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我们的实践与这目标之间肯定存在着距离。
概说
在中国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除了著名的“北京人”（约生活于五十万年前），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四川、陕r西、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比“北京人”或早或晚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或活动遗迹。
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蒙昧野蛮的阶段。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国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地下发掘证明，我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间），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关于中国的古史，古人一般认为始于“三皇”或“五帝”，以后是夏、商、周三代。现在看来，“三皇”、“五帝”都是无法证明的传说。夏王朝的存在，虽为许多学者所相信，并有不少人认为传说中禹的儿子启以子继父，改变领袖由公众推举的惯例，标志着国家的产生，但这些至今未有确切的文献可供证明。我们只能说，传说中夏王朝的开国，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文化的晚期。中国长期存在的大一统思想，使得前人习惯于把中国的远古社会就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并为之虚构出某种政治、文化的中心（“三皇”、“五帝”之说，便由此产生）。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目前已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星罗棋布，分散在极其广大的地域内，相互之间并无从属关系；相隔较远、不同类型的文化，往往有显著的区别，说明彼此之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以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相比，前者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米，后者是水稻；前者的居室是半地下或地面上的木结构建筑，后者是架设在木桩上、地板高出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前者出土的陶器，多为彩陶，后者多为黑陶。所以，仅仅将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显然过于狭窄；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即使在中国统一以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也始终存在。
但是，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汇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了主导地位。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族群、邦国之间，为了夺取土地、人口、财富，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发生战争，导致相互兼并和国家机器的成熟。这个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古代的南方，气候湿热，多山林湖泽，天然物产相当丰富，维持生存也比较容易。因此，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从事大规模的战争，既没有很迫切的必要性，也没有充分的自然条件。于是分散的自然群落，便得以在长时期中维持下去。在天然物产缺乏、却便于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的黄土高原和黄淮平原上，更需要把分散的人群凝聚为强大的群体，以展开生存竞争。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传说中的还是信史记载的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等等，多发生于北方。夏姑且不论，商、周作为中国最早的有信史可征的王朝，都是兴起于黄河流域。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周的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相比于其他地域的文化要早熟得多；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它们所发生的影响也更大。
商起初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华北诸邦国之长，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为周所取代。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商旧都所在地）发现了大批刻有文字、用于占卜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并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东大纹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并且不能表达连贯的意义（不能组句）、所以至今难于识别。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文学重骈偶的现象，就是从汉字的特点中产生的。
现存所有卜辞，均是就战争、祭祀、农事等各项事件问卜于鬼神，以确定凶吉可否的记录，充满了原始信仰的气氛。商人所信奉的鬼神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君王的祖先神。在另一种商代文献——《尚书·盘庚》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清楚。《盘庚》是商代中期君主盘庚决定迁都时对臣僚发表的讲演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先王和臣僚们的祖先虽已离开人世，却仍然在天界保持着君臣关系。如果人间的臣僚们违背了君主的旨意，他们的祖先就会要求先王对他们降下灾祸，以示惩罚；相反，如果他们顺从君主，就会得到先王的保佑。这表明在商人的观念中，君王的祖先神拥有最高的权威，是人间权力的来源。
对鬼神的信仰和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原始人类最普遍的意识。商文化就是把这种原始意识转用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统治秩序，成为最初的因而也是相当简陋的国家意识形态。
周原先是主要活动于泾水、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武王伐纣，取代了商的地位。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元王元年（前４７５）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时代。周的国家性质，史学界说法不一。通行的意见，把春秋、战国之交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但有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直到魏晋（甚至更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周的国家组织要比商来得严密，文化也比商更为成熟。由于周王朝重视利用宗法纽带维系王室与同姓邦国、姻戚邦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其意识形态中，祖先崇拜仍有重要意义，祭祖也依然是王室和各邦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但是，同商代比较，祖先神已不再是人间权力的唯一来源、人间是非的最高裁判和祸福的直接施予者。
在周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有时也称为“帝”或“上帝”，更多的场合是称为“天”。它不是某一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宗族的无上权威。它不像商人的“帝”那样，随时参与人间的活动，而是高高在上，监察下方，授“天命”给人间合适的统治者，并在必要时改变“天命”。“天命”的授受，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在这里可以看到，“天”或“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来说，还近似于宗教神，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抽象化了，成为道德与公正的化身。同时，人本身的行为，有了更大的决定意义。
