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新春刚刚来临，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用三天时间听取了张文昭对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的汇报，张文昭特别重点介绍了松基三号井井位确定的前后过程及理由。
“这事不用再议了，我看专家们的理由是充分的。成败在此一举！不过，这么大的松辽平原上钻那么三个眼，我想即使都没见油，也不能说明那儿就没有大油田！”余秋里说到这儿，右手握成拳头，使劲往桌子上“嘭”地猛一砸：“我是做了打十口一百口勘探井准备的！既然大家认为那儿地底下有油，那我不信逮不住它！”
春节前，余秋里因为要向刘少奇汇报石油工作情况，康世恩就利用春节几天时间把专家们请到部办公大楼上连续又细细讨论了松基三号井的每个开工前的细节。
大年初四，余秋里和康世恩，以及沈晨来到何长工家开“国家会议”时，就是带着包括松基三号井方案去的。
“老将军，你快仔细看看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镜头终于又拉回到了春意浓浓的老将军家了。
何长工慢悠悠地戴上老花镜，还是看不清。余秋里干脆就把图托到他眼前。
嗯，这回行了。老将军面对松辽地质普查勘探图，看得仔细。末了，又翻起一本厚厚的文字材料，然后抬头对余秋里说：“很好。这东西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见油了！”
余秋里的眼里顿时露出光芒：“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
“可以。”老将军说完，发出爽朗的一阵笑声，然后拉着余秋里的手，说：“我们俩都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的，说要三年拿下松辽。现在就看松基三号井了！”
余秋里听完老将军的话，用手往铺在地上的松辽地质图一指，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姿势：“对，我们的决心没改变：三年时间坚决攻下松辽！”
何长工开怀大笑：“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4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的工作由我们地质部来承担，你们石油部就全力把松基三号井完成好！咱们携手并肩，在今年干他个漂漂亮亮的大仗！”
兴头上的余秋里还要说什么时，却见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耳边：“老将军，我还有个请求。”
何长工开始一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轻轻一拍：“我知道你的‘请求’是什么！”
旁人不知怎么回事。何长工满脸诡秘地冲康世恩一笑，然后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老伴，上饺子噢！”
“啊哈——，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老伴尹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
“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外面喽！”
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你甭管他，秋里说他这几天光顾开会，春节都没休息一天。让他吃个够。不过明儿他要是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看我怎么罚他这条饿狼！”
“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顽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个军礼，末后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朝老将军说：“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
“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
石油部、地质部在何长工家开的此次“国家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之后，余秋里在部党组会议上，迅速布置了新一年松辽勘探的战略部署。谁来打松基三号井，这是个问题，但这毕竟又不是个问题。
32118队自完成松基一号井后，在队长包世忠的带领下，利用冬季整休时间进行了大练兵。从干部到普通钻工，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又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操作也跃上新台阶。大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松基三号井的任务就他包世忠队了！
32118队全体干部职工接到再战松基三号井的任务后，一片欢腾。从松基一号井址的高台子村到新井位的小西屯村，相距130多公里。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净是翻浆的泥地田埂。120余吨的物资怎么搬运到目的地，成了包世忠的一大难题。因为队里仅有松辽勘探局配备的4辆运车最大运力也只有4吨重，而队上的两台泥浆泵外壳就有19吨重，且是不可分拆的整件。怎么办？包世忠发动群众集体议论，大伙儿越说点子越多：没有大型吊车，他们就用三角架和滑轮倒链提升近20吨的泥浆泵体，然后在悬空的泵体下面挖出一个斜面坑，再让运车徐徐内进，然后松开三角架上的倒链，20来吨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安然地放在了运车上。而严重超载的运车启动后，包世忠像看着自己的闺女出嫁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啥叫难啊？这一路运载才叫难啊！走在田埂上怕陷进去出不来；走在沿途小桥，怕一旦遇上拐弯什么的就惨了：甭怎么想，就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包世忠记不清这春节是怎么过的，反正每天他要带着全体队员，像蚂蚁啃骨头似的将一件件、一根根铁柱重墩——当然还有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和一片片岩芯碎片，全部搬运到130多公里外的新目的地。
