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诧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位投水女同学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担架上了船，抬担架的两个男生没有下来。再加上刚才把船撑来的两个男生，已够四名。胖军医上去后，便解缆启橹。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两个工宣队员在交代清楚了事件过程并签字画押后，农场名正言顺地驱逐了他们。其他工宣队员也诚惶诚恐，很快都撤离了。
二十一
我们应该预计到而没有预计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队员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向上级汇报：上海到外地军垦农场劳动的学生中，隐蔽着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团却被军队保护住了，成了政治运动的一大死角，后果堪忧。
当时，上海各高校工宣队的背景，已经越来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打击反革命”的形势日趋严峻，根本不是一个农场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国“对敌斗争”的高潮中，农场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大学生立即返回上海，参加运动。
什么准备也没有，那已被我们种熟了的几千亩良田，那洒满我们血汗的堤坝，包括那一个个已经脱离政治斗争多时而在体力劳动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集体，都将霎时遗落。
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在军方所属上海延安饭店主楼外的集体宿舍里，拥挤的床上挂着一顶灰色的蚊帐。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想看看上海。我去与他告别，他送我到饭店门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图书馆见到过文化大革命前编的《辞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旧书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买一套。
离别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这怪异的年代，我们曾以骇人听闻的艰苦劳动，换得过一些善良的下级军官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是那样的脆弱。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至少已向自己证明，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在当时，我们连自食其力的权利也很难获得。二十二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农场的这段岁月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前几年环保意识觉醒，才明白在美丽的太湖中开辟一个农场是何等的荒唐。
我们尽管远不是决策者，却在无意之中成了这一荒唐行为的参与者。那年太湖的滚滚浪涛要冲决农场的围堰，原来是自然之神发出的愤怒警告，但我们哪里听得懂？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去填堵。
当我们终于听懂的时候，两鬓已经斑白。
现在，正有一批和我们当年几乎同龄的年轻人，准备“退耕还湖”，拆毁我们一铲铲、一锹锹建起来的农场，恢复太湖的万顷碧波。
他们在欢快的劳动歌声中一定想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片水域，曾经播下过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沉埋过多少再也无法向后辈说清楚的生命故事，哀怨而又英勇？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过一次。我眯着眼睛寻找着三十多年前的旧物，已经很难，找到一点便兴奋地指给妻子看。
两位年轻的负责人跑过来盘问我们来自何方，我说：“我为建造这个农场，铲下过第一铲土。那是一个冬天，双脚一下水就被芦苇根扎破，泛上来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是的，是泥水，又是血水。浑浊的，又是绛红的。
二十三
那年月除了缓慢的书信之外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我们从接到撤离农场的通知到出现在上海的自家门口，比一封信的邮寄时间还快。
妈妈不知道我会突然回来。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不在。摸出钥匙打开门锁，轻步踩踏着一级级楼梯。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上，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的脚。
她惊叫一声，仰头一看，看到了正含泪伸手去扶她的我。
第六章
关闭的窗户
一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巳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所以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二
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一直担心着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战争。核战争的主战场必定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须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万人的防空洞系统，其工程之大，难于想象。
没有那么多工兵，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怎么办？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都动手，凿开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连通。洞壁所需的砖，也由大家分头烧制。整整几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楼不亮底，全是在干这个事。
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都可以不参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停挖掘，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上面“视察”。
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什么地段。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荫里，每家花园都很大，推开花园铁门，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几乎没有行人。偶尔走进去，都要认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园洋房群，向东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也全是富贵宅第，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智就住在那里。穿过一条富民路，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直到现在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 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已经没有主人。其中一栋的门廊墙根堆着几本书，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足一个英国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
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只见花园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窗户定时打开，总会伸出一个中年人的头。头发纷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三
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挥动。但刚挥了几下，身边的唐乃祥、顾泽民同学停住了，很内行地对我说，我们这么挖下去，会把洋房两道受力墙的墙根掏空，房子就没救了。
我前后看了看说，其实可以稍稍改动一下防空洞的走向。于是我们三人就回复到在农场开垦时的习惯，认真谋划起来。
突然，我脚后跟被谁踢了一脚，耳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只会偷懒，还不快干！”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式，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谁？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窜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后来知道，这个钱师傅的出现，还有重大背景。
原来，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
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跳舞的年轻女工，以为有了一点“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配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业领域的统治了。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
他的儿子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演了个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流浪戏班子里学过几天，没有出道，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部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部戏剧知识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子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开口了，只能时不时摆一个功架，用京腔说几个短句。多数时间，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给人的感觉是，今天他所见到的事情，当晚就会告诉他儿子，他儿子明天就会告诉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而于会泳后天就会告诉江青。因此，连工宣队的其他队员见到他过来，也会分外恭敬。
这种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样板戏”在当时的地位，才会理解。
四
“革命样板戏”并不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可以在电视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几台戏，至少不仅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它们还算得上是几台戏，几台极左、高亢、简单，却又加入了一些不错的艺术技巧的革命剧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就不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所有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艺术史都被彻底否定，只剩下了这么几台，这几台又被抬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抬到了社会荣誉的最高峰，于是它们不再是戏，而是一个刀戟丛丛的禁苑，一个无理可讲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后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她的艺术前辈严凤英的形象时，曾仔细查证过这位杰出艺术家自杀的原因。最后发现，严风英陷入深渊的爆发点是“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的罪证只有一条：她在北京观看《沙家浜》时，说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严凤英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声誉，应该远远高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员吧，但仅仅就是她在观众席里说的这五个字，使她遭到毁灭性的灾难。她在自杀前曾到北京有关领导部门求助，但她已经“攻击”过“革命样板戏”，没有人能救她。
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杰出的中国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当年看了“革命样板戏”之后发表了一句口头评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不错，《海港》不太行。”被人揭发，也被加上了“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其实揭发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剧作家，当然知道《海港》在编剧技巧上还没有入门，更知道他的揭发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但他还是揭发了。我不想讨论这位剧作家的人品，只想说明在当时，即便是两个真正的戏剧专家谈论了一下某个样板戏的编剧技巧，就会面临大祸。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效区某镇一个茶馆里有一位农民故事员在讲述“革命样板戏”的故事《智取威虎山》，这本来也应该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晓得他的讲述中没有照搬“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而是稍稍作了一点比较有趣的发挥，便认定是“歪曲革命样板戏”，逐级上报。最后的判决是张春桥作出的，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枪毙。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狭小的感知范围之内，至于全国有多少近似的悲剧，连想也不敢想了。现在那几台“革命样板戏”又以“现代革命京剧”、“现代革命舞剧”的名义到处演出，甚至演到了台湾，据说还颇为轰动。许多晚会上也会频频出现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剧团”中的原班人马。
这可能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宽容，但我想，时代也应该宽容巴金老人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白天听到几句样板戏晚上还会做恶梦。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他一定立即关掉。如果是在电视里看到，而同时看电视的还有很多家人，他会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把房门关上。因为这些唱段不管多么好听．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恐怖之音。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革命样板戏剧团”里的那些主要演员。我作为一名戏剧学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宠的演员也只是工具，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自己说成是受尽委屈的艺术家，又觉得过分了。戏曲演员可以不懂宏观政治，却不可以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在你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