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那样，共同来声讨我老婆的不忠。他们不约而同劝我要现实。我当时就想，这个“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老婆闹离婚，绿帽子高高悬在我头顶，这确实使我痛不欲生。耻辱，终于使我从一大堆废物文字中脱离出来了，好好地品味了一下这个“现实”。我到这关口才发现，原来世道人心，已经天翻地覆了。敢情我的那些朋友都是暗中支持我老婆离婚的，私心里没准儿都在暗暗期盼：我老婆属意的会不会正是他们自己？直到我老婆公开宣布，从今往后要挂靠没有文凭的小柳了，那帮朋友才和我一样，着着实实吃了一闷棍。这一场离婚闹剧，终于使我明白：在一般人看来，老婆不忠，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都80年代末了，我还在充当着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伪”的。这种错误才不可饶恕！那时，海南刚刚在开放，十万狂人正扬帆过海跑去抢金子，我居然还在稳坐家中写诗，实属脑子坏掉了。我老婆走在潮流之先，挂靠小柳后，两人就直奔了南洋。行动果断，目的地明确，那决不是一般的妇人能做到的。我的那帮朋友虽没吃着葡萄，心里八成也是佩服的，所以决不可能真正同情我。
一个人如果忽然想脱胎换骨，那原因多半在于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在全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狂热地读尼采、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我因受婚变的刺激，大彻大悟了。我不能再愚蠢下去了，我要现实。知识分子这张皮，我不要了！
第一部分
我和蛇口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弃文从商，当时可能并没有我上面说的那样惊天动地。知识分子都有事后危言耸听的臭毛病。转机其实是由一封深圳来信引起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当时正在深圳春风得意，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我戴了绿帽子，便起了怜悯之心，特地写了封信来劝。他说，钱锺书老先生在《围城》里有句话，我们男人万万不可忘，即“女人如衣服”。既然那个王八蛋小柳把你的衣服扒了去，你向隅而泣还有什么用？如今还有谁因为看不得人家流泪而改邪归正的吗？改革开放到如今，衣服被人扒了，应该是件好事。人穷思变嘛！这件事我看终于能使你脱胎换骨了。深圳这地方，花花衣服有的是，想穿什么风格的，随你便。趁着放暑假，我看你还是过来散散心吧，没准儿就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回去呢！我看了信，心动了。想想自己在这里独自嗟伤，人家小柳拐着我的老婆，正在海南岛上得意洋洋地嚼甘蔗呢，我这不是傻么？改革开放都这些年了，我足不出户，不知道商业新浪潮是个什么模样，还不如就此到深圳去看看。你们这一对男女可以去海南嚼甘蔗，我也可以去深圳尝尝菠萝的滋味儿是什么样。说不定，用不了一个暑假，就算老婆要复婚，我可能都要不愿意了。就这样，我坐火车去了深圳。走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还没改掉——拎了一个旅行袋，装了整整一袋子弗洛依德、荣格、尼采、萨特等等文化老爷子们的书，准备到深圳去修身养性了。
事情果然不出我的同学张怀民所料，到深圳还不到一个月，我就脱胎换骨了，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些书，那些老爷子们的呕心之作，在深圳，被我东一本西一本的，没等暑假过完，就扔光了。
我的那位同学张怀民，当时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谋饭吃。他跟我在大学是上下床，铁哥们儿。在大学里特立独行，傲视群小，是个厉害人物。人机灵，书也读得扎实，瞧不起半瓶子醋的某几位教授。在这一点上，我们臭味相投。几年不见，他在深圳发起来了。人整整胖了一圈儿，眼镜也换上金边儿的了，西装笔挺，皮鞋瓦亮。要是在过去，我就得嘲笑他“沐猴而冠”，但现在不行了，到人家家里去蹭饭，不大好意思这么放肆了。只好当面夸他：“兄弟，够风度，像个时代精英！”
怀民的太太不在家，暑假带着儿子去内地探亲去了。怀民说：“你来得正好，家里清静。那小祖宗要是在家，你就瞧着鸡飞狗跳墙吧。你放心住下，买个地图，愿意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吃饭回来吃也可，在外面吃也可。我忙，时间就是金钱啊，陪不起你。你主要就是感受一下深圳的气氛，别老想不开。老婆去了，那自由可来了，我羡慕还羡慕不过来呢！”
从这一天起，我就和蛇口结下了不解之缘。
蛇口这地方，如今已经衰落了，跟年轻人说起，大都茫然不知所谓者何。可是在那个年代，蛇口区区一地，大名如雷贯耳，与整个深圳齐名。虽然它只是深圳的一个小小的卫星城，方圆不过八平方公里，一脚油门就横穿而过，但却容纳了五、六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都是才二十来岁的姑娘小伙，花样年华。你想想，我在这种地方，能没故事吗？
