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用在词里。这使词的内容丰富了，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音律准确与否不那么重要了，语词清雅与否也不那么讲究了，英雄语、悲凉语、儿女呢喃语、日常谐谑语都写入词中，仿佛把花旦青衣换成了乡间村姑，雕梁画栋的深院换成了桑麻稻菽的农舍，二八少女换成了关西大汉。这种词风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宜”，但也有使词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尤其是一些才情不足的词人，常常会把词写得粗糙无味。词在整个宋代仿佛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散文，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曾有很显著的发展。
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一时之盛。
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也是在发挥它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致相同。而且，由于宋代道统文学观的势力较唐代尤盛，他们所受的束缚也更大。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家，就是在这种束缚中寻求一条合适的道路。他们既需要遵循“尊道”“明道”的原则，又需要抵制以道废文的极端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散文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宋代文人的个性较之唐人明显偏向温雅平和，无论韩文的奇崛雄肆还是柳文的峻洁幽丽，对于他们都有些不合适了，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散文风格。
在抵制了极端的道统派又阻止了一度流行的模仿韩愈、以生涩险怪为特征的文风之后，宋代散文开始走上自身的道路。在文体上，欧阳修、苏轼等人眼光要宽广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他们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不过相较于韩、柳之文，可以感觉到北宋诸大家散文的感情强度及语言的张力是有所减退的。
但在宋代理学家看来，无论韩柳还是欧苏，尽管他们标榜儒道，却还是文人气过重；他们的文学追求仍然有害于道。
因此随着理学渐盛，宋代散文也不得不走向衰落了。而自唐宋古文受到程朱等人的攻击，后起的所谓“古文”如明之“唐宋派”、清之桐城派，都沾上一股道学气息，并非直承唐宋古文一脉了。
一直到宋代为止，正统的文人文学仍旧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某些深刻的变化，在宋代已经发生了，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古代文化烂熟时期又是一个向近世文化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就是这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它开始直接地影响了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形式的嬗变与演进。
文人文学中诗、词、文的传播便与这一现象有关。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的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今杭州）的作坊林立、买卖兴隆，其实都反映了流通的加速与拓展。文人的作品有时也会成为这种流通中的商品，因而越出了孤芳自赏的小天地而走向众人传观的市场。例如曾巩《苏明允哀词》称三苏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这种广泛的传播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文人的圈子内。商人为了赢利，常选择迎合读者趣味的名家作品来粗滥地刊刻，曾使得苏轼跌足而叹，毫无办法（见苏轼《与陈传道》）。这虽然未必投合文学家之心意，但也无意中张扬了他们的声名，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北宋汴京相国寺书肆、南宋临安陈道人书铺、尹家书籍铺等，实际上成了文人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成了文学传播的中心。又如城市中的歌楼酒馆也是文学传播的媒介之一。汴京与临安都有官库酒楼与市楼，其中多有歌妓唱曲侑酒，前者“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旧事》），后者则贩夫走卒百业杂工，无所不有。歌妓往往以新词唱曲，使文人词不胫而走，在这种极为迅捷的传播中取得了与诗匹敌的地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传闻或不免有所夸张，但歌妓集资葬柳永的故事，恰好说明他的词在城市消费集中处的传唱提高了他在市井的地位，也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在柳词中表现出的市俗情趣，也正显示着文人文学的一种新趋向。总之，纸张成为普通的商品、印刷术的普及、书肆的活跃、大众娱乐的发展，都使得文人作品容易传播，传统文学不再是少数阶层的专利，而出现了一个普及化的进程。同时，随着这种普及进程，一大批本来被摒除在文人文化圈外的下层读书人、商贾市民，也追时趋势地加入到文人文学的创作界来，这就有可能改变文人文学的内容、思想、情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江湖诗人聚集于书商陈起周围的现象。书商陈起出资刊刻诗集，使一大批本来诗风未必尽同的文人聚在了一道，并互相影响形成所谓“江湖诗派”；而江湖诗派的诗歌内容、思想与情调显然又与传统颇有违异，倒与世俗口味逐渐靠拢。诗歌与商品如此密切地结缘，商人如此有力地左右了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它表现了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对文学的影响。
