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寸的正派男人，似乎就住在她家附近。
她出门更讲究衣着和发式了，不是看上了谁，而是为了任何女人都会在意的那一点自尊。
复兴公园还是常常去，尾随的事情有增无已。她渐渐有点生气，Jb想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陈腐君子啊，连打个招呼都不会，就只会躲躲闪闪地跟、跟、跟！
有一天，她与益胜哥去公园，益胜哥被一群孩子的游戏所吸引没跟上，她东张西望地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后来发现益胜哥已经追上来，跟在她后面了，便趁机大声说了一句：“你怎么跟在后面，也不叫我一声！”说完她又笑眯眯瞟了一眼后面的草树间，让更多的耳朵听出一点更多的声音。
第二天，她刚进公园大门，就看见一个男子迎面走来，大大方方地招呼一声：“你今天来晚了。”
姨妈觉得应该鼓励一下这种绅士风度，来嘲弄一下那些陈腐君子，就与他交谈了一会儿。
两天后，他们已经坐在长椅上聊天了。
这位先生姓杨，正好与姨妈住在同一条弄堂里。
不久姨妈发现，身后再也没有尾随者。难道是因为与杨先生坐在长椅上交谈了几次吗？在一次闲聊中，她随口说起这件事。
杨先生说：“都被我处理了。”
“怎么处理？”姨妈奇怪地问。
“我告诉他们，这个漂亮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带枪的很凶的警察，正好是我的朋友。”杨先生说。
——二舅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是姨妈自己讲给他听的，但现在不知道姨妈和这位杨先生的关系怎样了。
祖母听了，对爸爸说：“有苗头。你找她谈，就说这个杨先生。我在边上添柴。”
八
姨妈被叫来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面一间与她谈话，我和妈妈躲在里边一间偷听。
爸爸开门见山，坐下就问：“大姐，那位杨先生的事，有希望吗？”
姨妈说：“二弟告诉你们的吧？成不了。”
爸爸问：“为什么？”
姨妈说：“他人很不错，但只对我好，对益胜很冷淡。”
祖母在一旁轻轻应和了一句：“对。对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话虽轻实重，因为她自己就是带着一大群孩子守寡下来的。
妈妈知道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再有其他发展，便在里屋喊一声“吃饭了”，随手把门打开。
姨妈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上大学后还没有到我家去过。益胜没上大学，你可不能看不起这个表哥啊！”
我说：“怎么会！真是很久没见益胜哥了。”
第二卷
第一章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想了想，又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人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爸爸穿那套制服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二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
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楼”，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西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农奴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西藏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西藏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终于摆出威武的身架，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土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三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专案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说：“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难道能否认，这不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负责人喊一声“你无耻！”让全场吓了一跳。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出口！广大革命同志，你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出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晕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说出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了全部贞操。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教授已经满头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毛主席诗词讨论会。毛主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道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地？因此你提出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毛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一位记性特别好的干部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石，你说了这句话。在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了，由他们自己站出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两次嗓子，讲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蓝色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文革以来，大家热衷于批判走资派，但是大学和其他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这话初一听有一点逻辑，发言者已经感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动，口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