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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你爹打你屁股？
怕。倒不是怕他打我屁股，而且他就是想打也打不着了，我爹正在号子里啃窝头呢。做那事儿之前我刚好去看过他，我拿他给我的钱在监狱的“亲情食堂”里请他吃饭。饭菜味道很好，就算是在外面的饭店也未必吃得上。这得归功于“亲情食堂”里的大师傅。据说那位大师傅进来前是Ｔ城“喜来登”里头号的中餐厨子，因为用剁排骨的斧子把跟他老婆通奸的一个小款砍成了重残，被判了１５年。没成想进了监狱也闲不住，晚上在号子里睡觉，白天就在食堂里一边帮厨一边改造，警察叔叔们都爱吃他炒的菜，就算是熬茄子煮菜豆角也让他来掌勺，说吃到嘴里不是一个味儿。
那天，吃着由“喜来登”大厨掌勺的老爆三，我爹却哇啦哇啦地哭了起来，跟个小毛孩子似的。他拿筷子的手一直在哆嗦，他说，早知有今天，就该先把你韩姨娶进了门，你韩姨她不会等我了。
我们家从那段羊肠子般的胡同里搬走后，我只零星地见过韩姨几回，她好像跟我爹还一直有联系。别看我爹牛的时候手里也有个千八百万，可那些钱似乎根本就入不得韩姨的法眼。我知道这个姓韩的女人一直在南方做生意，可做啥生意我爹也整不明白，反正人家不缺钱。听说韩姨在南方结过一次婚，后来又离了，回到Ｔ城，我爹上赶着人家，人家却跟我爹一直不远不近的，弄得我爹上老火了。
我爹种过地，在车间里抡过大锤，他这辈子最适应也是最不怕的就是吃苦。在蘸糖堆儿之前，他趸过虾蟹，还卖过肉。有一段时间，他老人家每天都提着两大篮子梭子蟹抑或琵琶虾赶早上头一班的火车从Ｔ城去北京。晚上他则只能搭过路的火车回来，提着两个空空的篮子，卸去了臭鱼烂虾的篮子如同是两只空空的被掏空了内脏的肉皮囊，永远地散发出一股用文字难以形容的恶臭。有一回我半夜起来撒尿，看见他老人家正拿着一支医用注射器往螃蟹里挨个注水呢，那认真的架式就跟护士给病人打针似的，真是难为了他老人家。有很长时间，我都是嗅着一股腥臭的咸带鱼味儿入睡的。好多次我都梦见自己来到了海边，躺在沙滩上，旁边走过一位担着两筐臭鱼烂虾却打着一双美丽赤脚的渔家姑娘。
后来我爹就改行了，蘸糖堆儿批发给那些外地人。再后来作坊变成了公司。家大业大了，可我们家还是跟个海货店差不多，螃蟹大对虾之类的东西成箱成筐的往我们家里搬，这些东西都是我爹用来犒劳战斗工作在工商税务城管岗位一线上的同志们的。
其实我爹身边不缺女人，可他就是对韩姨放不下，把自己弄得跟个痴情少年似的，所以我觉着吧，他这人可能是有点儿傻，一根筋到底。连他给我设计的蓝图都无聊的很——当不了比尔·盖茨就当陈景润，都当不了，就去新西兰放羊去。
那天，我自然没能做成好事，我尿了。韩姨倒是大度，她跟我说：“你就是少点儿经验，看到我，你可能是太紧张了，这不怪你，谁让当年我还把过你尿呢。”让我对韩姨心生感激的是，她没有把我的糗事儿告诉肥米，当肥米冲我们俩不怀好意地挤咕眼的时候，韩姨冲着肥米嚷：“再挤咕，我把你这对小眼珠子抠出来当泡儿踩。”
我们三个人吃饭的时候，肥米这家伙没少灌我酒。肥米说他的酒壮阳补肾，喝完酒晚上还能干一锅儿。我说肥米你他*的别老拿我开涮，你赚钱赚黑了也不说拉兄弟一把，我现在穷得可就差把自己插根儿草标卖了。肥米咧开他的大嘴笑得嘎嘎的，听着跟一群招摇过市的鸭子一样。韩姨说，你爹没给你留点儿钱？我说他那点儿钱我吃几顿早点就没了，他银行里倒是还有钱，可账户早让法院给封了，连他的车子都让人家开走了。
要不，肥米说，要不你帮我们送一批货走，看在咱哥们儿的情分上，也看在咱韩姨的面儿上，这趟货给你三千块，咋样。
我说，往哪送，送什么，我得看这三千块钱值不值呀！
