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宣队回部队集训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
我只能惊慌失措地去找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当时住在一个无水、无厕所的小阁楼上，听我一说他也急了。他说，他立即会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但他自己“文革”以来一再成为冲击对象，正准备调回浙江老家工作，在学院工宣队里只有一个朋友，姓王，可以拉上一起去看爸爸，但那人是最普通的工宣队员，不能代表单位说什么话。
盛老师把我送下楼梯时又说：“即使戏剧学院同意以单位名义去劝说人家会诊，人家一定不会理睬，因为这不是病人的本单位。要使劝说有效，还得找高一点的单位。我听复旦的同学说，现在你们这么多教材编写组都属于市里的写作组系统领导，你认识市里写作组的人吗？”
我说：“原来认识一个胡锡涛，但他已不在上海。只见过一位徐先生，在徐企平老师家一起吃过一顿饭，再也没有联系过。”
盛老师说：“可以问问你们教材编写组的小高，他也是我的同学。他可能认识那里的人多一点。”
那末，我还要向复旦大学赶去。仍然是奔跑到静安寺乘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再在虹口换一路有轨电车。
盛老师建议我去寻找的“写作组系统”，现在的读者一定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因此需要作一点说明。“文革”期间，中央的很多顶级领导机构都缩小形体叫成了“组”，例如“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等等，上行下效，各级党政部门都纷纷叫“组”了。上海市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也变成了“农业组”、“工业组”、“政法组”、“商业组”、“财贸组”之类，其实都是市一级的局，或委员会。“写作组”与这些组并列，管辖权限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宣传部、教育卫生委员会、社会科学院、社联、文联、作协，十分庞大。这种行政结构很不正常，却是当时的现实。当然，不叫“宣传组”、“文教组”而叫“写作组”也可能有一点纪念的意思，因为它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人恰恰参加过“文革”初期那个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组。后人很容易把这两个“写作组”搞混淆了，把一个很大的行政管理系统错当成了一个写文章的小组，这就闹了笑话。
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见到的胡锡涛先生，便是“文革”初期那个写作组的成员，徐企平老师想通过他来救我的父亲，没有成功。现在盛钟健老师建议我去寻找“写作组系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际上是去寻找当时既管得了高校，也管得了医院的领导部门。我们在复旦的教材编写组当然也属于这个部门管辖，但我怎么能找到其中有权力向医院发话的人呢？
爸爸已经非常危急，而我现在去复旦，只是去找一个有可能认识那个领导部门的某个人的人！即便通过小高找到了“某个人”，他有没有可能通达有权向医院发话的人？那个人又会不会发话？
根据这两天的经验，我知道几乎不会有希望。
因此，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我感到非常辛酸，心想爸爸真要死了吗？整整六年，他天天等待，不是等待洗刷诬陷，只想等待一个稍稍宽容的说法，譬如，说他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不影响子女的前途，这就够了。但死亡已临，他没有等到。
十一
到复旦后便向学生宿舍飞奔，到编写组一看，幸好，小高还在。我把情况一说，他便同情地摇头，“写作组根本不会管这种事，他们怕麻烦。”
我说：“这对我家，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一位老师家里，曾和写作组一位姓徐的先生一起吃过饭，他会有印象。我现在如果求他，他会不会帮忙？”
小高说：“他啊，我想不会。”说完笑笑。
我对小高说，能不能告诉我徐先生所在办公室的电话。小高爽快地说：“可以，我翻翻看。”
他在通讯录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我打过去，徐先生不在，接电话的是姚先生。我也不管了，逮住姚先生就把爸爸的情况说了一通，表示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在焦急地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想到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不禁悲从中来。姚先生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有异，就不断重复地说：“坚强些，坚强些，你坚强些……”
虽然毫无用处，但“坚强些”三个字还是提醒了我。我不想让房间里的各校教师看到我流泪，搁下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身来，快速地用手帕擦了一下，装着在想什么问题，低着头平平心气，然后再回头。一回头就看到大家都看着我，刚才我在电话里述说的内容和声调，他们都听到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通过哪个单位去恳求会诊，这个办法太缠绕，也没有实效。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危急，不如自己找医生。
我说，爸爸是急性传染病，不允许自己出来找医生；不经过医院同意，其他医生也进不去。
后来不知谁说了句：“拿出你爸爸的病历来，找胡寄南先生！”
