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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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历、贞元间诗人
“安史之乱”刚刚过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四野萧条。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相继去世，活动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诗坛上的，是较年轻的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在富庶风流的盛唐时代度过了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战乱之后的破败萧条。“年少逢胡乱，时平似梦中。梨园几人在，应是涕无穷”（戎昱《八月十五日》），“白发壮心死，愁看国步移。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钱起《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时代盛衰变化在他们心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感到格外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像韦应物《寄畅当》的“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的“勤君用却龙泉剑，莫负平生国士恩”，都表现了这种心情。他们内心中也不时地迸发出一些激情与豪气，像戎昱《上湖南崔中丞》的“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钱起《送崔校书从军》的“宁唯玉剑报知己，更有龙韬佐师律”等等，均属此类。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他们的所谓“日夕开真经，言忘心更默”（钱起《东陵药堂寄张道士》），“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郎士元《长安逢故人》），都是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
后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因此，佛、道两教的影响便日益在诗人心中加深。正如《新唐书·五行志》所说，天宝以后，士人们多寄情于江湖僧寺。因为佛、道两教在这个时代都特别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而静谧的寺观多坐落在幽深的山水环境之中，这一切都吻合于文人此时希望摆脱人世烦恼的心境。所以韦应物说自己是“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顾况则说自己是“野人本自不求名，欲向山中过一生”（《题明霞台》），耿湋更表示“愿向空门里，修持比画龙”（《晚秋宿裴员外寺院》）。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又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大历、贞元时期，大量的诗歌都表现了一种审美上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
刘长卿（？—约790）字文房，郡望河间（今属河北），籍贯宣城（今属安徽）。进士及第后曾任海盐令，但不久便贬官到南巴（今广东境内），北归后任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等职，但不久又一次被诬陷贪赃，再贬睦州司马，直到德宗时才又任随州刺史。据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说，刘长卿性格傲岸梗直，所以常被诬谤，屡遭贬谪，身世坎坷。有《刘随州集》。
也许正因为身世坎坷，他诗里常常流露出一种痛苦与彷徨，如《感怀》所写“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
对于同样被贬谪的汉代文学家贾谊，他往往有同病相怜之情，并常引以自况，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长沙过贾谊宅》）等等。同时，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盛衰巨变，心头也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痛苦，在他的《奉使至申州伤经陷没》中写道：“废戍山烟出，荒田野火行。”《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中也写道：“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特别是被后人称为“中唐妙唱”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邓》一诗中，他更借送人之际，写下了这样沉痛的诗句：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
个人身世坎坷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刘长卿常常陷入一种消沉的情绪之中。他在社会中找不到实现自我理想的希望，便只能哀吟自己的不幸，抒写人生的惆怅；在他的诗里，叹息年华早逝、人老头白的句子比比皆是。而这消沉又使他转过身来靠近佛教，期望在佛教的境界中求得心灵的安慰。他与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交往很深，在与这些诗僧唱和应酬的诗作中，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傥许栖林下，甘成白首翁”（《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林》），“如今渐欲生黄发，愿脱头冠与白云”（《酬灵澈公相招》）。因此，他的诗中散溢的不是青春活力和生活热情，不是高扬远举的气势，而是一种衰飒凄凉的哀愁。他有一篇《小鸟篇上裴尹》，正可以和李白的《大鹏赋》等相比较，诗中以小鸟自况，说：
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鹯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
这里早已没有了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气概，剩下的只是一个满怀绝望与痛苦的弱小生灵的哀叹。虽然他的诗中常出现平和冲远、淡泊宁静的意境，但其背后掩藏着的其实仍是内心的失落与彷徨，因而他的诗往往以寒水、夕阳、雪夜、荒村等意象与寂寂、杳杳、寥寥等语词来呈现荒疏萧瑟之景与悲凉哀愁之情。所以，明人胡应麟《诗薮》屡以刘与钱起相提并论，称他们的诗“气骨顿衰”。
但是，刘长卿在诗歌的创作技巧上却有独到之处。对事业、理想、社会的失望反而使他贴近了自然，对山水景物有了更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对表现这些内容的语言技巧有了更准确与成熟的理解，所以他的笔下有不少很有艺术魅力的诗篇。如五绝中的《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
