和人物表情有着明显区别。史提尔也画女性头部，但不会看来像是被砍下的；他也画芭蕾舞者的脚踝和脚部，但很明显是活生生的，踮着脚尖，小腿肚的肌肉紧缩着。史提尔的素描看起来一点都不死气沉沉。然而席格所画的人体四肢却毫无生命，是松垮的，和躯干脱离的。
一八八八年他在音乐厅的素描以及上面的题字显示他从二月四日到三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到七日，七月八日、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以及八月一日和四日这些日子都到过盖提厅。席格一八八八年待过的盖提厅和其他音乐厅，例如贝佛音乐厅，依法律规定必须在午夜过后半小时内结束表演以及贩卖酒类。假设席格习惯在音乐厅里待到表演结束才离开，那么有许多个凌晨席格可说都在伦敦街头逗留，再到处漫游。显然席格并不需要太多睡眠。
也是席格门徒的画家玛乔莉·李黎回忆起他时说：“他似乎只偶尔在白天小睡片刻，晚上则过了午夜才会上床，有时候又起床到街上到处逛，直到天亮。”曾经和他共享一间画室和房子的李黎发现他习惯在音乐厅表演结束后到街上漫步，而这种徒步漫游的习惯持续了一辈子。每当他“被某个念头所困扰”的时候，就会“在街头游荡沉思，一直到天亮”。
李黎和席格相交直到他在一九四二年去世，她在书里无意中披露了这位导师兼朋友不少生活细节。她屡次提到他的漫步夜游和隐匿习性，以及众所皆知同时拥有三四个工作室，地点和用意却不明的习惯。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