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好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界限，譬如，一九七一年的逻辑终点。到那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行为主轴已经明显地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岁月，就是两派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主轴的问题上反复搏斗了。周恩来、邓小平显然是要努力以实际工作来纠正它的错误，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则是反对这种纠正。
我在复旦的一九七三年，曾经名震上海的复旦学生造反派已经失势，大多数教师已经出来工作，有的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有的在编写教材，我们住的学生宿舍十号楼就挤了十多个教材编写组和翻译
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交往，更显出一种举手投足间的特殊派头，这在其他高校很少见到。例如，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教授总是穿着呢料深色中山装站在路边与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聊天，手上拿着一支香烟，态度非常和蔼。聊天时目光却穿过围着他的人圈，注视着路上来往的行人。过一会儿，一支香烟抽完了，要换一支，他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颜色的牡丹牌烟盒来，拿到围着他的人群前让大家随便取用。教师们都恭敬地摇手退让，几个工农兵学员却会大方地各抽一支出来，并且划着火柴为刘教授点上，再为别人和自己点，一根火柴能点四五个人。刘教授讲湖南话，我几次见到都隔着人群，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后来听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推荐邓小平先生重新出山的会议上要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全国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况许将军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犷武夫，与《红楼梦》南辕北辙。正好刘大杰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就印给工农兵学员阅读，有些地方闻风还拿着这篇文章办起了一个个学习班，大家都以为，既然刘大杰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行间也许夹带着某种毛主席没有明言的隐秘。我翻阅过那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而且觉得刘教授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精彩。我只叹息，早知道毛泽东主席喜欢《红楼梦》，我叔叔也不会挨斗自尽了，真是死得冤枉。
与所有的高校一样，复旦大学的领导也是工宣队，其次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上级对工农兵学员提出的要求是“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听说也有一批教授被“结合”到学校领导班子里边去了，譬如在中文专业就有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郭绍虞教授和写《修辞学发凡》的陈望道教授，其他系科有哪些教授被“结合”，就不太清楚了。但我想他们也只是摆设，不会有什么实权。
我当时在复旦，唯一的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外语系的翁义钦先生，他的太太与我家是小同乡。翁先生的专业是俄语，当时中苏关系已彻底破裂，我问他：“多年不用，没荒废吧？”他说：“即使在大批判最激烈的日子里，每天回家也必须渎一篇托尔斯泰的原著。”
我对复旦大学的教师们有一种很高的整体评价，而且经过几十年之后直到今天，这种评价有增无减。他们的学术成就未必永远胜过其他高校，但他们有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政治风雨中也默默固守着。例如，大学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风的斗争中为了帮助朋友而受难，凡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说起他都竖大拇指，没有人在背后说他一句坏话。复旦里边当然也有善恶是非，却很难听到有哪几个在社会上闹得鬼头鬼脑、腥膻满天的人，居然是复旦教师。说实话，对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难说了。
我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翁义钦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问题而陷入赤贫，怕我饿坏，每星期带我到教师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印象中，他总会给我点一个菠菜炒猪肝。此后二三天，我的精神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无所事事。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匆。大家散步闲聊时见他过来，往往就停止说话。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
‘
“见到谁呀？”大家问。
“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
“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
“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
我们等他说下去。
“亏得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就立即告诉他们，青鸟牌。”他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
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个决心，从此不再理他。因为，我爸爸的灾难，我全家的灾难，都来自“工总司”。
我走开后还是气愤难平。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应该治他一治，为他那“青鸟牌”。
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
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
“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
“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
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
“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这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
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七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个人在，他一见面就告诉我，姨妈和益胜昨天又来了，约我赶紧去他们家一次，商量点事。
“大概什么事？”我问。
“好像是益胜找对象的事，母子意见不合，找你评理。”外公说。
“妈妈去哪里了？”我问。
外公这才着急地告诉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爸在单位的隔离室里生了病，她去看了。”
我想，干脆先到姨妈家去，快点谈完，然后顺道去看爸爸。爸爸历来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姨妈家，他们两人都在，见到我非常高兴。姨妈给我倒了一杯茶，端出一盘瓜子，看了益胜哥一眼，就先发制人：“秋雨，你们是兄弟，你又是大学生，评评理……”
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益胜哥的面听他的恋爱私事，但当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诚恳求援目光，就认真听下去了。
原来，益胜哥对姨妈张罗介绍的一个个“对象”都避而不见，全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而姨妈，却死活也不能接受这个人。姨妈不接受的第一个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结过婚；第二个理由，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只是一般的小裁缝。“她就住在对面，只隔了一条小弄堂，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人！”姨妈说。