随着对神的依赖逐渐减少，关于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就变得更重要了，于是有“礼”的建设。在商代，礼只是祭祀礼节，而相传为周公姬旦所制定的周礼，则包含政治制度、典礼仪式、伦理规范等多种内涵。总之，通过礼，周文化在多方面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力量，而运用具有理性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意识调节社会关系，确立等级秩序。这在文化的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意义。以后，随着时代的进程，经由孔子和后世儒家的改造、修饰，“礼”和“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始终与政治保持密切关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王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代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所以，自古以来各个族群，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商有三千余国，周初也有一千余国，春秋时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更只剩十余国。周初所建立的邦国，范围都不大，经过不断兼并，春秋、战国时出现了一些大国。它们拥有远远超过王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自然也就拥有了远远超过王室的权威。大国之间的武力争夺，导致中国最终走向统一。南方的国家，如吴、越、楚，原本处于中原联盟之外，同王室只有名义上的关系。到春秋时代，它们也投入了各国间的武力竞争，由此进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潮流。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并由此形成“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当日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标志了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在文学史上，先秦是中国文学从萌芽状态到初步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没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也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先秦留存下来的文字著作中，只有一部分诗歌的文学性质比较明确。但在其产生、收集、整理、流传的过程中，也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并不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诗歌以外的著作，就其本来性质而言，均非文学作品。但我们又要注意到，在文学史的开始阶段，不仅许多文学因素、文学成分掺杂在各类文章之中，得以培育生长，而且语言表达的一般技巧的发展成熟，也对文学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这个时代，文学同许多东西混杂在一起，我们既需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把许多哲学论文、历史著作包容在先秦文学史中，又特别需要注意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尺度来看待和衡量它们。
一般认为，在人类早期生活中，文学不是单独地出现而是同其他多种艺术形态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文艺是如何起源的呢？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原始文艺起源于劳动。如果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为理由，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成立：倘非劳动，人类本身就不可能形成，又何来人类的艺术？但从文艺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常发现原始人类把贝壳、动物牙骨、小石片等钻孔串联，作为装饰品佩戴，这显然是原始艺术现象之一，但它与具体的生产劳动究竟有何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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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页。
应该说，文艺的起源问题，首先同文艺的性质有关，而文艺的性质，是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形式。当人们的生活情感不再仅仅用欢笑、哭泣、呼喊等简单方式来发泄，而表现为具有美感的、因而也是具有感染力的形式时，就产生了最初的文艺现象。这里面，情感和一定的形式都是很重要的。《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一节文字常被用来简单地证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道理。其实、真正从事过这一类劳动的人会懂得，这里也有不同的情况。如果劳动者情绪很差，呼号声仅仅起到整齐步伐的作用，是难以说有什么艺术味道的；相反，如果劳动者的情绪强烈，其呼声不仅有节奏，而且会有意加上高低抑扬的变化，那就有了相当的音乐美感，令过路人也会为之兴奋。这种微妙的区别，正可说明生活实践、审美需要在艺术产生中的共同作用。进一步说，情感绝不只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在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各样原始人类生活中，都有热烈的情感活动，也都需要找到一定的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感染的形式来表现。
最早的文学，大约就是那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歌谣。当然，其语言的内容必须丰富一些，否则不能成为“文学”。歌谣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的东西，自远古到秦统一，其数量简直无法估计；但歌谣又是随时消失的东西，倘非有意保存，也就不留痕迹。我国古书中记载了一些据称是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明显是出于伪托。《易经》中也保存了若干简朴的类似歌谣的作品，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产生于《诗经》以前。然而《易经》本身形成过程很长，其中各部分产生的年代颇难确定，而简朴稚拙更不是推断年代的直接根据，所以我们也难以恰当地从诗文的意义来讨论这些歌谣。流传至今而确实可信的歌谣，以《诗经》中作品为最早。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艺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不再具有原始的面目了。
《诗经》中作品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黄河流域（仅有小部分产生于汉水流域）。其中既有宫廷、官府的创作，也有经官方音乐机构收集整理的民间创作。总的说来，这些作品显著地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特点，注重理智，幻想成分少，感情比较克制，而道德色彩、政治色彩比较浓厚。
早期文学的另一重要领域是神话。这里必须说明：从严格意义上说，神话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诞的描述中，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乃至各类日常生活知识。
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神话的思维，充满了幻觉的作用，是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幻想，却仍然同文学的形象思维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神话思维称为“诗性思维”。
其二，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神话会或多或少脱离原始状态，特别是摆脱它解释宇宙、自然的职能，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情感、矛盾冲突，成为真正的“神话文学”。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不少悲剧都是这样的作品。神话文学的显著特点，是“神”具有丰富的人性。
其三，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被后代文学家所利用，创作出新的、具有特异色泽的作品。
神话本来也是口头流传的东西，经过记录、整理，因不同需要而加以改造，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现存的中国古代神话，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几部不同类型的著作中，其中《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代，是巫教中的地理书，但其“地理”知识，有许多是出于传闻和虚想。《淮南子》是汉代的思想论著，其中记录了部分古代传说。《楚辞》是战国时南方楚国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