“蛮干！”
“胡来！”
“破坏生产，个人英雄主义！”
32118队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实现了在无任何外界帮助的条件下完成井队整体长途搬迁，却遭到有些人的政治攻击。拖着残疾之身的包世忠竟然为这不得不到局干部大会上作检查……
余秋里得知后气得直咬牙关地痛斥道：“我的队伍是去找油的，油找不到，你们可以批他们、撤我职，但眼下我们上下都在为拿下松辽革命加拼命干的时候，你们这样打击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我不答应！”
然而这仅仅是石油战线面临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压力下所出现的极不正常的冰山一角而已。余秋里身为部长，中央的重要会议或会议精神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对在“大跃进”极“左”浪潮下可能出现的现象仍然估计不足，或者有些事连他想都想不到的。
正当他和战友们摆开松辽找油大战之际，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仍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全国。毛泽东虽然在1958年冬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建议，同时对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也极为不满，也正式提出了不再当国家主席，但在制定国民经济生产计划时坚持“以钢为纲”的方针。在经历大炼钢铁和“共产风”之后的国力受到严重损害形势下，中央又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于保证钢铁建设方面，石油工业怎么办？
余秋里心急如焚。
石油部内部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出，既然工业战线都在“以钢为纲”，我们石油战线何必争着干吃力不讨好的事？让吧！让钢铁老大先行吧！
但多数同志则坚持认为，国家统一计划下，我们可以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既服从大局，又可以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和物资，在内部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同时尽量争取多找油。
“我看这‘又让又上’，比‘只让不上’好！”在全国石油系统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胳膊，铿锵有声地说，“从我们石油部的实践看，对待困难，一般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到困难就调转方向，在困难面前躺下来。另一种是不利条件看得多，有利条件看得少，当伸手派，不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持这种态度的是少数人。第三种，也是我们石油工业中绝大多数同志的态度，就是把困难看成是客观存在的，要依靠群众去克服的，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而非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
一年多来，余秋里对自己的队伍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这支多数由部队军人出身组成的石油大军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但余秋里对下面一些单位由于受社会政治影响而把握不了自己工作方向的现象同样忧心忡忡。
新疆局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油田开发基地，却因为全民大炼钢铁而竟然在他们那儿有人放下石油不钻，整天热心搭起小火钢炉炼钢铁去。可气的是为了达到炼钢的数量，竟把国家进口来的无缝钢管锯断后去凑炼钢量。
“你们这帮败家子！谁要再敢这么干，老子就派人把他抓到北京毙了他！”余秋里大发雷霆，把值班室的电话摔得八丈远。“你，马上到那儿去一趟，把党组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必须坚决制止他们的这种败家子行为！”他把副部长李人俊找来，命令他立即赴新疆。
那时石油部下属的单位实现双重管理，即业务上受石油部领导，而在组织和人事方面由地方管理。李人俊到新疆局后，人家听不进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的精神，反说李人俊是“右倾”，恨不得就地批判。
“反了！简直是反了！”余秋里不仅是大发雷霆了，而且怒发冲冠。这一天他被周总理叫去了。
“秋里同志啊，南边的形势很紧，军方一再向我要油。新疆那边的运力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周恩来见余秋里后就愁云满脸地说。
余秋里像做错了事似的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等待总理的进一步批评：“总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周恩来摇摇头：“这不能怪你，一是我们的车子太少，二是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运一车油到南边，得走几千公里，成本太大了！”
余秋里想说：“总理啊，石油东移战略绝对是对的，得早动手多下点本钱搞呀！”可他没有说出口。
“这样吧，我再请薄一波同志从国库里调拨1100辆汽车给你们！”周恩来操起电话，立即给薄一波办公室打电话。末后，握住余秋里的右手，周恩来不无期待地：“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余秋里无言可答，只是默默地点头保证。
夜深人静。长安街上萧风猎猎，无几个行人。余秋里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他想起刚才周总理的话和神情，心头阵阵隐痛。有几件事他没有向总理说，但却一直像铅似的坠在他心头。前阵子，国家炼合金钢要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炼油厂增加生产，甚至国务院还专门派飞机去那儿空运过石油焦。可当他余秋里根据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给新疆局下达石油焦生产计划时，那边竟然这样回答部里：“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任务。”
