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 第57部分

停产？大庆也要停产闹革命？将军默默地重复着王铁人反映造反派们的话，紧锁眉睫。

有个跟王进喜一起来的群众代表情绪很激动地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我们大庆也应该跟上去！否则大庆就不是毛主席树的红旗了，工业怎么学大庆呀？”

将军一听这，“噌”地从沙发上站起。他强压心头之怒，来了段难得的“黑色幽默”：是啊，停也不是不可以。咱们一起商量看看怎么个停法？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看来采油不能停！停注水？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来，以后采油没法了，看来这也不能停。供应部门停了行不行？可油田生产没有物资怎么办？看来这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了？但这样一来油田生产就不能及时掌握地下动态，这怕也不行。运输停了？那我们靠什么走路？这也绝对不能停……将军以行家的口吻，一下说了十来个“不能停”，而且越来越激动，最后一个惊天动地的“不能停！”结束了此次谈话。王铁人从老部长那儿精神为之一振。几日后，总理接见，更使他有了“尚方宝剑”。

回到大庆后的王铁人带着总理的指示，想把打倒和受迫害最重的“宋陈季王”（宋，宋振明，时任大庆工委副书记、会战指挥部指挥；陈，陈烈民，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季，季铁中，工委委员，武装部政委；王，王新坡，工委委员，大庆指挥部副指挥）解放出来。于是他借传达总理指示，动员军管会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想借此顺便让受压多年的“宋陈季王”几名领导有个体面的解放。哪知，会议一开始，造反派早已有所准备，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王进喜是谎传周总理指示，结果给王进喜的“大工贼、大扒手、大流氓”前面又多扣了一顶“大骗子”的高帽。会场上王进喜原本宰好的几头准备犒劳解放“宋陈季王”的大猪，现在造反派用来让“宋陈季王”每人扛着游街……看着几位大庆领导汗流浃背、气息喘喘地抬着猪崽低头游街的情景，王进喜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王铁人做不到的事，将军以其智谋做到了。在向石油部传达以中央名义要求开发喇嘛甸子油田同时，将军要求“宋陈季王”还有徐今强等干部在“喇嘛甸子油田会战中立功改造”——这是当时可能做得到的一种“解放干部”的办法。将军自己不也是被总理这样保护下来的嘛！

后来大庆油田又因为“文革”的干扰破坏，出现“两降一升”（即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含水量上升）的紧急关头。懂行的将军极其忧虑，他想到了张文彬——此刻的张文彬正在四川“靠边站”。将军通过老战友、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以工作需要之名，直接将张文彬调往大庆，让其带领一个工作组帮助扭转油田生产的混乱局面。后张文彬又奉命组织“东八三”管道工程会战，将军又将另一位石油大员秦文彩“解放”到大庆。正是这些将军熟悉和信任的“老会战”们重新拯救了危难的大庆油田。而像焦力人、孙晓风、李敬等石油战线的中流砥柱，又何尝不是将军亲自点名或者借助各种“需要”给调回领导岗位的？

将军最想“解放”的一位老石油人当然是他的“老搭档”康世恩。自胜利油田开发后，中央一直关注的江汉油田战斗序幕已经拉开。这是第一个规模相当的对“三线”距离最近的油田。

周恩来问派谁去最合适？

康世恩！将军脱口而出。

又一个重量级石油人物解放了。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尽管因“文革”遭受重创，但相比其他行业，是最幸运的一块——它迅速得到恢复和重新起色。胜利油田的全面开发、大港油田曙光初现、海洋石油战鼓声声、四川汽油田成绩不俗……石油工业重振雄风，支撑国家大工业一片天地。这是在民族危急时刻，石油人的这份贡献更令人起敬。共和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页历史。