在蛇口这个地方，每年七月前后，都有不少从内地来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没头苍蝇似的四处找工作。我来了一个星期，一出门就遇见这些人——领带飘飘，手拿求职资料，一脸臭汗地在街上乱走。那时候，蛇口的公司多如牛毛，经济增长好像也不光是数字上的，就业比现在要容易多了，差不多是个人就能找碗饭吃。别看大学生们刚来的头几天，惶惶然像个没毛的雏儿，几天之后，只要落下脚，就人模人样，满口的商业术语。名片一掏，不是“经理”就是“主办”。我耳濡目染，感叹乌鸦变凤凰竟是如此之简单，不禁也动了求职的念头。
跟张怀民一说，他就笑了：“老兄，醒过腔来了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婆的事咱们先不说，就你那中学教师，实在是鸡肋，还干它做什么？在这儿，只要你进了公司的门，工资最低五、六百，不是强过你那百八十块？”他立即给我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说，“我这公司是进出口公司，不经过历练，你干不了。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是个文化人，在一家公司当顾问。我叫他姚老师。你去找找他，没准儿能有机会。”
那天一大早，我拿着条子，按地址就去了石油大厦。姚老师没有找到，有个挺年轻的公司职员接待了我，东问西问地聊了聊。我见这事情根本没什么着落，甚为失望，就想走。不料想那后生说：“先生，我看您也甭找姚老师了，他只是我公司一个挂名的顾问。你不就是想找工作吗？我公司录用你了！”我恍然如梦，期期艾艾地问：“请问您是……”他忽然威严地一挺身，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就是本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我一愣，看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才明白过来，特区还真的就是特，原来有这么年轻的总经理。若在内地单位，像他这样的主儿，也就是跑腿打杂的料。当下我调整了一下心态，马上问道：“那么，我可以干什么工作呢？”他答：“先干办公室主任。”我又问：“待遇大概是多少呢？”他答：“八百五，请客吃饭三百块以内可以签单。”这样的待遇在1988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心里一阵狂跳，好像走路捡了美元没被人看见，连忙说：“好的，总经理，你看我什么时候来上班？”他答：“下午两点半！”我又是一愣，心说：好家伙，我算是见识了，无怪乎深圳遍地高楼，蘑菇似的密集。没有速度行吗？时间就是金钱，在这里才是真理。我不由一股豪气顿生，站起来打了个立正，说：“谢谢总经理栽培！”那年月，时代变化太快，现代汉语的表达几乎要跟不上了。此情此景，不模仿电影里的旧时人物，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第一部分
她们显然习惯了屈从于命运
回来跟怀民一说，怀民淡淡一笑，没当回事儿，只说：“先干着吧，体会体会。”想想，他又忍不住笑了，“老夫子，怎么样？当商人了，不虚此行吧？”我连连点头，说：“好，想不到！到底是深圳，什么都快。”怀民忽然严肃起来，叮嘱我说：“你可记住，深圳的老板，炒鱿鱼也是快！”
就这么，我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在本无可能有我一席之地的商业场上，开始混饭吃了。从此我坚信，无论是历史发展，还是个人的命运，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规律可循，一切皆在于偶然。否则的话，我至今还是个中学教书匠，劳碌一辈子，培养了无数应试教育的废物，然后自己也成了废物，无声无息地退休完事，哪里会有后来的传奇阅历？
现在，我要说说我的这公司了。我平生所加盟的第一个公司，是个最混蛋的公司，也是一个最浪漫的公司。它的混蛋，在于它后来终于使我灰溜溜地离开了深圳。它的浪漫在于……生活于其中，实在是太美好了。这一点，我在本书中要慢慢地讲。公司跟蛇口工业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蛇口租了写字楼和厂房。公司的职员，有十来个；下属工厂的工人，有百来个。不过是个商业大潮中微不足道的小公司，但是其特色，可以写进《中国公司史》。单说与公司有关的人当中，就出了两个后来声名显赫的明星人物。
我到了公司第二天，才弄清楚，原来我是公司招聘的第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人。在此之前，公司属草创时期，雇不起大学生；老板也想不到有大学生可以为他卖命。更重要的是，老板在见我之前，根本没想到大学生的“门面效应”。从我之后，他在这几个问题上大彻大悟，基本上非大学生不招了。
在我之前的职员，都是跟他白手起家创业的哥们儿。老板做过打工仔，所以老职员也差不多都是打工仔、打工妹。我最初上班时，同事当中的女职员其实就是打工妹，穿得都还不错，但和白领丽人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我说不清是服饰、气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构成了天渊之别。总之，总体效果土里土气。其中有一个，姓安，老板叫她“小安子”。安小姐喜欢文学，在办公室坐着，有两件事使她与众不同，就是不停地看报纸和写诗。老板来巡视，看到她这样，倒也不大责怪。只是在另外的场合，偶然想起来，会当着众人面数落说：“小安子，写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其鄙视之状，犹如在说典故里的“猴子捞月”。但是，小安子这只执着的猴子，在深圳二十年来进进出出的三千万打工妹中，还真就让她捞到了月亮。她是谁？说出来吓你一跳：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深圳打工妹作家“安子”，安丽娇。深圳开埠二十年的历史中，数二十个名人，就能数到她一个。小安子在若干年后，一本书出名，也算是一个人物吧？可惜，我跟她共事还不到三天。老板自从聘用了我，便开始关心起员工们的“出身”了。三天后，就把公司里所有的打工妹元老都给炒了。
