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纯出于虚构的叙事文体，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具有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唐传奇虽说还有不少缺陷，这种优越性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就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来说，在几种主要的虚构性叙事文体中，戏剧要到元代才成熟，长篇叙事诗一直不算发达，唐传奇的出现因而显得更加重要了。
唐代与传奇小说性质相近的新文体是变文。变文本来是一种讲唱佛经故事以宣传佛教的通俗文学形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后来便产生了讲唱历史和时事的变文。虽然从现存的文本来看，唐代变文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但作为一种适应民间娱乐需要而兴起的文学形式，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后代的白话小说和民间讲唱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可忽视。
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文体。就其性质来说，词是广义的诗的一种，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罗列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演唱的小曲，所配合的音乐是唐代新兴的燕乐。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规定体制的文字格式。中唐以后，有些著名的文人也参与了词的写作，到了晚唐，则出现温庭筠这样大量写作词的文人。五代十国时期，文人词已经很兴盛。
总体上说，词由于是酒宴上的歌曲，所谓“花间尊前”之物，故以委婉细致的抒情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
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之后所写的词，多抒发国破家亡、人生迷惘无着之感，内涵变得深厚起来。他的优秀作品表现出很高的语言艺术造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到了宋代，词进一步发展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重要文学形式。
唐代散文最重要的现象是“古文运动”的兴起。所谓“古文”是相对于盛行于六朝、在唐代仍占据主导地位的骈体文（故又称“时文”）而言，指先秦两汉的不讲究骈偶的散文。
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在这一层意义上，韩愈等人所提出的理论，是强调文章要贯穿儒道的精神，具有阐发儒道的作用，而取消文学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取消了南朝已经出现的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虽然他们的实际创作并不那么简单，但这种理论却反映出文学观念的退步。在另一层意义上，古文运动也是文体改革运动。骈文是一种形式非常精致、表达很不自由、一般人难以写好的文体。特别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和唐代，骈文写作的讲究越来越多、束缚也越来越大，已经不适合作为普遍使用的文体。所以，以更自由灵活、能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散体文来取代它的主导地位，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注意到古文运动的两重性，而加以区别对待。
总的说来，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成就辉煌的阶段。富于生气，富于创新精神，摆脱宫廷和贵族趣味的束缚，以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为基础，适应更广泛的人群的需要，是唐代文学的显著特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对文学的价值、作用的理论认识上，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也正在重新兴起。虽然这种文学观对整个唐代文学的妨害不是很明显，但这确实是遏制文学生命力的因素。它预示着一个文学——特别是传统的文人文学——衰退时代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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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隋与初唐诗歌
自北朝以来，南方的文学风气就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创作。所以，隋唐的统一，政治和军事力量虽起自北方，但自隋初到唐睿宗景云中约一百三十年，南朝诗风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唐初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诗歌没有明显的进步，非但南朝诗歌固有的一些弊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由于诗歌创作的中心几乎完全在宫廷，其内容又大抵是歌功颂德或以文辞为娱乐的，自由抒情的意味尤其显得淡薄。不过，在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唐初宫廷诗人们汲取和总结了前代的经验，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发展，使之日臻丰富和完善，这对唐诗走向成熟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新的诗人对已经变得陈腐、缺乏生气的诗歌风气日益感到不满，发出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呼声。诗歌创作也随之逐步摆脱宫廷藩篱，终开一代新风，促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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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隋代诗歌
隋朝立国短暂，二世而亡，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杨素（544—606）
①、薛道衡（540—609），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
①杨素生卒年据《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刊潼关出土《杨素墓志》。
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北方诗人的创作一向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情况则稍为特别。他本身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亦有些细巧的文笔，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
之类，为南朝诗中所常见，但过于艳丽的词汇，却是很少用的。而且从每首诗的总体气象来看，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前者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后者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感慨良深，举凡时世之变迁，故人之远谪，全身远祸之意念，刻骨铭心之思念，尽收笔底。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
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诗中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中“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称道。
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们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薛道衡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而卢思道的《从军行》，更为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瓨、王眘、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絺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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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且，李世民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能够从艺术上欣赏文学。他亲自撰写的《晋书·陆机传论》，就大力称赞陆机“文藻宏丽”的创作。这虽不能直接引起文学的兴盛，至少也是为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
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中宗时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宫廷文人，或位居显贵，或为帝王所奖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风。他们的大量创作，内容也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既无须亦难以深入抒发情思。与南朝及隋代宫廷诗相比，可以说稍归于“雅正”，但也因为这种“雅正”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持了一种艺术风气。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沿革的消息；其中有的诗人，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初唐的宫廷诗人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是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性的重点，起初是对偶的修辞技巧，尔后又增之以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齐梁时期，诗坛上便已出现对偶说和声病说，但前者失之粗略，后者又失之琐细，且两者各不相侔。至北朝后期和陈隋诗人，五言诗的律化更进了一步，有少数诗篇已经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新的总结，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还没有完全解决。七言诗的律化，更处于幼稚阶段。唐初的上宫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对”、“反对”之外，又增之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把原来仅限于词义的对偶又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稍后的元兢，不仅提出了字形和词义的对偶，而且提出了调声三术，表现出将声律与对偶紧密结合的新努力。从武后至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在当时的一批宫廷诗人笔下已大量涌现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完全成熟。可以说，在律诗形式的完成过程中，宫廷文士起了规范化和统领风气的作用。
其中，尤以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三人的成绩最为显著。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今存的诗主要系五言律诗，也有少数七律。他的诗，句律精严而笔力雄健，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均完全合律，无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完全合粘，可见他对律诗这种新体制驾轻就熟的功夫，所以深为时人所重。杜甫曾称引李邕对审言的评价：“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意即指此。明人许学夷称其为“律诗正宗”（《诗源辩体》）。他在江阴任职时所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曾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诗以大地回春的绚丽风光反衬游宦者有家难归的悲哀，用声色俱现的外景点醒时不我与的苦涩情思。“偏惊”、“忽闻”两句，顿挫有力；“云霞”、“梅柳”一联，感觉何其明快。从诗情来说，在当时也算是较为充实的了。
与杜审言同称为“文章四友”的，还有李峤、苏味道、崔融，他们均在武后朝任过凤阁舍人。李、苏曾为执宰大臣，位显名高，所写的多为奉诏应景之作，李峤并有咏物诗百余首，均了无情致。但在诗律上他们却是高手，在当时频繁的应制活动中，他们的诗合律率最高，宜为“一时学者取法”（《新唐书·李峤传》）。
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