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也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五
农场的活，艰苦得难于想象。
原因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农场劳动，而是要在太湖中开出一个农场。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只能在吴江县城报到的原因。
这么冷的天，必须跳到太湖的芦苇荡中，挖起一团团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一下水，脚已冻僵，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芦苇荡边有稍干的土坡，由我们自己搭建宿舍。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就算成了。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时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每次劳动回来都累得像死狗一样，拖着身子蹲在水沟边草草一洗，吃几口饭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头边全是白雪。
昨天晚上脱下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闭眼咬牙，套在身上。热烘烘地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身体套上昨天湿衣服的感觉，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
当年每天早晨就这么寒噤着，直到跳进彻骨的湖水中，不再寒噤。
渐渐，泥堰连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是把泥堰里面的水抽走，再挑泥固堰，于是成天挑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肩上一直血肉模糊，从未愈合，因为天天都有重担在压、在磨，愈合不了。
六
严冬季节终于过去，春天来了。但太湖的春天一点也不能叫人稍稍轻松一点，因为立即要投入春播春种。
春播春种的活儿之重，全因为农场占地之大。当时部队做一切事都求大，为了上报一个漂亮的指标，把农场开得比实际劳动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面积还大出三倍，这在围堰时已经有强烈的感觉，现在，围出来的土地要我们一亩亩、一尺尺、一寸寸去开垦和播种了。军人只是指挥和监督，实际劳动的便是几千名大学生。
为了抢时间、抢面积，每天只得凌晨四时起床，晚上八时收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
青春的力量终于创造了奇迹。如此超常的面积，春播春种居然全被我们吃下来了，连一个角落也没有遗漏。刚干完这么惊人的重活，一天也不得休息，必须立即转身去加固围堰，以防夏汛。这事还没有完，更可怕的夏收夏种来到了。
夏收夏种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要比春播春种增加一倍的工作量。那么多稻子要全部收割、挑运、脱粒、晾晒，再装船运到苏州，然后再把春播春种的活重复一遍。那就只能每天凌晨二时半起床，晚上九时收工了，劳动中晕倒的人不知其数。
最难的活儿是挑稻担。这是因为，整个农场还是湖底软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脚下很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担，一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个农场都是软地，因此一旦担子上肩，你就必须软铺铺地走完几里地，才能搁在围堰上。这中间，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却还在奔逃。
机械学院的一个男学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留下遗言是：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我们的心都为他抽搐了一下，但严密安排的作息时间使大家没有可能稍加体会，手脚躯体立即投入了快速运转。
七
那是夏收夏种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镇居民利用星期天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跨过木桥、翻过围堰、绕过草房、穿过麦垛，终于看到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居民，他们的细皮白肉、整洁衣服使我们大吃一惊，好像每一个都是瓷人儿；而他们见到我们就更慌张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张大了嘴，几个妇女还惊叫一声。
终于一位老年人开口了，他问：“你们，就是大学生？”
‘
我们说：“是啊！”
话音刚落，他们就流泪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团。
这使我们惊讶——我们，难道变得那么可怕了吗，居然把他们吓哭了？
按理，当年小镇的居民也十分贫困，对于艰苦绝不陌生，但他们无法面对这样一群人：身架极瘦，肤色极黑，衣衫极破，头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上压一副担子，担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所能承受……而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当时显然影响了挑担者的脚步。这既加重了肩上的负担，又阻碍了队伍的进度，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扭了一下被重担压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别打岔！”
