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徐企乎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好奇地去见了这个年轻人，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六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七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唯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八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专门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人。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
第五章
绛红的泥水
一
下乡前的一个下午，雨中夹雪。我把自己喜爱的一堆旧书当作废纸论斤卖了，得到三元钱，试图买一件能在野外劳动时穿的长棉衣，走了好几家旧货店都没有。终于在八仙桥的一家劳保剩余物资商店看到一件，却要四元，只得空手而归。
店门口一位老太太对我说：“小后生，你已经湿透了，大冷天，要感冒的。”抬头见我两眼发怔，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二
我和同学们去的地方，离上海倒是不远，江苏吴江太湖边上的一个军垦农场。这将是走向更远的地方的出发点。更远的地方在哪里？怎么走？什么时
候走？都不知道。
我们先在吴江县的松陵镇落脚，据说军垦农场就在七八里路之外，为什么不是一下子直接到军垦农场呢？这有点奇怪。
小镇上正在集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一个破旧的大仓库里，一个脸色严肃的军人站在一个高台上报着各人的名字，口气凌厉，与那天的逆风大雪连在一起，更觉得寒冷。报到名字的学生知道了自己的编队，高台下有一批脸色更严肃的军人站成一横排，让学生们根据编队排在他们身后。
这个编队，按军队体制分成连、排、班，是今后几年我们劳动和生活的单位。编队不分原来的学校和地区，完全打乱，这使我顷刻之间感到一种解脱。前几年在学院所受的全部窝囊气，一时化作了云烟。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陌生人打招呼，头顶传来领队军人的喝令：“不准喧闹！肃静！”
就在这时，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这批人，是由学院的四个“革委会”领导押送来的，其中两个是工宣队头头，两个是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四人中领头的，就是那个工宣队的“第一把手”。
他们每人披着件军大衣，这是几年来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典型装束。与正式军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军大衣越随便越时髦。你看他们几个，“第一把手”虽然披着大衣却没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而是让它们在两边晃荡着；另一个工宣队员倒是把手臂套进袖子了，但没有扣衣扣；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王的哲学教师，把大衣穿严实了，却又冷索索地笼起了双袖，把两只手对插在袖筒里，像一个村头老农；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马的舞台美术系学生，则干脆把两个大衣袖子捆扎在腰上，大衣整个成了鼓鼓囊囊的棉裙。
记得出发之前我们在学院操场集合，他们四个就是这副样子对我们训话的，大意是：“你们以前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会告诉部队首长；你们今后的一举一动，我们也会知道。”训完话，播放乐曲上路。乐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没听说过吴江县，却知道有个余江县，毛泽东主席曾为那个县写过诗。他便混在一起，决定播放那首诗的乐曲，给我们送行，自以为这样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那诗的题目是《送瘟神》，这引起了我们的哗然。“第一把手”说：“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来送，就是幸福！”
这就是说，直到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名号、祸福，都由他们这些人随口决定。但是，当我们这些幸福的瘟神一进入松陵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早注意到，他们很想去靠近军人说些什么，军人完全不予理睬，还一再把他们当作闲杂人员赶开。他们尴尬地偷看我们是否发现了这个情景，我们谁都发现了，又装着没发现，好让事情继续发展。他们四个，在百无聊赖中点起了香烟。
突然，高台上一声大吼：“你们几个，把衣服穿好了！吊儿郎当，真不像话！”全场立即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随着台上军人的手指，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
紧跟着“第一把手”的另一个工宣队员上前一步，扬着手说：“我们是护送人员，我们是上海戏剧学究的护送人员厂但他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上海话，在一个大空间中用上海话来讲这两个句子，是连上海人也听不明白的。军人只当他是挥着香烟在狡辩，更愤怒了，说：“这儿是粮食仓库，你们再抽烟，我把你们几个全逮起来！看你还哕里八嗦！”
四个人立即蹲下身去，把烟头在泥地上掐灭。
还没等他们站起身，高台上的军人已经发出命令：“各连注意，全体向农场出发！”
这情景，实在让我高兴。
三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军人是一名作战训练股长，叫王延龄。我们开心地问王股长，知道不知道他训斥的是我们学院的领导？他说：“领导？领导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吗？”
我们说：“那就是造反派领导。”
他又说：“造反派？不是都交给我们来改造了吗？”
根据这种简单而明确的逻辑，军人显然没有把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放在眼里。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显然高兴得有点过分了。我把自己的期望投给了一个偶然举动，我夸大了军人呵斥那四个造反派头头的意义，甚至对于被呵斥的人与我爸爸单位造反派头头在外貌上的相似作了不切实际的联想。于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农场是一个值得留驻的好去处，一时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拚命奋斗。
其实，当时军队也是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军队，因此，这是他们的时代。
很快，我们直愣愣地面对了另一种骄横。
一个副营级的文职军官，并不是管教我们的，那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来到农场，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一上来就说：“不要以为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回答：你们究竟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究竟蠢不蠢？”
“蠢！”大家拖着音，转着调，懒洋洋地回答。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究竟傻不傻？”
“傻！”这时大家是高声回答了，干脆利落，回肠荡气，近乎欢呼。
“那么，”他得意地要宣布结论了，“你们全体要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来执行他的命令，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阶组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四
这事很快被一个真正管教我们的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大怒，当着学生的面便骂道：“他算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土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来叫他示范！”
但是，也正是这位快人快语的罗股长下令，根据军区某司令指示精神，把我们行李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全部上缴、焚毁。
这是一场真正的劫难，所有的学生知道这次下乡是一辈子的事，因此认真挑选了一些能够最终维系自己文化身份的书，这么一烧，也就烧尽了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
那天，两只装满书籍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吴江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本、两本。我给那位来检查书箱的姓陈的排长塞了一包香烟，偷偷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是一九五九年重刊的断句排印本，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王造时翻译的一九五六年三联版，心想以后晚上入睡前也有东西可以在帐中翻翻。
当时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翻看了一会儿，便问我：“里面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