肥米说，这也就是你吧，换个人，三百少不少，我都不给。
我说，要是炸弹的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使吧。
肥米说，是一包药，别怕，不是炸药，拢共还不到二斤呢，送到北京就成。
我说，我正想去北京待一段儿呢，这是好事儿呀，可这事儿你们自己跑一趟也不麻烦。
肥米说，你是练家子，要是遇上情况，你跑得比别人快。
我说你们别说了，这活儿就让我去吧，Ｔ城过的日子都快把我逼疯了。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想离开Ｔ城一段儿，Ｔ城的日子我过腻了，学我也上腻了。喔，有个事儿我忘说了，我爹刚被警察叔叔带走，我就到学校办了休学，不长，一年。我跟学校的领导说，只当我在新西兰少放一年羊了。
韩姨对肥米说，从小我就觉着这孩子有胆量，跟咱们是一路人，比他爹强。然后韩姨又把脸转向我说，你放心，今儿个不算，等过年韩姨保准给你找个好姑娘。
我的脸红了，我说肥米你他妈看着我笑干啥，你还真要做我长辈儿呀！
我在Ｔ城火车站花了３５块钱买了一张从Ｔ城到北京的城际快车票。在上车之前我打了肥米的手机，我说肥米你这包里不会是装着毒品吧。肥米说你他妈了个逼的想啥了，知道毒品是啥样儿吗？这是口服的东西，是药。撂下电话，我打开包看了看，这东西我以前在酒吧里见过，我知道它们是摇头丸。
车上的人不多，我上了列车的上层，上层的人就更少了，我想，去他*的吧，我先睡一会儿再说，这么一想我就躺下了。睡前，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里面是三千块钱，我想省着点儿花，怎么着也够我在北京马马虎虎混上一段时间了。
喜欢北京吗？
允许说实话吗？
那好，不喜欢。
为啥？原因挺多的，就跟我为什么不喜欢上学一样，你总要拿出半天的工夫和耐心来听我跟你发牢骚。先说一件事儿。我上初中那会儿，有一回放暑假，我跟卢菲菲以及另外三个丫头片子去北京玩，因为是搭的便车，人家司机就把我们撂在了和平里那地界儿。那时候我跟我的同学都还没长开，小模小样的，穿的衣服也不咋时髦，再加上我们搭的车是卢菲菲她爹管着的一辆清洁车，这种车也就能开到和平里那地界儿。所以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几个人就像是从清洁车里面被卸在人行便道上的几摊垃圾，显得碍眼却也打眼。那年月的北京还不像现如今这么车水马龙，可我们几个人站在人行便道上还是有点儿犯迷糊，觉得北京的马路宽得有点儿莫名其妙，风大得有点儿虚张声势。我们几个傻孩子想去王府井，可却不知道王府井在哪儿，几个丫头片子在我的左右叽叽喳喳个没完，好像我随身提了一个鸟笼子，烦得我直想撞墙。
“躲开躲开，好狗不挡道，就说你们呢，听见了吗。看我干吗，装什么孙子呀，知道吗你们，这是北京，这是北京你们知道吗你们！”
那小子瞧上去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说话的时候嘴里冒出来一股特别浓的大蒜味儿，一闻就知道是吃炸酱面吃多了。那会儿刚上午十点多，我琢磨着总不会早点也是吃的炸酱面吧。可我没敢犟嘴。那时候虽说我已经有两下子了，可我一点儿也不男子汉，于是我带着几个丫头片子赶紧往墙根儿处闪，好让人家过去。可是我心里吧就挺别扭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呀，用得着这么急赤白咧的嘛，我想告诉那小子，北京是咱全国人民的北京，不光是你们北京人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嘛。