十二
胡寄南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师，兼通医学，是一位业余的现代儒医。据说有些绝招，经常半夜里被接到机场，到北京为领导人看病。
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已经很老，瘦瘦的，裹着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坐在别人的脚踏车后架上，疾驰而过。
我想，他那件崭新的军大衣一定是看好了某个军队首长的病之后所得到的报酬，此刻疾驰而过，一定是哪个系又有了危急病人。
后来我又看到过两次，同样是军大衣、脚踏车，同样是疾驰而过。
我说，爸爸的病历可能拿不到。大家说，其实胡寄南先生也不在乎病历，只在乎自己按脉。现在既然病人出不来，你就把病情说清楚，请他开个方子。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与胡寄南先生关系最好的可能是吴欢章先生。吴欢章先生原来是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但不久前已经离开，去管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了。
事不宜迟，我问清了吴欢章先生家的地址，立即冲了出去。
敲开门，吴欢章先生见是我，真诚地表示欢迎。但是，就在几秒钟时间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因为他发现了我脸上的表情。
一种无从掩饰的悲痛和焦灼，能够立即被一双善良的眼睛感受到。吴欢章先生跨前一步握住我的双臂，急促地问：“小余，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完，他拉我坐下，一边说着“别急”，一边却着急地搓着手，想对我作一点什么安慰。
他想起了什么，走到一个极小的厨房里去了。这时我才匆忙地打量了一下，发现他只有一间房子，书房和卧室合在一起，壁上有满满的书架。他端着一个小碗出来了，里边盛了大半碗桂圆汤，这当然是他的妻子慧娟为他燉的。“只剩下这一些了，你喝了吧，别急，别急，我马上带你去找胡寄南先生。”
我把那半碗桂圆汤一饮而尽，然后就跟他出了门。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吴欢章先生的家宽敞多了，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友好。
吴欢章先生把我说成是他的好朋友，请胡寄南先生破例，在没有按脉、没见病历的情况下开个方子。
胡寄南先生看了我一眼，用响亮却略带干涩的声音说：“这个例，什么人也不能破。不见病人，怎么开方？但是不要紧，今天先听我说几句，过一个时期好一点，再来不迟，我不怕传染。不仅把脉重要，观看脸色、眼睛、舌苔也重要，到时候再开方子。”
我不断恭敬地点头，吴欢章先生也陪着我频频点头。
点完头，胡寄南先生的话也停了。我用眼睛等待着他的指示。
“记住，你父亲的病情，主要是湿，不是潮湿的湿，是中医里的那个湿，属于阴邪。字是一个字，意义不同，可看《素问》。你父亲，为了去湿，要多吃一种东西，不吃一种东西。” “多吃一种什么？”我急急地问。 “炒豆子”。胡先生说。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炒豆子。就是把干的蚕豆炒了，不要油炸，只是炒。这种豆子，最能吸湿。” 我看了吴欢章先生一眼。 我发现，吴欢章先生也惊恐地看着我。 “绝不能吃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最湿。”胡寄南先生继续说。 “绝不能吃什么？”我问。 “苹果。记住了，不能吃苹果，、g口不是好东西。”胡先生说。 离开胡寄南先生家后，吴欢章先生对我说：“这不行，还得另外想办法……” 看来爸爸是没救了。 这事倒是怪不得胡寄南先生，他一没有看到病人，二没有看到病历，岂能乱开药方？
十三
我从胡寄南先生家里出来后，又赶到医院，医生已经停止一切医疗措施，爸爸也被移到了太平间隔壁的一间房子里，那里没有医疗设备。
人的生命非常神奇，有时看来只是游丝一颤了，但只要不断，还有可能变成千条缆索；有时看来只剩残息半口了，但只要挺过，还有可能吞吐雷霆虹霓。爸爸在临终昏迷中飞荡出来的一缕魂痕到隔壁的太平间盘旋几圈后没有降落，居然又从门缝底下钻了出来，轻轻地找回了躯体。
使他得救的奇迹，与一位中医师的边缘性实验有关。这位中医师好像叫姚鸿光（也可能我记忆有误，请原谅），决心要找几个被西医作了死亡判定的病人，用中医拉回到重生的边缘。对爸爸这么一个极端性病例，连姚医生也只是姑妄一试，但他成功了。
爸爸这次复生，除了姚医生外，还有意志的力
量。
爸爸的求生意志主要是放不下家人。
但是，我们差点把他放下了。这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来回奔波毫无效果，除了很多人见死不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复旦离家太远。我把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了。
爸爸病情还不稳定，妈妈身体也不好，我必须逃回市区，逃回学院。但到学院一看，全都准备着到安徽“开门办学”，我如果回来也得去，更照顾不着父母。这时，正好写作组那位曾在电话里劝我“坚强些”的老姚要我和小高一起去编一份鲁迅资料，我想只要不去复旦，在市区做什么都成，没想到鲁迅资料一条没编，就遇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但还是给气势汹汹的“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先说是其中一篇小说影射“工总司”，又说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义”是为林彪翻案（其实这是作者的本名），扬言要来“踏平”编辑部。这事牵动上层，明暗斡旋，恶恶相咬，却把写作组吓了个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极度惶恐中主张脱钩，陈女士很不情愿，却离开上海“养病”去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当时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领导，谁见了这个阵势都会害怕。