城市与商业的发达更直接地刺激了市民文学的兴盛。据宋人笔记记载，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称为“瓦舍”、“勾栏”的娱乐场所，演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其中最流行的是说话。吴自牧《梦粱录》和耐得翁《都城纪胜》均载有当时的“说话四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尽管现在已无法看到真正出于宋人的话本（以前视为宋元话本集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造），但在各种书籍记载中，我们还能了解到宋代民间说话艺术的繁盛情况和说话的许多名目；元代所刻讲史话本的内容有些显然在宋代就已流传，明人的小说话本集中有些作品也保留了源出于宋人之作的痕迹。所以虽然现在无法对宋代白话小说作出具体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却是无疑的。
在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宋代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宋代宫廷和瓦舍勾栏中都有杂剧的演出，脚色已增至四人或五人，其表演虽以“滑稽唱念”为主，但已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见《梦粱录》），比较唐代“参军戏”一类简单的滑稽表演有了明显的进展。《武林旧事》记录有宋官本杂剧戏目二百八十种，都没有剧本留传下来，也可能当时就没有确定的文学剧本。但作为成熟的戏剧——元杂剧的前身之一，宋杂剧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另外，南宋时期在温州一带流行的南戏，也是中国戏剧的重要源头。
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白话小说与戏剧，在宋代尚未取得特出的成就，这主要是因为宋代的文人对此还不够重视，还没有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从事这方面的创作。但由于在社会中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已经显露出来。而到宋代以后，随着城市与商业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增长，随着一些优秀文学家的直接参与，小说与戏剧不断走向成熟，进一步占领了文学市场，汇入了文学的主流。
这种情况也说明文人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有一种互动和同步发展的关系。
由于资料的缺乏、分辨的困难，也是从叙述的方便考虑，我们将把宋代小说与戏剧的情况归并在元代文学的有关章节中介绍，在这里仅从总体上加以简单的提示。
与宋王朝同时存在的辽和金政权统治地区的文学，习惯上也归于宋代文学的范围。但由于前人的不重视造成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辽金文学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简单说来，辽、金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以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所以，用汉文写作诗歌散文，在辽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汉族文人，他们在这方面的素养并不比南宋文人差。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名家的不多，但至少像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南宋诸大家相提并论的。而由于辽金文人受儒学的约制毕竟不像宋朝文人那么严重，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创作也较少拘禁。当宋朝文人的创作转向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方向时，辽金文人的作品仍较多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这种特色一直延伸到元代。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保持着同样的步调，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特别在戏剧方面，沿袭宋杂剧的金院本更接近成型。陶宗仪《辍耕录》记录金院本戏目近七百种，虽然也没有剧本留存，但从名称来看，它所涉及生活范围已相当广泛，其中有不少内容为元杂剧所继承。元杂剧的直接来源是金院本，元初几位重要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也都是由金入元的。所以，绝没有理由轻视辽金文学——特别是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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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宋初期文学
北宋统一以后，在文化包括文学方面，并没有立即带来显著的变化。北宋前期的诗歌，大体依然是晚唐五代最盛行的三大流派——以浅俗平易为特点的白居易体、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的姚、贾体和以绵密富丽为特点的李商隐体并立的格局。只是这几种风格又互有渗透，畛域不那么清晰而已。宋初的词，大体也是沿着晚唐五代词的方向自然地延伸，而更接近南唐的风格，一般说来，篇幅较小巧，语言也比较清新晓畅。