我看了一眼益胜哥，等他反驳。他只说：“妈说的都对，但人家人好。”
我的立场立即无保留地站到了益胜哥一边。
立场一明确，心态也轻松了，我开起了益胜哥的玩笑：“只隔了一条小弄堂，窗对窗眉目传情吧？”
益胜哥老实地说：“还隔着好几家。”
姨妈说：“狐狸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头。”
益胜哥说：“怎么是狐狸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还是对益胜哥开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来越有派头了，以后请嫂子为我做一套……”
“秋雨！”姨妈小声阻止。
我转向姨妈，态度恭敬地说了一段话：“姨妈，你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江苏太仓劳动过吗？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见到一对小夫妻，也是对着窗认识的，女的也是小裁缝……”
姨妈很警惕：“是你编的吧？”
我只管讲下去：“其实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缝，是当地的一个锡剧演员，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没拉好窗帘，发现对窗有一个男子在偷看，就惊叫一声。结果是，叫声惊动了她的丈夫，对窗的男子是一个小学教师，立即被批斗。当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敌人，正好把他说成是坏分子，站在街边示众。”
在房舍狭窄的中国小镇，这种故事很寻常，我曾看到一位老作家还拿这样的故事写过小说，但我当时给姨妈和益胜哥讲的是真事。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她自己没有拉好窗帘。”姨妈总是站在女方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头。”我说，“她觉得对不起这位小学老师，自己一声惊叫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说情，说是自己不好，没拉窗帘。造反派说，没拉窗帘也不能偷看，还是坏分子。她丈夫与造反派的观点基本一样，于是夫妻间就激烈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她天天为那个被示众的小学教师送水、打扇，成了镇子里的一大景观，远近村庄也来围观。她丈夫觉得丢人现眼，一次次来打闹拉拽，结果只得离婚。”
“她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益胜哥说。
我说：“他们和你想的一样。结婚前，她去与造反派论理，说这下他不算坏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为坏分子的？造反派说：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因此还是坏分子。”
“这就好笑了，她结婚后还成了坏分子家属？”益胜哥问。
“是啊，”我说，“按照当地绕来绕去的土俗说法，她的身份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姨妈一听也笑了。
我继续说：“结婚前，剧团的领导找她谈话，说剧团正在精简裁员，你成了坏分子家属就很难留得住了，现在还来得及中止。她回答说，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缝了。”
“真的也是裁缝？”益胜哥惊喜。
我点点头，说：“几次看到这对夫妻同出同人的背影，心想，我那在安徽自杀的叔叔如果当初遇到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没说摘过。但是现在好笑的不是他们，倒是那顶帽子了。他们戴着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连那帽子也成了装点。”我说。
益胜哥点头。他突然转向姨妈，说：“人家不单是裁缝，也离过婚！”
姨妈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讨来的救兵帮了倒忙。但我看得出来，她也有点被我说服。
趁这个当口，我急忙告别，说爸爸生病了。
姨妈、益胜哥怪我不早说，还关照，有什么要帮忙，叫他们。
八
赶到爸爸单位，说爸爸已送医院。
赶到医院，说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赶到重危病房，不能进去。到护士办公室，正见到妈妈神色慌张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好几张病危通知。
原来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天没日没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集中精力关注着自己的政治灾难，没有太在意病情，这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好像突然间谁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了就是“活命哲学”，像叛徒、汉奸一样可耻。
人的身体在灾难中最经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过来了。后来不断地关关放放，像是在与他的生命底线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我几次回家见到床边有酒精灯、试管等最简陋的化验设备，妈妈说，爸爸每次回来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测试胰岛素，他的血糖指数实在太高。
这次，他又突然并发急性肝炎。医生说，这两种
病正好矛盾，无法治疗。
妈妈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刚才请一位护士带领，去找了医院领导，询问能不能再转个医院试试，或者找别的医院的医生来会诊。
医院的领导说，转院和会诊都需要所在单位批准。医院已与爸爸单位联系过，单位说爸爸是审查对象，近期内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又说，如果医院自己愿意转院和会诊，并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单位也不反对。医院说，单位这样说，就是婉转地表示反对，医院毫无办法。
接待妈妈的那位医院领导人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听说刘少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发。”这句话说得很残酷，妈妈听了不知所措。
我搀着妈妈回家，路上听妈妈反复讲着一句话：“刘少奇的家属全被关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还没有关，死马当作活马医，分头活动！”
九
什么单位能够说服爸爸的单位和医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宣队领导，一位态度和气的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还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他聊过天。他也许能够帮我一把，给我爸爸的单位或医院打个电话，发一封盖有公章的短信，劝他们允许为我垂危的爸爸作一次会诊？这样做就要让我冒充复旦大学的教师了，但是我想为了救人一命，那位炼钢工人没有断然拒绝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赶到复旦，在中文系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系里的工作人员说，他在学生宿舍几号楼还有一个小办公室。到了那个学生宿舍一打听，他的小办公室在楼梯下的小间里，可能原来是储藏室或清洁工人的休息处。一个系里的领导人愿意落脚于学生宿舍的前沿，我的印象很好。
他见到我很客气，一再叫我“小袁同志”。
我把爸爸的情况一说，他满脸同情。但当我说到爸爸还处于审查状态，单位没有同意转院和会诊，他的脸色变了。
等我说完，他笑了一下，说：“你说的一切我都听明白了，但这事你还是应该找自己所在的单位。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戏曲学院的？”
我说：“不，是戏剧学院。”
因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向他道谢，转身就走了。
十
当然是马上去戏剧学院。先在复旦门口乘一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再转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到静安寺，然后跑步到学院。到了革委会办公室，没什么人，一打听，工宣队回厂办学习班，军宣队回部队集训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
我只能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