我刚进公司，完全适应不了这种资本化的人事制度。小安子她们显然习惯了屈从于命运，各自默默收拾办公桌物品，准备黯然离去。我实在看不过，挺身而出，找到了老板。我说：“你不能这样，她们没有错儿。”老板嘿嘿地笑了：“是啊，没犯错误。但是她们没有用！今后，我公司一律聘用大学生。”我初来乍到，不知资本家的厉害，还想要抗争一下。老板脸色就有些不好：“这是特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这件事，你不要说了。”我只好默默退下。小安子她们收拾好了东西，就不卑不亢地走了。我当时挺怜悯她们，全然没有料到，她们中的一个，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名与共和国永远共荣耀的大作家。
我要讲的另一位，是老板的一个朋友，那时候常到我们公司来串门。人很谦虚，当过兵，搞过技术，当时也在办一个公司。他的公司远不如我们公司气派，只在居民楼里租了一套房。搞技术的人，做什么都比较朴实，从没见过他西装革履，一年四季都穿那种没个性的浅色夹克，一不留神，还以为是装空调的师傅。这人姓任，没事儿就上我们公司来坐，对我们的办公环境、办公程序、文员素质赞不绝口，经常露出羡慕之色。他老是对我说：“唉呀，主任，你们的人这么训练有素，都是你的功劳吧？”而如今，这位朴实的老任，已是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总裁了。我当时的嗅觉也真是迟钝得可以，跟老任聊了那么多次，全不察觉眼前的这位，将来会成为一个风云人物。否则，我今天说不定能做上他的副统帅。
好了，后悔药就不在这儿继续吃了，接着继续介绍我们的浪漫主义公司。
就在华为的老任带着一帮小年轻在他的民居里鼓捣电话机的时候，我的老板正带着我们尽情享受新生活。我们的公司，可谓全世界绝无仅有。单说名称吧，就让人拍案叫绝，叫做“艺术科技有限公司”。在座的读者，懂科技的可能有千千万万，精通艺术的，也可能车载斗量。但是既懂艺术又通科技的，我有把握说，万里也难挑一个。至于能将两者综合到一起的，那就只有爱因斯坦死而复生了。一般人见到我们公司的名字，立刻就晕菜，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公司的高层职员，对这个名称心领神会，凡与工商、税务、银行人员应酬，见着懂艺术的，就大谈科技；见着懂科技的，就大谈艺术；所向无不披靡。至于公司的经营业务，我今天干脆就解密了吧，其实就是剜窟窿盗洞从银行里弄贷款，北京人叫“扎款”的是也。
第一部分
我们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们的老板，来自内蒙边缘一个林区小镇，以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决不可能完成经商方面的启蒙。但这家伙无师自通，走了一条与帮他的老任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这个公司，跟科技沾不了多大的边儿，其实是做玩偶工艺品的。乍一看，像模像样，有工厂，有生产线，有设计师，有工人，有市场部，有总办，有财务部、有前台接待，五脏俱全，非常完备。但只有一条，我们心知肚明——这只五脏俱全的母鸡是下不了蛋的。也就是说，它没有销售市场，一件产品也销不出去。原因比较多，比如，当年富到既有闲心而又买得起工艺品的那个阶层，多是大老粗，靠贩鱼、炒瓜子、走私录像机起家的，艺术指数比较低。而儒商一流的人物，则还在襁褓之中。如老任那样的，正在民居里苦苦奋斗，还顾不上玩物丧志。所以我们的产品无人问津。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就无意于提高本民族的艺术鉴赏力。搞这么个煞有介事的摊子，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银行，要刀刀都从银行里“扎”出血来。
那时银行信贷科的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单纯到令人感动。我们公司一个礼拜总要接待这么三、四拨，都是上门动员我们贷款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可是在1988年，这种事儿不奇怪。那时候与现在太不同了。那时候的钱不毛，一块人民币能兑差不多两块港币，加上物价也还比较本份，所以，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好生存。几个银行，你贷三十万，他贷五十万，一凑就凑起了一两百万，正常的话，够公司花两三年的了。我至今慨叹的是：我们的老板，一个初中生，不知《哈佛经济学》为何物，居然能异常准确地把握在中国经商靠什么。他带着我们一群大学以上程度的职员，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把当地所有的银行分行、分理处都“经营”了一遍。路线正确，于是就硕果累累。老板就是这样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末先富起来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