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王等人为了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作脱钩过渡，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当时“工总司”早已撑开架子叫成许多别的名字，例如“文攻武卫指挥部”、“总工会”等等，但大家还是习惯地统称他们为“工总司”。我当然也预感到这事比较凶险，但对一个设想中的情景非常好奇，想亲自观看一下：如果请那位叫做林正义的作者回家拿出户口簿，再到公安局找出自己的早年登记，一起放在那些冲击者面前，他们会是什么表情？难道还要冲击下去吗？按我的经验，上海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再不讲理，遇到这样的物证也会轰然退兵。我觉得只要把这个起点性的事实摊开来，“工总司”一定会很尴尬。这么一想，便与一位姓许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我们的身份很含混，好像是为那位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没想到根本见不着“工总司”的人，只见他们的大字报贴得像进了一个帐子铺，密密层层，上面全写着“踏平”、“砸烂”、“捣毁”、“火烧”等等恐怖字句，黑森森的大字上划着一个个血红的惊叹号。
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还在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一间屋子里，顶着拂脸的大字报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一班接一班，每天把人塞得严严实实，就像人肉盾牌，提防着〃2E总司”。说实话，那三个月，只要听到比较密集的楼梯响，我都会出一身冷汗。三个月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风声过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只说这几个月杂志出得“勿灵光”（上海话“不好”），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全都严词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瞒着我！
不错，当时的写作组，在〃212总司”面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们怎么能够把自身灾难悄悄地转押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呢？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说：“你年轻，怕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我听了，转身就走。
事后我想，我在这一事件中极有可能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这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如草芥，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
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于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
后来，当他们终于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落井下石。甚至，当大批真正的写作组成员竭力把问题讲得无比严重以求将功补过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受到他们愚弄的人却坚持认为，写作组是一个编人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它的问题，不会比当时政府机构里的其他“组”更大，肯定比“政法组”小得多，在文化领域，则没有专横的“工宣队”和骄宠的“样板团”严重，尽管“工宣队”和“样板团”在“四人帮”倒台后一直奇怪地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我还不避嫌疑，在《家住龙华》等文章中公开悼念被分配进写作组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好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好人。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徐企平老师、盛钟健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它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但是，后来环顾四周，只有我在为它讲几句公道话，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它。
《朝霞》事件后不久，我就生了肝炎。是爸爸传染给我的吗？有可能。
病情稍缓的时候，我在半隔离状态下写过一篇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文章，消磨了一天时间。后来听说带头占领上海作家协会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万春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