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和26。3％。而针对“选择你最信任的信息渠道”的选项，答案却非常集中，有52。6％的被访者选择了“实地考察”。这一现象凸显了公众对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不信任。在信息化时代，大量社会信息的可能失真和被怀疑，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有一位被访者甚至说，在一次决定是否购房的关键时刻，他深陷于各种声音以致彻底迷糊了。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的情况挂到互联网论坛上，热心的网友们纷纷投票，最后以28比19的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他一咬牙买下了那套房子，“简直和一场赌博没什么两样”。
本次调查的第二个结论是，多数被访者对房产信息的透明度不满意。针对“现在已公布的信息是否能让市民了解杭州的房价走势”的选项，有78。9％的被访者选择了否定的回答。而针对“希望哪些渠道的信息通报应该加强”的选项，63。2％的被访者选择了“政府公报”。显然，他们对本应天经地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寄予了最殷切的期望。
与股市中的散户一样，作为楼市现实或潜在的购买者，最广大的社会公众处在了信息获取极为不利的尴尬地位。在他们的另一端，是“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的政府、房地产商和媒体。然而，正如我们在此前的章节所阐述，由于巨大利益的天然纽带，我们对房产商们的信息诚信已不必抱多少奢望，部分媒体禁不住利益的诱惑也已集体失身。最值得期待的无疑应该是各级政府了。而已经发生的事实显示，短视的功利化的发展理念，致使它们本该坚如磐石的脚跟很难不左右摇摆。还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群体似乎也迷失于楼市的财富漩涡，由于没有发出足够响亮的独立的声音，而使自己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光芒。
于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业已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是，楼市的走向永远像看不清的迷宫，“拐点”何时出现演变成一场莫衷一是的竞猜游戏，温州炒房团真相至今也仍属雾里看花的世纪悬案。我们两耳充斥的是作为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地产领袖们喋喋不休的宏论，他们俨然担当起指点中国房地产市场迷津的“权威发言人”。混沌之中，楼市泡沫成为股掌间随心所欲的玩偶。
诚然，任何经济运行都有其多样化的不确定性，正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使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生活蕴涵了激动人心的丰富多彩。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基于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知道得更多一些的人”给出可以按部就班的楼市“路线图”。但是，与改革初期许多充满浓厚“中国特色政治风险”的变革领域不同，“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所面对的包括房地产市场发展在内的诸多新命题，具有世界范围内经济学意义上的共性和规律。我们已经不能总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理直气壮的解释。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知道得多”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潜伏的令人不安的结果是，“道德风险”日益凸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所谓“道德风险”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人决定冒多少风险，而一旦情况恶化则由他人承受代价”。在扑朔迷离的楼市，为这种“道德风险”承受代价的最广大群体只能是社会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的“信息不公正”，欺诈与谎言肆意滋长，他们将不得不吞食财富被相对剥夺的苦果。
学者杨帆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一文中描述了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权力资本瓜分社会财富的三个主要阶段：
———商业资本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等领域。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变为被私人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被转移。
———生产资本阶段。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5年3500亿元，有10％大约350亿元的财富被转移。
———金融资本阶段。1992年后，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产权交易及重新界定到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等，每一次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分配，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利益蛋糕究竟有多大？恐怕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财富盛宴中，我们分明再一次目睹了权力资本的暗潮汹涌。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炒房团仅仅是随风飞扬的小小道具罢了。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或阻挡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前行。然而，匆匆前行间所发生的公共准则的闪失与以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的“道德风险”，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改革最危险的情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