挑担的大学生们非常听他的话，立即跟上了脚
步。
那些市民觉得“别打岔”也许是指他们，知趣地后退了几步，呆呆地看着。
这个发号施令的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是这帮劳动者的小领班。
他就是我。
八
我在军垦农场中的劳动劲头，把许多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镇住了。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小领班。
开始，我的劳动劲头是出于一种回归心理。这要从到农场的第一天说起。
那天学院的四个造反派头头受到军人训斥后很想挽回一点面子，觉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执意要把我们从小镇送到农场。但是，通向那个尚未开出来的农场的路，是一条刚刚踩踏出来的泥泞小道，这两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无比，他们几个没走出几步已经摔了好几跤，浑身污泥地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傻笑。但光是站着就又有一个滑倒了，他去拉边上两个，三个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学生经常下乡，都学会了走这样的路，上海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那两个工宣队员摔得最惨。照理我们学院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以前也下过乡，不应该这么狼狈，可惜他们今天要摆领导架子，都穿了皮鞋，结果也就寸步难行了。
除他们之外，我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穿了劳动胶鞋，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迈步向前了，还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像挥断一段历史。
这中间，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学们都有点怪异地看着我的脚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脚下展示骄傲。
上林湖和吴石岭，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泥泞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这种习惯早就遗忘，因此今天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发现幼功未废，故技仍存，我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九
这一个小小的优势，使我抓到了一点自身生命的原动力，兴奋莫名。
兴奋的原因，我现在说得很简单，当时却是想了好几天才明白的。
我已经有几年找不到自己了，连一个最小的支撑点都没有。政治上，我是对立面，却没有作为对立面的观点；学业上，我是高材生，却没有完成任何一门专业课程。我是一股可有可无的空气，我是一种可以加上任何名号的幻影，我的人生刚刚开端却未曾迈出属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不可能找到任何归宿。
本来急着下乡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原始生计，还想给垂危的家庭一点补贴，没想到刚一下脚就像是接通了电流，先是浑身一颤，再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插座。
我的眼前早已没有文化图像。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戏剧、电影界早已成为是非之地，我报考大学时朦胧出现过的文化憧憬已经破残不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大批判使残存的一切更成了一片狼藉；胡锡涛先生在文汇报社“枪毙”了我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幻，而来农场后军队下令缴书烧书，则把今后的任何一丝可能都荡涤干净了。这种层层剥除，开始有点痛苦，后来只剩下了痛快，觉得干脆一无所有，反而轻松，因此我对胡锡涛先生和军人没有怨言，反而感谢他们帮了我一把，帮我解脱。至于在帐子里偷偷留下两本书，则已经毫无企图，只为解闷，就像是无聊时抬头数星星，并没有航天意图。
我又想到了家乡的吴石岭。那么多古书都藏到山肚子里去了秘不示人，外面看去还是莽莽苍苍一派强蛮，这才是乱世存身之道，山河授人之诀。
人一解脱就来劲，只想一门心思干农活。
我与其他同学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几年来第一次真正吃饱了饭。开始几天炊事班在小镇做了饭送来，常常在泥泞小路上打翻，剩下的就不够大家分了，我由于几年来已经饿惯，不在乎再饿一顿两顿，便轻松推让，这又使同学们对我的抗饿能力产生惊讶。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不再发生，因为炊事班不久也搬到我们白搭的草房中来了。其他同学还在抱怨菜肴不好，我则觉得软润喷香的大米饭已是天下至味，有几筷青菜下饭就已足够。
请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忽然间挣脱了羁绊，吃饱了饭，拽足了劲，脚踩在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泥土上，结果会是怎样？
结果是，生机猛醒，以苦为乐，率性大干。
十
我被大家选为临时班长，另外还有一位临时副班长。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职”，但我回想起来，如果就选举的彻底真实性而言，这个临时班长可算作我一生任职之最。
这是因为，那次选举不可能渗入一点一滴劳动之外的任何因素，全凭大家每日每时的亲眼目睹，直接地判断了一个人的吃苦能力、带头能力和指挥能力。