江汉石油会战是一次参加人数达12万余人的和平建设大战役，比大庆会战还多出一倍人数。有人曾经批评说江汉油田是一次“人海战术”。将军严正地回答：不错。我们搞的江汉油田会战是人海战术，但在那个全国各行各业几乎瘫痪的年代，只有石油人听从中央命令没有瘫痪，他们依靠自己的信仰和对祖国石油事业的一片真情，顶着政治风险在拼命工作。将军没有说出“人海战术”的另一半意义：是他和周恩来、康世恩等人的智谋，借大会战保下了石油战线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石油部门因此在解放“走资派”、解放“反动学术权威”等方面比其他部门早了七八年！

这是将军的又一个不可抹去的功绩。

晚年时期，有一次将军在外地休养，被一群化工部门的同志热情地拉去做客。将军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跟你们没有什么交情啊？”化工部门的同志大呼“冤枉”，说：老部长啊，当年就是因为你留了我们这些人上石油会战去了，才让我们从“牛棚”里提前出来了。我们才有今天施展才能的机会呀！将军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原来如此！

其实将军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句“你们不要我要”的话，救了多少人的命运。我在大庆采访时，有一天文联同志向我介绍一位“老文学爱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岁。老梁先生拿来他写的两本小说送给我，后来他听说我正在写将军指挥石油会战的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你知道我跟将军是什么关系吗？我说不知道。于是老梁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老梁说他就是后任深圳特区市委书记的李灏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灏后来当了谷牧秘书，与将军的秘书李晔等很熟。老梁有些惭愧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调皮捣蛋，谁也管不了他。1964年，余秋里得知后，对李灏说，你交给我，我来管他。就这样，老梁就从广东到了大庆会战前线。经过将军的几番“调教”，日后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层干部。老梁叹言说，是将军改变了他一生。不过老梁因为与将军有这层关系，“文革”中也没少吃苦头，被打成“余秋里的小黑干将”，受批斗80多场，一关就是七个月。“因为沾余伯伯的光而惨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点不后悔。上大庆油田之前我上余伯伯家吃饭，开始以为到部长家能吃点什么好东西，结果就一个炒鸡蛋。打那以后我认定像余伯伯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日后我为他受点冤屈并不感到后悔。”老梁身上仍然有点知识分子的傲气。

老梁告诉我，当时大庆会战时期，像他这样原本不思进取的“调皮捣蛋分子”，将军他收了不少，后来他们都在石油会战这样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材。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将军在当石油部长和“文革”时期，到底接收了多少被一些人视为“破铜烂铁”和“阶级异己分子”，只有将军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些人中有的后来还当上了部长级高级干部。可将军生前没有对人说过，连他最亲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还有余秋里”的意义很深刻吧？就论这一点，毛泽东仍然同样功不可没。因为是他在关键时刻说了这样的话。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的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8页）

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但毛泽东作为一代旷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错事时，也还留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彻底地断“尾巴”有关。“还有余秋里”是一例，邓小平的命运更属此举。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运动，中国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局面。但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也是人，而不是神。

历史之所以让人回味和令人读后充满着惊心动魄，那便是因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们都愿望能够有永远的莺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时代，可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责备先人的缺陷与遗憾时，其实自己已经在犯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缺陷与遗憾了。

新中国的“三五计划”始于将军之手，却毁于“文革”之中，但因周恩来、李先念和将军、谷牧等领导人的苦苦支撑，除了1967、1968年全国性的混乱实在无法维持外，其余年份生产形势尚有发展。1969年，国民经济出现扭转下滑的局面，工农业总产值为261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郾1％。1970年形势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长20郾1％。“三五”期间安排的三线建设和其他重点项目，也有些突出表现。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宝成铁路广元到马角坝段电气化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同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上马兴建……将军曾经感叹：如果没有“文革”破坏，“三五”将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经济面貌将是十分可观的。