那次出门我没瞅皇历，从和平里坐车到王府井，坐了挺长的时间，结果还稀里糊涂早下了一站，在隆福寺就下了，刚下车我就发现下错站了，一着急就吐了一口唾沫。是唾沫不是痰，我向刘德华保证，我就是习惯性地随地吐唾沫，可真不是成心的，更不是有意要跟哪位同志过不去，我还觉着自己的动作挺酷呢。结果，就有个半条胳膊上好像都缠满了红箍的半老男人一把就揪住了我，要罚钱。我问他罚多少。他说十块。我说我是平谷县的，山区的，也是咱北京人。红箍冲我眨巴眨巴眼睛，显然对平谷那边应该是个什么口音也没有太想清楚，不过，红箍眼皮翻翻着说，你真是平谷的？我说我可不是平谷的嘛。红箍问，哪个村的？这招我没料到，打了下愣儿，好在我脑筋转得还算快，我说我是李，李庄子的。我是胡乱这么说的，我觉得这世上姓李的人多，从南到北甭管什么地界都应该有李庄子才对。红箍显然不会知道平谷有没有李庄子抑或有几个李庄子，红箍说，那就，那就算五块吧。为这事儿，我感觉包括卢菲菲在内的几个丫头片子看我的眼神儿普遍都有点儿迷离，怎么说呢，有种湿漉漉的感觉，对我说话的语调也都变得黏乎乎的了，她们显然发自内心地开始佩服起我来了。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纪以我们所有的那点儿阅历，想要让人佩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儿，只要你说了别的孩子不敢说的话，干了别的孩子不敢干的事儿也就妥了。
那天我用省下的五块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糖葫芦，我说，咱尝尝北京的糖堆儿水平咋样。看着几个丫头片子在我的身边咯吱咯吱地嚼着糖葫芦，我真的特想跟她们每个人都拥抱一下，再挨着个地狠劲儿跟她们亲一下嘴儿。其实我是爱北京的，如果西单跟大栅栏那里卖盒饭的同志们能把盒饭的味道做得再好吃一点儿的话，我想我一定会更爱它的。
这次进来前我在网吧上网看了篇文章，叫《爱北京需要理由吗？》，说的是一个外地打工仔因为某项手续不全或者少办了某一个证件或者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吧结果就被北京的警察收容然后遣送回原籍的经过。这个打工仔自称是那么地热爱北京以及北京的叔叔大爷们，他每天半夜三更就爬起来为北京人炸油条包云吞，晚上还给北京人做夜宵烫二锅头什么的，他觉着自己被遣送回原籍实在是冤成棵大头菜了，于是便在网上发牢骚。我给回了个帖子，让他把他的鸟嘴给我闭上，然后支起耳朵来听我为北京的同志们讲几句公道话。据说北京五环以内的房子有一半是让外地进京人员给买走的，弄得好多北京的叔叔大爷不得不跑到通县大兴乃至怀柔去买房子，每天天不亮就被大公鸡叫起来，晚上数着满天的繁星进入梦乡，被动且无奈地享受着美好的田园生活。说北京物价高，说北京房子贵，还不是让你们这些个外地人给闹的！每天都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人跑到北京来闯什么世界，每年都有那么多毕了业的大学生赖在北京死活不走，再不管管你们这些炸油条的收废品的做假酱油的炼地沟油的，那，那咱北京得变成个啥样儿了，那不就乱套了嘛！喔，对了，北京要不是流动人口多的话也不会后来不明不白就成了疫区，当然，这话，我是跟你说，我不会往外面说，要不然那些人还不得把我吃了。
说来北京可真他*的大呀！高楼林立的，多出一个人就跟多出一只蚂蚁一样。我姥姥说蚂蚁多的地方必然食儿多，这地界不见得让你能活得多好，可却能让你活得下去，要不怎么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北京钻呢？我在北京有个表兄，他就是属于大学毕业以后还赖在北京死活不走的那种人，我想好了，他那里我可以暂时待一段儿时间，一方面用不着担心警察叔叔来查身份证啥的，另一方面能把房钱给省了。