唯一例外并引人注目的是，自晚唐五代以来几乎已经中断了的古文运动在北宋初期就开始复兴。这主要是因为文章在政治和伦理方面具有更直接的实用性，所以如柳开、穆修等文人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必要途径而为之大声疾呼。但他们的功利意识过于强烈而对散文的艺术性方面几乎无所注意，因此在当时也没有带来太大的改变。
不过，这种纷乱的文学状况毕竟启示着一个新的变革时代的到来。文学是人的内在心灵的表现，既然宋代文学不能够追溯初盛唐那种明朗、闳放的气势和自由、高昂的力度，它必然要找到适合于时代心理的形式和风格。实际上，在宋初王禹偁的诗文中，一些新的苗头已经在显露出来，只是在短时期中其影响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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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宋初期诗歌的三大流派
北宋最初一个阶段，诗人效仿白居易诗体曾经成为一种风气。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徐铉和王禹偁，正如《蔡宽夫诗话》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但过去有的文学史研究者把王禹偁描叙为似乎是有意识与“西昆体”对抗的诗人，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不但白体诗的流行很早，而且当《西昆酬唱集》问世而使“西昆体”广泛流行时，王禹偁已经去世了。
徐铉（916—991）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本是南唐末年的重臣，那时南唐受着宋王朝的压迫，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后随李后主降宋，虽然做到散骑常侍，但言行不能不十分谨慎，心情也始终是压抑的。他在痛苦中挣扎，只好求宁静于山水，求解脱于佛道，或在繁忙的交游宴饮中排遣愁闷，总算维持着心理的平静。有《骑省集》。
徐铉的诗大多有一种索寞中略带怅惘的情愫，他把这种情愫写得很淡，语言也是清淡自然的，少有生涩的地方，如《登甘露寺北望》：
京口潮来曲岸平，海门风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见日影，舟过江中闻橹声。芳草远迷扬子渡，宿烟深映广陵城。游人相思应如橘，相望须含两地情。
这诗可以推断是写于南唐覆灭后。末二句用“橘迁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表现对江南故国的依恋。但全诗大半部分只是在写一片萧索迷蒙的景色，看不出很强烈的情绪；末二句也是借“游人相思”着笔，不正面写自己。此外，像《和钟郎中送朱先辈还京垂寄》的“春愁尽付千杯酒，乡思遥闻一曲歌”，《九日落星山登高》的“黄花泛酒依流俗，白发满头思故人”等等，大抵都浅切流丽。也许是他生长于江南的缘故，他也写有若干首《柳枝辞》一类的拟民歌，虽不像民歌那样朴素俚俗，语言还是通畅浅易的，如：
老大逢春总恨春，绿杨荫里最愁人。旧游一别无因见，嫩叶如眉处处新。
白居易后期的诗，在清淡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雍容闲散的心情，北宋初崇尚白体的诗人，也常有这种情况。如曾两度拜相的李昉就是一个例子，他常用随意闲谈的笔法，写出绝无焦灼苦闷的心境。而徐铉的情况并非是如此的。他只是努力求得平静，排遣苦闷，内心实际是失意而灰暗的，这种心境总是会在某种触景感伤时显露出来。再则，徐铉也是一位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他在写作那些清丽流畅的白体风格诗篇时，对声律、字句和意象的选择，都比较讲究，这在前面举出的例子中是可以体会到的。而有些五言诗，更有精致细巧的一面，例如《和明道人宿山寺》中“磐声深小院，灯影迥高房”，《临石步港》中“吹浪游鳞小，黏苔碎石圆”，《寄从兄宪兼示二弟》中“断云惊晚吹，秋色满孤城”等诗句，都于自然浅近中加入了推敲锤炼之功，并且呈现出幽逼的意境，这又带有贾岛诗派的特点。
在宋初学白居易诗风的诗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为白体所缚、能写出自己特色的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又三次受黜外放，晚年曾任黄州地方官，故又称“王黄州”。
他为人刚直，怀有正直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来自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敢于说话。他自称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在第三次遭贬斥去黄州时，还是很不服气地寄诗给当权者说：“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有《小畜集》。
出于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王禹偁写下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如他在京任谏官时所作《对雪》，从寒冬大雪无公务、一家团聚饮酒落笔，写到自己因此而想起“输挽供边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骑”的“边塞兵”，在此酷寒天气中会是如何艰辛，最后归结到自责：自己身为谏官，却并未充分尽责，实是“深为苍生蠹”。还有贬官商州时所写的《感流亡》，描述一户因旱荒而从长安流亡到商州的贫苦人家的艰难情形，最后同样归结到自己仕宦十年，无所作为，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应该因被放逐而悲叹。这种构架在白居易晚期诗歌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