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面又连用两个否定句与之相呼应，始终不从正面说破，却又反复从背面烘托，使要说的内容处在隐隐约约的呼之欲出状态，含蓄但并不隐晦，引人寻思。而且，这一节不仅用意巧妙，声韵也很和谐，读来上口，这是不容易的。二是雅语与俗语兼用，使词中的语言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生活气息。在李清照的词学观念中，词的语言既要符合乐府系统的习惯，写得浅俗平易，活泼动人，又不能染上庸俗的市民气味。所以，她常把典雅的语言用得自然，把俚俗的语言用得雅致，两者相融，别有风致。像《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化用范仲淹《御街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一句，但她把“眉”和“心”分开，用一下一上来说，把原来静态的叙述改为动态的描绘，语气变得生动了，增添了不少韵味。特别在词的末句，李清照更喜欢用浅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像《临江仙》的“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声声慢》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行香子》的“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以及《永遇乐》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等等，都是如此。这使得一首词在结束时，不致于陷落在凝滞呆板的状态，而洋溢着一种活力。因此，人们在李清照的词中，又较多地看到了词在形成之初时的某些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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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宋中期文学
南宋朝廷自建立以来，经过与金人反反复复的战争与和谈，逐渐站住了脚跟。金人虽有一举吞灭南宋的企望，但面临着契丹的死灰复燃和尖锐的内部矛盾，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力量；而在南方，随着生机的恢复，主战派在高宗退位后，得到孝宗的支持而占了上风，但几度北伐，却也没有获得成功。
就这样打打谈谈，终于签订了“隆兴和议”，大体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这一种格局使得士大夫心理以及南宋文化产生了不同于前一时期的动向。
一方面，北方的沦陷在无形中被默认为既成事实，一些负有强烈的使命感的文人眼见中原恢复无望，对民族的危机越加忧心忡忡，内心的悲愤也越发浓重。所以在这一时期，呼吁洗雪耻辱、收复中原，期望报国杀敌、建功立业，表现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理想，仍然是文学的重要主题。
而另一方面，相对的安定促使南宋的经济迅速繁荣，北宋末年都市中那种竞为浮靡华采的文化现象又出现在首都临安等大城市中，且由于江南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而有过之无不及。周密《武林旧事》记临安每逢佳节，“翠帘绡幕，绛烛笼纱，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而当时一位不出名的文人的诗则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外，在乡村，在山林，士大夫的闲逸生活也多少得到了保障。于是，描绘都市风流和田园山林逸趣的文学，与前一种慷慨激昂的文学，共同演出了一场不谐调的合奏。
同时，政治方面，在外力压迫减弱的情况下，开禧前后大臣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十分激烈，而且与对外部的战和攻守问题缠结成极复杂的矛盾，很多文人也卷入了这种政治漩涡；学术方面，理学在北宋末南宋初屡经禁止后，这时又呈现兴盛的局面，乾、淳年间先后出现了林光朝、张栻、朱熹、陆九渊等名家，他们通过讲学和著述，把理学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他们与陈亮、叶适等以功利为重的学者的争论，也成为南宋中叶引人注目的现象。上述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都在文学中留下深刻的痕迹。
总之，南宋中期的社会情况和文人的精神生活都比较复杂，因此文学创作的视野也就比前一时代要显得广阔，内容要显得丰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较为安定，人们有暇对文学的艺术形式、风格、语言以及创作思维、题材选择等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凝固的格局被打破了，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风格各异、成就特出的作家，如诗歌方面，有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等人；词方面，有一代之雄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宋代文学又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因姜夔习惯上归于南宋后期，故本章不作介绍）。尤其是陆游和辛弃疾，不仅分别代表了南宋诗与词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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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杨万里与范成大
江西诗派的诗风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风靡一时，它固有的弊病在其末流手中显得越发严重。在南渡之初，虽有人试图为之补救，或另辟蹊径，但收效甚微。直到孝宗年代，一些曾深受江西派影响的诗人从根本上摆脱了它的拘束，才以风格各异的创作，打开了宋诗的新局面。其中杨万里的“诚斋体”是比较成功和影响较大的一种。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栻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他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这种蔑视书本而重视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他诗风转变的契机。现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诗中，既有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及唐人绝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风趣轻快的小诗，如：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
淳熙五年以后，杨万里诗歌的独特风格基本形成，他的诗学观点也基本成熟。其《荆溪集序》自言此时“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而且，这时“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写诗十分顺利。这种重视观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见解，对于江西诗派主张从前人那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论正是有力的反动。
不过，“诚斋体”的形成，不仅是重视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素材，还要求具有透脱的胸怀与哲理的思考；诗人在热情地投入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与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时，又必须跳出来冷静理智地观照与领悟其中所涵蕴的人生哲理，这样写成的诗，才不仅有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几首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青来一日深。（《过杨二渡》之一）
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三首》之三）