“狗屎！这是狗屎报告！”余秋里把新疆局发来的文件甩在地上，重重踩了几脚，愤愤地骂道，“石油焦是国家的急需物资，一级任务！他们却说‘努力完成’。炼钢铁是他们的任务吗？瞧他们那么起劲，什么‘一定要完成’！我看他们完全本末倒置！岂有此理！”
还有一件事更使余秋里无法容忍。国家为了从新疆多运一些成品油，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决定把石油五厂部分炼油设备调到新疆克拉玛依炼油厂。石油部正式下文给五厂，指示他们按中央精神迅速执行，并且还专门派人去督促。哪知五厂领导就是拒不执行，而且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部机关。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独立王国了？以为保护本厂利益就是最崇高的了？呸！一点最起码最基本的全局观念都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只顾局部利益的单位、厂矿，能搞得好吗？不行！永远不行的！”余秋里在部属厂局矿工作会议上，让五厂干部站在众人面前，暴风骤雨般地一阵训斥。平时经常被人猜测的那只空袖子此时甩得“嗖嗖”呼啸，吓得五厂的干部脸色发白。
“部长我们错了。回去立即改正……”
“改正？改正就完了？”那只“嗖嗖”呼啸的空袖子甩动得更加激烈，“知道什么叫贻误战机吗？那是要杀头的！”
“是，要杀头的。”五厂干部的后脖子直发凉。
石油五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服从命令的事，这对军人出身的将军部长来说是他极少碰到的事，因此也格外记忆犹深。几十年后，余秋里还在《回忆录》中特别提起此事，他说：“经过严肃批评教育，石油五厂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执行了部里的决定。在克拉玛依油厂建设期间，石油五厂担负支援任务，在原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工作做得很好。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事过半年之后，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石油五厂的同志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责部里不该把他们厂的设备调到新疆去……”
一部之长，受国家之命，调所属一个工厂竟然屡屡遭到如此反复和不从，余秋里深感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石油队伍“双重”管理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而所有问题的原因，则来自于一个因素：中央和地方的极“左”风盛行，盛行到大有势不可挡的地步。
刚刚起步的石油队伍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选择！
找油的人要去炼钢。热心石油事业的干部则被批判为“右倾”分子。
余秋里为此苦恼和焦虑。
暂不提松辽战局的事。当时支撑着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基地如新疆石油局与玉门石油局，都面临“不干正业、干正业反被打倒”的局面。
新疆石油局局长张文彬，是原“石油师”的政委，从1952年接受毛泽东之令带领全师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后，一心想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出力流汗，多做贡献。可有人则把他搞石油的干劲说成了反“大跃进”的右倾行为，欲停其职。余秋里得知后，立即责令新疆石油局党委必须纠正对张文彬的错误做法。为此余秋里专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同志通话，力主保下张文彬。
玉门油田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全油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夜间让所有油井“放大嘴”，即开足马力出油，结果造成整个油田的油井陷入“空肚”的危险境地。许多原本是高产油的井，变成了低产油井；那些本来可以稳定产油的井，则成了“闭经”的枯井。局长焦力人因为反对这种“浮夸风”，竟然被玉门市委决定要召开公审式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会议定在第二天八点正式开始。焦力人此刻已经知道，他是上面定的“右派”名额之内的人员了。而就在离开会只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局机关秘书匆匆地过来向焦力人和局党委书记报告道：“北京来长途，让焦局长和书记你们俩去接。”
“谁打来的？”那个准备主持批判大会的党委书记不耐烦地问。
“是余部长来的。”秘书说。
党委书记一听是余部长的，只好朝焦力人招呼一声：“走吧！先接电话去。”
“玉门吗？我是余秋里呀！你们俩听着：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启程到北京来开重要会议！”长途电话里，余秋里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命令道。
“部长，我们、我们正要开大会呢！能不能……等开完会再启程行吗？”那党委书记支支吾吾地问。
“不能！你们两个立即上北京来，不得耽误一分钟！”北京的长途电话“啪”地挂了。
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弄不清北京余部长这么急让他们去干什么。于是也不敢耽误一分钟，夹起衣服又从财务那儿领了些路费直奔嘉峪关飞机场，火速赶到北京，直奔石油部机关。办公厅工作人员见焦力人他们来后，很热情地给安排在部招待所，一人一间房，而且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些水果。
第一天没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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