是姨表兄，山东宁津农村的。
以前我娘活着的时候带我去过他们那地界儿。当然带我去的同时也会带去大包小包的东西，有一回好像还托运过去一台１４英寸彩电。那时候宁津那地界儿不要说彩电了，就连黑白电视机也基本上只有县城里才有那么几台。那一段时间，我表兄他们家简直成了村里的免费电影院，连大队书记一家好几口子都自带板凳跑过来看新鲜，每天晚上不看到电视台跟大伙儿说“再见”便不走人，害得我姨一家子从老到小每天一边陪着笑脸迎来送往一边一个劲儿地打哈欠。宁津那地界儿产蛐蛐，也就是蟋蟀。我表兄不仅会逮蛐蛐，而且还会学蛐蛐叫，叫起来“嘟嘟嘟”地跟真的一样，他一叫，四下里的蛐蛐便会叫成一锅粥，他不叫了，蛐蛐们也好像是叫累了，全眯在草窠子里一声不吭，他简直就是蛐蛐们的指挥官。那时候我小，觉得我这位表兄简直就不是凡人，跟《西游记》里的人物差不多，和动物通着信息呢，从那个时候起吧，我就管我这表兄叫了蛐蛐。
我娘死后他们家跟我们家断了联系，确切地说是我们家跟他们家断了联系。我爹本来就烦我娘那边儿的穷亲戚，这回正好，省了。只有蛐蛐跟我之间还在保持着通信联系，所以我才知道蛐蛐后来考上了宁津一中，又到北京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蛐蛐在北京一家挺大的网站谋了个比CEO也小不了多少的差事，而且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爹那些年在Ｔ城成了个款儿，来信就总让我代问我爹身体好工作好这好那好，而且在信里面“姨父姨父”的叫得好肉麻。有一次他来信跟我商量，问我爹愿不愿意给他投资，他想自己弄个网站啥的，我虽说不读书不看报学习也不咋样吧，可也知道这网站吃钱不说，而且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所以我就代我爹回了。不过，蛐蛐倒不在意，信还是一封一封地发过来，在信里还是没完没了地给我爹请安，怪执著的。
蛐蛐发财了吧
没有。
说他比CEO小不了多少不假，但我还没说后半句话呢，他其实比他们公司里的保洁员也大不了多少。所以说这年头人得多长个心眼儿呢，别以为那些提着公文包或者笔记本电脑，穿着笔挺的西装，头上天天用摩丝弄得跟狗舌头刚舔过似的从有玻璃钢外墙的摩天大楼里人模狗样儿进进出出的家伙就咋样咋样了，他们既不是丁磊更不是张朝阳，看他们一个个那踌躇满志的劲头儿，就跟北京是他们的似的。可他们多半却连一纸北京户口都没有，连张朝阳的面儿也没见过一回。蛐蛐大约这辈子就去过一次后海给洋人开的那种酒吧，有两个普通话比蛐蛐说得还流利的洋妞跟他打过一回招呼，让他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喔，对了，蛐蛐在保利还听过两次摇滚，其中一次碰上了郑钧，大约是过去跟郑钧问了个好，说自己特别喜欢听他唱的那首《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而且还想让郑钧签名来着，于是这些事情就都成了挂在蛐蛐嘴边的话题。
北京这地界儿不比Ｔ城，在Ｔ城，这个人是赚一千块钱一个月还是几百块钱一个月你一眼就能瞅出来。在北京，你却弄不清你每天碰到的这一个个匆匆忙忙就仿佛有一千个事儿等着他去做的家伙都是些什么动物，是从哪片林子里飞出来的鸟。看这位爷就是个平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