此外，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溪回路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晚归遇雨》），“绿萍池沼垂杨里，初见芙蕖第一花”（《将至建昌》）等，都表现了“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地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正是他抛弃堆垛古人、剥撦古语、模仿古诗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
“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
由于杨万里的诗主要描写寻常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以表现其中的勃勃生机和自己内心中的人生体验，那种生涩或过于典雅的语言反而会妨碍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所以他在语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语言形式之外的某种意味，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
（《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具体说来，首先，杨万里的诗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脉连贯，很少有断续拼合和跳跃连接的，这越过江西诗派而较多继承了宋诗自梅、欧、苏以来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像日常对话那样活泼，并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
从宋诗自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的发展来看，黄庭坚以他独有的风格与技巧开创了新的诗风。但这种诗风本身带有弊病，而江西派后期的诗人不能以独立的创造取代前人，只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更造成诗界凝滞的僵局。这使得许多人感到不满，就连吕本中也在提倡“活法”来纠正其偏失。杨万里正是运用了在禅宗和理学那里极受推崇的“活法”，自出机杼，用活泼的眼光观察变化无穷的世界，用活泼的语言表现新鲜独特的人生感受，这才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成为宋诗转化的又一枢纽。他的《跋徐恭仲省幹近诗》之三说：
“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这种态度正是他能自成一体的根本原因。
杨万里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但这类诗虽为数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写得比较好的。如《悯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写出了农民艰难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绝句》写他出使金国时所见所思，也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感想，如第三首：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从总体上说，机智活泼、风趣自然是杨万里诗的显著长处，但他的诗同时也很少表现尖锐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黄庭坚），因此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
有些诗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让人觉得浅俗无味；偶尔也有卖弄学问的陋习，重又走到江西派的老路上去。但他毕竟开创了新的诗风，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在杨万里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之后，有些诗人既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又缺乏独创的才力，于是就另外找些古代诗人作为效仿的对象，好像走出一间牢房又进了另一间牢房，总不如杨万里那样跳出牢宠，无拘无束。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与杨万里年龄相仿，都是在北宋灭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同列名于“中兴四大诗人”。不过范成大在仕途上更为得志，做到参知政事，晚年退职闲居。有《石湖居士诗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如：
一篙新绿浦东西，雪絮漫江雁不飞。宿雨才晴风又转，片帆那得及时归。（《一篙》）
百尺西楼十二栏，日迟花影对人闲。春风已入片时梦，寒食从今数日间。折柳故情多望断，落梅新曲与愁关。诗成欲访江南便，千里烟波万叠山。
（《二月三日登楼有怀金陵宣城诸友》）
与杨万里所创的诚斋体相比，范成大的诗没有那么透脱自由，更多一些锤炼雕琢；没有那么风趣活泼，更多一些深沉含蓄；
字面上没有那么浅俗平易，往往更典雅华贵。但范成大的诗虽然有杨万里所称誉的“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石湖诗序》）的特点，并兼有中晚唐诸家的风格，以此冲击了江西诗派的束缚，却终究没有像杨万里那样形成自己个性鲜明的一体，因为广泛汲取毕竟不能取代独出机杼的创造。在范成大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模仿痕迹比较重的地方，包括那些注明是“效王建”、“效李贺”或“玉台体”的，以及并未注明如《蛇倒退》、《滟滪堆》，却可以看出是效仿韩愈风格的等等。还有像《复作耳鸣》、《人鲊瓮》等诗，多用生僻典故，拗峭的句式，发议论，逞学问，给人以涩滞瘦硬之感，则显然属于江西诗派的范围。由于未能把各家的风格技巧融为一体，也就难以建立自己成熟的与众不同的风格来。
所以严羽《沧浪诗话》中有“杨诚斋体”，却没有“范石湖体”。
范成大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这是杨万里所不及的。在《夜坐有感》、《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诗中，表现了他作为正直的官吏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在《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诗中，更描绘了贫苦百姓在官府沉重租税压迫下的艰难生活和绝望心境。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决定废除使臣向金国皇帝跪拜受书这一耻辱性的礼仪，大臣均畏惧不敢奉命，范成大于是挺身而出，抱着必死的决心出使金国。他在金国几乎被害，但终于不辱使命，赢得双方朝野的一致称赞。著名的使金七十二绝句便是他在这次出使往返途中所作。
这七十二首绝句内容很广泛，包括沦陷区百姓的苦难生活，他们对南宋收复中原的期望，金国落后的风俗习惯（当然这里也包含着一些民族偏见），以及咏怀史事、借古讽今、批评朝政和自己报国的热情等等。而贯穿在其中的中心主题，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诗人通过实际观察，从不同角度摄取了一个一个镜头，反映着这一主题的不同侧面，如：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
这首诗下有自注说：“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汴京是北宋的都城，如今却沦入金朝之手，那些眷怀宋朝的百姓年年盼月月盼，始终等不到南宋的军队，却只见使者来回，一句含泪脱口的“几时真有六军来”，既表达了中原父老的心愿和失望，又无疑是对南宋朝廷乞和政策的讽刺。再如《清远店》：
女僮流汗逐毡軿，云在淮乡有父兄。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这是写一个逃跑未遂而被脸上刺字的女奴。金的社会制度保留了若干落后的成分，对汉人常常采取压迫与奴役的野蛮政策，范成大通过女奴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而在最末一首《会同馆》中，则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心志：
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