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得我同意。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二十几年后，当年的揭发者，那个金牙齿在上海《文学报》再一次向广大读者揭发我当年曾经被他清查，还说保存着“材料”，全国一片哗然。我一时警觉，拉着一位政法记者一起转弯抹角终于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任清查组组长的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后来，我又继续查缉，穷追不舍，终于，有关领导部门和司法机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周折，在一个角落查到了当年清查组上缴的所谓“材料”，有关我的，还是这三条。他们读了几遍，不知所云，瞠目结舌。但我估计，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因为后来据看过这份“材料”的几位负责人告诉我，既看不出任何问题，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十四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的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将军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像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十五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伊妮”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都不见踪影。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受业于余秋雨教授”。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人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钱。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生，便大叫一声“进来”，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车部长，是您！”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须知我当时还藉藉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我有多头情报。”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在上海大厦见面时一样。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眼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
在他们面前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我顺手指了指两位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管说。
车部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乱，甚至颠倒。”
车部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例如，我当时突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毛主席，二是我给马天水打了小报告。议论毛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美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精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部长，岳麓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部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口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才，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子。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叫做李元洛的诗歌评论者告诉我的种种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李元洛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进来了，他看见车部长坐在我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部长顺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对朱静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有人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么理由厂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点头。
车部长突然转过脸来看着我，放低声音问：“那帮人还缠你吗？”我说：“暂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有一个人，老是在外省的现代文学研究圈里散布一些谣言，说我曾被他清查，问题严重。让他说吧，我才不理呢。”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了，找我！”车部长的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军人豪气，洗刷掉了我心底对他的最后一层抱怨。
十六
我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靠谁的保护都不管用。你看，从车部长开始，有多少长辈想保护我、为我说话啊，但都没用。结果，阴错阳差，他们还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
长辈们无法真正地保护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有发言权的那个灾难未必还会重现，新的灾难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学生们面前我也算长辈了，却完全无法预见他们将会遇到什么灾难，因此也无法把他们，例如黄见好和黎奕强，保护好。
原以为渡过那段隐秘的河湾后一切都会挺直、敞亮、欢快，其实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种接力赛，灾难也是一种接力赛，而且两条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给下一代讲述过去的灾难，因为灾难并没有结束在过去，更没有结束在我们身上。他们承受的灾难，很可能比我们承受过的更凶险。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灾难，不要像我们这一代遇到的那样带有如此宏大的群体性：群体性承受，群体性制造。
穿过欲望的洒水车
须一瓜
电 话
我找……马先生……
我就是！请问您有什么事？
我……想找个人……
好的。请问您是？
你……那个……要多少钱？
请您先介绍一下情况，费用嘛可以商量。请说！声音大点。
一个人，突然就不见了——不知道收费到底贵……不贵？
请您过来面谈好吗？您不用担心费用，我们会控制的，再说，您是我们第一个寻人业务，我们会更注重业务形象的。请过来吧！
如果……很……贵，就……再看看吧……
不贵不贵！您请过来谈吧。要不，您先介绍一下情况？
突然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一点情况都不知道……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他是什么时候不见的？请您大点声！
两个半月前。
这么久了？
是，突然就不见了。他一个人回他妈妈家，结果就不见了，他妈妈以为他回自己家了。他老婆怀孕了，他都不知道。
那么，不好意思，请问，他是您什么人呢？
我……找一个人……一般要多少……钱？
咳，咳，不是说了吗？根据情况再定嘛，有复杂情况，还有不复杂情况，复杂情况也是可以商量的。其实，能不能成功，前提是看您能提供多少资料。请您过来谈好吗？要不我上门服务？
不……不要……
一
深夜的马路，比白天要更宽广和深远，有点不像是人的世界；橘黄色的路灯光，像一吹就散的薄粉，从深深的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洒向悄无声息的大街，等洒水车沿着这个薄粉色拱形通道，把水均匀地洒过去时，整个大街的马路，就像梦一样黑黑地发亮了。坐在驾驶室的和欢总会通过后视镜往后看，一直往后看，就像紧贴着梦的感觉，往前看，当然也深远，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这种德国进口的洒水车，驾驶座比原来那部更高。高高在上的和欢，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在开车，而是坐在一个前进的喷泉的中央，深夜静谧无人的时候，在一个前进的喷泉心上，她会恍惚起神仙一样的感觉。和欢就使劲卷起舌头，嘴巴扁得像鸭嘴，一个非常怪异的唿哨——非常响的那种，就出来了。有时候，和欢只唿哨了一下就闭嘴了，有时候则能一声连一声地唿哨完整个东十字大街。
这个时候，往往是凌晨三点最多是凌晨五点。反正不会超过五点半，因为零星地就有晨练、赶路的人冒出来啦。有人了，意境就大大地破坏了。和欢打唿哨的意兴就阑珊了；但也可能是凌晨两点多一点。规定夜班是三点半，她可能在两点多一点，就把洒水车开上空旷的午夜大街。
那个教她打唿哨的人在哪里呢？
那天和欢又是提早上班。在阒无人迹的大街，她把车慢慢地、轻轻地——突突突突地开进每一个人的梦的边缘。她还决定来回地开，反正要把时间用掉。那天肯定不到三点，她开的是高压水枪，十几道水柱箭一样射出去，白刷刷的，非常急。和欢在高高的驾驶座上，眯着眼睛看后视镜。她甚至懒得看两边，突然她吃了一惊，有个人湿乎乎地蹿上了驾座踏板，用力地捶着驾驶窗门。也没捶几下，那人似乎马上就发愣了：他没想到深夜的洒水车上，竟然是个女人。
和欢的吃惊也很快消失，她懒得恐惧。她又开了一段，洒水车本来就车速很慢，也是可以快一点的，但是她不想快。那人就吊在车外。
那人显然是被冲得湿透了，尖头尖脑的，很像人们说的那种下了汤的鸡。想到这个，和欢笑了起来。那人好像知道她在想什么，在车窗外，奋力腾出手，把自己湿漉漉的头发，朝天拉直，让头发鸡冠一样一缕缕站起来。
和欢就把车停了下来。
那个家伙原来是喝多了。一坐进来，和欢就闻到了浓重的酒气。
和欢又开始行驶，轻轻地、突突突地，洒水车喷射出翼形水箭，恢复了马路的冲洗。寂静的大街像残梦一样线条简单。二十米宽的六车道大街，都在密集的白色水箭的冲击中伸展。
那个人专注地看了一会，开始在座位上雀跃。可能是全身湿透的缘故，那个欢快姿态让和欢觉得，他屁股底下有橄榄之类物品。他怪异地扭动着身子，热烈地说：很好！好！很好！
突然地，和欢听到水晶一般、极其嘹亮的唿哨声。她扭头，就看到那个醉汉，嘴巴扁得像鸭子。和欢看着他，不禁点了一下头；那人重新扁起鸭嘴，嘹亮的哨声，再次超越了一道道水箭，穿透了整个黑夜。
和欢扁起嘴巴，但嘴里只发出嘘嘘的气声。那人把舌头伸出口，然后和手掌同步做了个曲卷的动作，又一声金属般锐利的哨声，飞翔起来。和欢卷好舌头，扁起嘴巴。那人歪头端详着，用力扁着鸭子嘴，又像检查扁桃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