但感叹挽救不了历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帮”，有错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将军和总理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记得将军的后任秘书雷厉同志给我讲起一个情节：那是“文革”最乱的一个时期的1968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好不容易召来的各省市区军管会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本来是讨论年度计划的，结果代表们吵吵嚷嚷的还是大批判内容。会议开到12月25日晚，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将军也参加了。周恩来原准备通过这次接见，想把全国的计划盘子大体定下，可他的话正题还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来，互不相让。直闹到26日凌晨也没个结果。周恩来朝将军痛苦地摇摇头，然后站起来对代表们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挥大家唱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请大家吃顿寿面。吃完后上午大家就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们这回才叫好。计划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散会了。将军无精打采地刚踏进家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红头电话铃突然响起。“总理？！是我啊！马上到你那儿去？好。我马上到。”周总理让将军立即赶到中南海。将军走进西花厅，总理身体斜仰在沙发上，疲倦不堪地连连长叹一阵后对将军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都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个计划怎么成嘛？这几亿人口的大国……将军的内心何尝不是这般焦虑？“总理，我马上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来深情地点点头：拜托了。将军当即赶回办公室，拼命摇响电话，叫来几个信得过的同志，不分日夜地加班加点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交给总理，总理随即报毛泽东审批并获通过。

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新年第一天就是这样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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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十月又来临，秋里景正好！

几个“跳梁小丑”被抓，将军听后“哈哈”大笑：今天我就上班！

开拓进取，那些得罪人的事也非做不可。

公心在天，昭然若揭。

中华大地上留下一个永不消失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这个秋里好景象。

那一天是10月7日。住在西山的将军，突然接到李先念的电话：那几个“跳梁小丑”给抓起来啦！

“抓起来啦？！”将军万分意外，但又立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忍不住在电话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样的笑声已经多年没有了。

“秋里，你的病怎么样了？能上班吗？”李先念问。

“好了。今天就可以上班！”将军豪气冲天。

真是太值得高兴了。将军当天跑到301医院——这一年将军因受“四人帮”的迫害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相继去世的打击，身心极度不佳，已有几个月住在解放军总医院，有时则回西山疗养。当从李先念那儿得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兴奋得直奔301医院办出院手续。

“我看到爸那天在走廊里，把拐棍一甩，嚎着嗓门，喊着：‘找你们院长来，我要出院！’”女儿晓霞这样说。

随即将军回到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将夫人叫到内屋，然后关上门。一会儿，又匆匆出来，夹着皮包就往外走，那脸上挂满了抑掩不住的喜气，步子也变得轻盈无比。

儿女们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里有名的“保密专家”。于是缠着母亲让她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回母亲向孩子透露了“机密”：那几个坏蛋给抓起来啦！

“好——”儿女们顿时欢呼起来。儿子个高，一蹦头撞在了木梁上，可他一点不感到疼，心里甜水如潮。因为他们都知道“坏蛋”指的是谁。

关于1970年后的将军情况，我缩写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四人帮”横行，将军只能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与谷牧、纪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撑着国家生产和经济的那只破漏的船在风雨中飘摇。虽然有一阵子邓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帮”又借“右倾翻案风”把更大的灾难嫁祸给了苦难深重的共和国。

粉碎“四人帮”，使一心想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的将军欣喜若狂。多年积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病也随即一挥而去，他要工作，要像当年大庆会战那样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将军这一年62岁。而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可能像毛泽东当年点将他上石油部当部长时那样朝气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让他上“小计委”那样年富力强。但听得妖孽一除，将军仿佛又一下恢复了当年那个精神头。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1970年至1976年秋，将军虽然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可经历的风风雨雨仍然不计其数。这中间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与苏联断绝合作关系后的第一批引进项目，这些项目对日后邓小平全面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础作用；比如恢复和组织了外贸出口工作；等等。也经历了电影《创业》风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纵观这几年，将军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和政治上喘不过气的痛苦。这种压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冲”、喜欢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将军身心备受创伤。

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将军顿感昔日雄风重振，大有愿望再领导一回大庆会战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战役。1977年的党的十一大上，将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推荐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之职。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在设立书记处书记时，将军又任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职务，对老百姓来说，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实上，将军也确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生涯。

但将军就是将军，与其让他天天坐在办公室开会和在文件上画圈，还不如去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这是他的性格：见不着老百姓，他心里不踏实；不是挑战性的工作，他总感不过瘾。

将军这么大的官了，可他还是用着一辆公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