写来清雅淡远，在看似平常的诗句中蕴含了不尽的余意。又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二十个字中色彩、音声、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极为简练地勾勒了一幅荒村雪夜归人的图画，并烘托出了一种茫茫然无着落的惆怅感受。意脉流贯而又有变化，时间由日暮而入夜，空间由远山、近屋、门外到门内，二十个字安排得既精巧又不着斧斫之痕。他曾自许为“五言长城”（见权德舆《秦刘唱和诗序》），的确，他有不少五言律绝写得很出色。他非常注意锤炼字句，尤其善于捕捉精巧贴切的自然意象，并选择富于色彩、音声效果的动词或形容词把它们连缀成一句或一联，所以他的诗中多有佳句，如“苍山隐暮雪，白鸟没寒流”（《题魏万成江亭》），“山开斜照在，石浅乱流难”（《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他还善于摆落意象之间的系连词，使之直接缀合，赢得更大的联想空间，如“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秋杪江亭有作》）“乱声沙上石，倒影云中树”（《湘中纪行》之十《横龙渡》），在语言的精炼和意象的富赡上，颇有些南朝谢灵运、谢朓的味道。
不过，把刘长卿的众多诗篇放在一起读，就会发现单调重复的缺陷，正如中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批评的那样：
“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如“华发”、“夕照”之类的意象，“青”、“白”之类的色彩，屡见不鲜。这恐怕不仅是“思锐才窄”（高仲武语）的问题，而更多是由于生活面过于狭窄、视野不够开阔的缘故。
与刘长卿诗风相近的，是号称“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众说不一，比较可靠的，是《新唐书·卢纶传》所说的十人①，即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在这里，我们再加上郎士元、皇甫冉、皇甫曾，把他们当作大历、贞元年间诗风相近的一派诗人来一齐介绍。
①今人论大历十才子，多以唐人姚合《极玄集》注所载为最早。然保存此书原貌的汲古阁影宋钞本并无注，通行本的注语实为后人所加。
总的说来，这批诗人的诗歌有两大特点。第一，内容比较单一，多是借自然山水表现个人内心的感受。他们虽然也写过一些气格豪迈、风骨遒劲的诗（如韩翃《送孙泼赴云中》、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等），但他们自己并不曾真正去边塞从军，仗剑跃马，而是喜欢参禅访道，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使痛苦消融。因此，他们诗歌的感情基调是低沉、伤感的，既很少迸发向外进取的勇气，也不是发出绝望的呼号。他们习惯于在山水溪石间寻觅宁静、恬和的气氛来表现自我的心境，像“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户鸣”（钱起《宿洞口馆》），“云树楚山暮，沙汀白露深”（郎士元《送长沙韦明府》），“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山晚云初雪，汀寒月照霜”（皇甫冉《途中送权三兄弟》）等等，所写那种幽深静谧的感觉，与盛唐诗歌明朗高扬而广阔的气象已大不相同了。第二，艺术上有一种向六朝（尤其是二谢）诗风回归的趋向。这批诗人大都推崇谢灵运、谢朓，在他们的诗中常常有这样的表示，如“芙蓉洗清露，愿比谢公诗”（钱起《奉和王相公秋日戏赠元校书》），“愿同词赋客，得兴谢家深”（卢纶《题李沅林园》），“君到新林江口泊，吟诗应赏谢玄晖”（韩翃《送客还江东》），“若出敬亭山下作，何人敢和谢玄晖”（耿湋《贺李观察祷河神降雨》）等。他们推重二谢，是因为二谢诗中那些描写自然山水的句子清丽秀美、精巧典雅，而他们学习二谢，也正在于词语的修饰和形式的精美。如通过精心选择意象之间有联缀意义的动词、形容词（即“诗眼”），使诗的意象富有色彩、音声甚至温度的感觉，并且与心理感受吻合，烘托了全句的气氛，像“蝉声静空馆，雨色隔秋原”（郎士元《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静”、“隔”、“寒”、“暗”都用得极好，没有深切的体验和细腻的观察是不行的；有的诗句则纯以名词性意象拼合，让景观并列在读者眼前，由读者自行组合，这就使诗的内蕴容量和联想空间扩大了，如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名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就很有艺术感染力。但这种对文字形式的过分讲究，又带来了内容单薄与全诗缺乏整体感的缺陷，使他们的诗尤其是他们最喜爱与擅长的五律，常常首尾两联粗糙乏味，而中间两联虽然清丽，却与上下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与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同时的诗人中，顾况是一个较有特点的人物。顾况（？—806以后）字逋翁，海盐（今属浙江）人，至德二载（757）进士，曾任节度判官、著作佐郎。
他性格傲岸，“不能慕顺，为众所排”（皇甫湜《顾况诗集序》），“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旧唐书·顾况传》），所以被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定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有《华阳集》。
顾况写过一些关心民间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如颇有仿古意味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其中像《囝》一首反映了闽中奴隶的苦难。但这并不是顾况诗歌的主流，他创作的诗歌更多地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主观感受。由于他生性傲慢倔强，屡遭排挤，心境是很痛苦的。在《悲歌》之一中，他曾以升天天隔、渡水无桥、上山路险、汲水井遥四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悲哀；在《行路难》中也曾痛苦地叹息“一生肝胆向人尽，相识不如不相识”。但他却不像刘长卿、大历十才子那样，把痛苦压抑在心中自己化解，在山水的陶醉中逐渐赢得心灵平静。他深受道教神鬼之说的影响，所以往往借上天入地、出神入鬼的想象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正如綦毋诚说他的“游仙便作诗”（《同韦夏卿送顾况归茅山》）。因此他的诗有些继承了楚辞与游仙诗的传统，往往在虚幻怪诞的境界与跳跃动荡的语言中抒发自己的感受。
顾况个性豪放不羁，又善画解乐，才气横溢，这使他走上以才气作诗的道路；他又善于学习，一方面吸取前代诗人气势开张、高扬蹈厉的风格和六朝密丽精致的修辞，一方面又吸收了江南民歌（包括巫觋的迎神送神曲）的自然清新、格式多变的语言风格，再加上游仙诗的神异色彩，在诗中，尤其是古体歌行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首先，他的诗想象丰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