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最高的黑笔杆子全都集，卜在一起了。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狂妄大队会同工总司，把上海作家协会都占领了，一个个有名的作家，在我们革命铁拳的威力下不得不天天忏悔，我们难道还怕你们吗？”
他这番话故意动用了“忏悔”一词，表明他已经占领了作家协会，用词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但是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听懂，因为他念的是“千悔”，而且是上海口音。
“千悔，懂不懂？江俊峰，你说！”
江俊峰老师是山东人，摇头表示听不懂。
“魏照风，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难道也不懂千悔？
魏照风老师是福建人，也听不懂。
“陈耘，你呢？”
陈耘老师在上海住的时间长，想了想，反问：“你说的是忏悔吧？竖心边的那个字？” 。姓袁的造反派恼羞成怒，又举起皮带在课桌上抽了一下，大声地对陈耘老师说：“你还装腔？你还嚣张？这个字本来就有多种读音，作家协会的作家都说千悔，偏偏你读得不一样！你比作家还高明？”
“读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我说。
“这我管不了那么多，”姓袁的造反派说，“我只问一句，你们要不要也天天千悔？”他依然读“千悔”。
“这很难做到，”魏照风先生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作千悔。”魏先生不小心也顺着他读成了千悔，笑出了声，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严肃一点！”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声，又恶狠狠地说：“我现在就去报告头头，定个规矩，非叫你们天天千悔不可！”
说完，他真的走了。
造反派头头似乎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提议，“千悔”的事就没有下文了。
只是，我们给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个绰号，叫袁千悔，听起来很像日本女人。
七
“狂妄派”想借“工总司”之势，夺作家协会之权，没想到，“工总司”是何等气吞山河，只轻轻回手，便把自己追随者的命根子也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上海戏剧学院。
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倒是中央的整体决策，这意味着，学生造反派已正式从“文革”的主流地位中退出。不仅是高校，当时所有的研究所、编辑部、剧团、博物馆、图书馆等一切文化机构都由工宣队领导。
与红卫兵造反队相比，工宣队结构庞大、系统严密、上下贯通，更接近于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各个高校和文化单位逐一重建领导机构时，“红卫兵”造反队早就被排除在外，甚至早已成为被审查者，领导机构的操纵者必是工宣队。因此，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文革”权力系统，只不过在“四人帮”倒台后谁
也没有研究，甚至，连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提到。
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文化系统十年间血泪斑斑，十有八九应由当时掌握实权的工宣队负责，但据我所知，“文革”结束之后，全上海几乎没有一个文化单位为难过哪一个工宣队员。文化人的善良和懦弱，竟至于此。那些工人卸下了一个个诸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对敌斗争总指挥”的头衔，交出了掌控多年的大印，搓一搓不知写过多少决定、通告、批示的手，又回工厂去了。
造成这种情况，与多年的“阶级观念”有关。大家总觉得一个产业工人，大老粗，能在上海这么一座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做什么呢？这种过于荒唐的宽容，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代人受罚。
不错，当初红卫兵造反派那种大喊大叫、打打砸砸的劲头实在让人讨厌，但那段时间确实太短了。要算，也只能算作十年浩劫的一个小小引子，引子中的那些角色很快就失踪了，失踪于高山荒地，失踪于牢狱铁窗。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须还有八九年的恶性磨难，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安稳地搁置了那么长时间的权力之椅，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
八
工宣队一进上海戏剧学院，便声势夺人。
“第一把手”是上海纺织工业局的一个造反派首领，然后逐级递降，到最后与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接触的，倒是一些普通工人，看来是在造反派掌权之后才随大流加人造反派的。
这些工人识字不多，年纪较大，为人朴素，言谈琐碎，很难相信能处理大学里的各项事务，只不过与刚刚失势的红卫兵造反派相比，倒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然而事实证明，当一种荒唐从急躁走向滞缓，当一种暴虐从无序走向有序，当一种破坏从偶发走向日常，反而更坏。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辩论，但与工宣队却辩不起来，他们不善言词却一意孤行；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冷然傲然，表示不合作，但对工宣队，这样的表情毫无用处，他们不敏感，也不在乎。
打人的事情确实不再发生，但是，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对所谓“历史问题”的胡乱揭发，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一个个专案组；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在各种批判会上的大声吆喝，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无休无止的低声盘问……
那个“第一把手”，纺织工业局的造反派首领，我一见便十分吃惊，他实在太像爸爸单位造反派里那个与我们谈话的瘦个子青年了。都貌不惊人，又十分自我，好像单位里的局面、每个人的前途，都蕴藏在他们的脸部肌肉中。但是，等到这个“第一把手”一作报告，就发现了重大差异：他显然要比我爸爸单位的那个瘦个子活跃得多。
看着他，再看看现在转悠在校园每个角落的工人，我突然产生一种根本性的疑惑：这些工人造反派是造谁的反呢？车间主任？厂长？但是，想推倒那么小的一些干部需要几十万人的声势吗？如果说他们也曾想造市政府的反，那么抱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说不出市政府主要官员的名字，读不懂市政府稍稍复杂一点的文件。如果说这些工人造反派是要来打倒知识分子，那他们又说不出半句要打倒的理由。
当代某些“文革”研究者和缅怀者认为，这些工人造反，是想与知识分子拉平物质生活的差距，追求社会公平。这完全是假想，因为当时工厂的福利补贴之优厚，是任何一所高校所无法想象的。因此那些工宣队来了以后不久就连连抱怨学校生活的艰苦：食堂伙食太差、没有衣服发放、没有热水浴池……他们即使在物质生活上，也早已享受到“领导阶级”的安逸，怎么会反过来向清贫枯窘的知识分子讨回社会公平呢？
九
我自己对工宣队的进一步认识，产生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
我家所在的弄堂不大，家家都会打个招呼。一九四九年之后这条原来很上等级的弄堂挤进来大量工人家庭，十分热闹。工人家庭的孩子读书马虎，读了点书以后也都一一做了工人，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工厂停业，他们便在家里养金鱼、压煤饼，在路边修自行车，等到复工，又都提起饭盒去上班了。我们家要修理点什么，就去找他们，他们家要写点什么，就来找我们，彼此亲亲热热。