对我来说，带头能力就是吃苦能力。每项活儿都有最艰苦的点，每天的活儿也有最艰苦的坎，只有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搁置在那里，一次也不要含糊，那也就是取得了带头的地位。
我每次都做到了。当然不是为了当临时班长，天下没有哪个疯子，会为了这么一个小差使去支付生命的代价。其实，我的目的就在于生命的搁置。在失去别的任何价值系统的环境里，把生命搁置在最艰苦的档坎上，才能最明晰地感知它的存在。
于是，第一个跳到不知深浅的泥沼中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挑着石料走过独木桥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扛起二百斤重的水泥袋涉水的也一定是我。我们班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沈立民对我说：“我发现你只要面对艰苦和危险，好像就失去了感觉系统。”
十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带领着全班向一片片刚刚围出来的淤泥滩涂进发，每天早晨面对的是满目芜杂，踏月归来时留下的是可以播种的良田，充满了开拓的喜悦。当时传媒间经常推出一个个当代英雄人物供大家学习，我对伙伴们说：“我们谁也不学，说不定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们只学远古的祖先，什么也不依靠，只凭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向大地讨取生活。”
每个月总结，我们班的劳动进度和质量，在整个农场名列前茅。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自认：在农场开垦和其他一系列农活上，已经达到不低的专业水平，具备了再去熟练地开垦一个新农场的能力。
我很快由临时班长变成了正式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副排长，这是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大学生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了。
一九七O年夏天的台风季节，太湖洪汛泛滥，农场围堰处处告急。夏种已经结束，夏收的粮食还未运离，如果何处决堤，地势如此之低的农场必然一片汪洋，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将毁于一旦。农场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我也是指挥部成员，大家最担心的全场最薄弱环节西北围堰，交给我们排守护。当时军人排长休假探亲去了，全排由我一人带领，五十来人守护极长的西北围堰非常艰难，难中之难是原先放鸭塘的一段，我让我原先任班长的那个四班密切把守，自己也站在他们中间。
果然就在这里出事。先是渗漏，再是裂缝，终于决口。我立即指挥全排人员留一半继续在原地观察，余下的一半到决口处填土堆包，自己则领着四班全体跳入水中，用身体密密地挡住了洪水，防止决口扩大。
这一着很有效，当身体一去阻挡，水流就失去了力度，填土堆包也便管用了。我们报警的哨声又传播开去，小镇上的居民抗洪队也及时赶到，总算堵住了决口，保住了农场。
当我们一个个被拉上堤岸的时候，浑身已经冻僵。以前不知道，台风季节的湖水还会这么凉。
我带头用身体堵住洪水决口的举动，与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很多“英雄”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以后更把“英雄”看得平常。没想到的是，八年之后，我还因为这件事受到审查；三十多年后，我还因为那次审查而遭到全国性的围攻。“英雄”事件的延伸力，真是无穷无尽。
十二
农场太忙，没时间搞运动。结果几度播种、收割，离外面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很远了。偶尔会有军队的政治干部来作报告，但主要也是讲国际形势。如果是讲国内，只是泛泛之语。三年前我到北京的三O一医院看望一位老人，在他的病房里巧遇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我向迟部长回忆起当年我们在农场听他作报告的种种情景，他当时在二十七军一个师里工作，我们农场正属这个师。迟部长一听立即站起身来要与我这位“老战友”合影留念，还问我：“我当时作报告，一定说了很多错话吧？”我说：“还好。”
农场的极度艰辛，也铸就了极度的记忆。由于这种极度艰辛时时危及生命，因此有关的记忆也总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浮起。
九年前，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杨延晋和台湾女作家玄小佛结婚，一时颇为轰动，杨延晋选择我做证婚人，很多记者问他作出这个选择的依据，他的回答出入意料：“余秋雨是我农场的班长。”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这个回答，心想，所有的记者都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今晚有地震，不能睡觉，他约了几个他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到衡山饭店底楼的一个通宵咖啡厅候着，那个咖啡厅有直通马路的门，可以随时逃生，他已勘探好逃生的路线。我问他地震的依据，他说原先也只是传言，他没怎么信，便打电话到几个星相大师家求证，没想到一连几个星相大师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可见都已经逃离上海，如此一想，他断定大事不好。
我觉得选出几个自己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躲在一起，这事至少是有趣的；而我居然被他选人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又深受感动，也就欣然前往，有没有地震反而不重要了。
你看，即使调皮捣蛋如杨延晋，在关及生命的大事如结婚、地震等，还会立即想到农场岁月。
十三
农场的岁月说到底，是一种逃亡的岁月。
想用劳动来甩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