有趣的是几个资本家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家的几个兄弟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一起上学，只是学习成绩有很大差异，他们家的大人总是把我们几个当作训斥他们孩子的坐标。但读书的事情训斥不出来，几年以后他们的孩子都无法顺利升学，也先后当了工人。
“文革”一来，他们几家与我们家一起受到冲击。但是，等到冲击过去后，这几家的孩子都在工厂里参加了工人造反队。虽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但他们自己是工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谁只要当上了工人就刀枪不入，参加了造反队更是顶天立地。
从小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帽子压了那么久，现在造反了，他们也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怨气。我相信弄堂里几个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参加了工人造反队，但只有这几个资本家家庭的子女，最摆造反队的派头。
一天，妈妈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要我看窗外，原来两个资本家儿子戴着造反队的袖章回家了。
妈妈说：“在单位戴戴罢了，戴到邻居们眼前，让人寒嗖嗖的。”
我说：“难怪他们。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重振家声。”
再过一阵，他们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妈妈，他们都参加了工宣队，进驻文化单位，一个进驻大学，一个进驻出版社，其中大儿子还是首领。
我妈妈问我：“他们如果进驻了你们学校，成了你的领导，会客气一点吗？”
我说：“大概会打个招呼，却不会亲热。他们更想让我看到他们的领导状态。”
结果，我们余家的子女不久全部下乡劳动去了，而他们家的两兄弟分别领导大学和出版社整整九年。我们偶尔从乡下回上海看望父母，在弄堂里见到他们兄弟俩，一方是浑身土俗、衣衫破旧，一方是满口文化，气宇轩昂。
十
有时我会想，在这漫长的灾难岁月中，不同的命运是怎么划定的？也许最初只有一条界线，那就是中学里某几次考试的成绩好坏。与古代科举制度不同的是，那几次考试，成绩好的倒霉，成绩不好的发达。
这么一想我就惊悚了：如果我家有一个子女成绩不好，不能升学，成了工人，“文革”一来又参加了造反队，戴着袖章去找爸爸、叔叔单位的造反派，我们家的灾难也许大半能够免除？
这是一个真实性很高的判断。
那么，一切竟然在于学习成绩。真是要命的成绩，爸爸以前天天叮嘱我们的成绩！
由此联想，学院里最早造反的同学，有一大半也与学习成绩有关。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受到老师批评，又预感到专业前途黯淡，于是乘机造反，借以发泄。但他们毕竟还是考上了大学的，后来工宣队来了，压在他们头上，因为那些工人连大学也没有考上。 这又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疯狂的年代总有很多虚假的坐标，当虚假一一滤去，没想到控制社会的真实因素竟然那么偶然，又那么世俗。
因此，连内心的愤怒，也无从降落。
第四章
冬天的斯坦尼
一
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间。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青菜萝卜便宜，一斤要差好几分，一个月下来好几角，我算过。现在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来上下一致，你也没有抵触情绪，这很好。鉴定要做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四个等级的学生有分工，第一等级的参加鉴定组；第二等级的参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级的参加社会大批判；第四等级的继续审查、关押。”
余：“什么叫社会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针对大家都认识的那些领导、教师，指名道姓，一针见血，你们立场没有转变，做不了。社会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说什么不好你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看。”
余：“社会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吗？”
尹：“那倒不一定。听我们队里的小王师傅说，报社要批判几个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要我们学校也弄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听说报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钱就能买一个荤菜……”
余：“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哪些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听说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声音嘀咕开了，“毛主席也真会记恨，其实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么远，他老人家又那么忙……”
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诚恳，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缘分，就此结束了。
二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的那样，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我的脚被粘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滩。
外滩当然来过，但居高临下地俯瞰还是第一次，那番宏伟静寂的景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一
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离开上海，便找了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与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个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滩仿佛根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细细看去，会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印记，但从上面看下去，高楼依旧，石壁依旧，江水依旧，堤岸依旧，连那座建造于世纪初的外白渡桥也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屹然冷然，无知无觉。
早晨，江轮的汽笛声中，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家庭妇女急匆匆地提着一个小竹篮到大饼油条摊去买早餐；白天，外滩并不热闹，在那里徘徊俯仰的多数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无论是黄浦江边还是苏州河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情侣。这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