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佛教有新的发展，祆教、摩尼教、回教也进入中土；中国传统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乃至日常服饰、饮食，都因为接受异民族文化的影响，发生重大的改变。爱好外来文化，甚至成为社会的时尚；胡酒、胡乐、胡舞、胡服，成为值得炫耀的东西。
总之，南北文化、国内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汇聚，相互融合，推陈出新，使得唐代文化呈现出生气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面貌。
唐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作为贵族阶层的士族享有充分的特权，也不同于宋代以后的王朝，士族完全不复存在，而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绝对中心，它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隋唐以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豪门大族的势力都很强大。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唐人柳芳认为这是导致隋亡国的重要原因（《氏族论》），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唐太宗执政不久，即下令修《氏族志》，这是在全国统一以后对各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经唐太宗授意，皇族和外戚被列于《氏族志》的最高地位，而后才是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同时还把原先非士族的功臣以及其他一些新起的族姓列入谱内。这既承认了原有士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强调了皇家的尊贵，并扩大了政权的基础。旧门阀势力在唐代受到压抑，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如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出于崔一姓的有二十三人①，就可见一斑。
①此条及下文范阳卢氏中进士人数均据岑仲勉《隋唐史》。
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新的选拔官员的途径，在唐代得到继承。它作为朝廷主持的考试，取代了过去由士族把持的铨选，促进了中央集权。但唐代的科举与宋以后的科举有很大区别。参与科举者，部分来自各级学校，大抵为官员子弟；其他人要经过地方上的“选贡”，士庶之分虽非“选贡”的依据，但作为一种划分社会阶层的手段，它对“选贡”必然会有相当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卷评阅是不糊名的，及第与否，同考生的家庭地位、社会影响、考官对其熟悉程度等因素大有关系。因此总体说来，新旧士族在科举中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如范阳卢氏自德宗兴元元年至僖宗乾符二年约九十年间，有一百十六人登进士第，便是显著的例子。
另外，科举在唐代政治结构中的意义也不像宋代以后那样重要。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数不是很多，还有许多官员是通过其他途径简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门资”（家庭的政治地位）入仕，这也是一种贵族特权。
在上一编中，我们已经说明：贵族政治特权的存在，对于普通人士固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但同时它也有抑制皇权绝对化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专制统治有所松懈，使个性尊严、个人自由的思想有存在的空间。像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在魏晋南北朝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范晔甚至一定要等皇帝亲自唱歌时，才肯为他弹琵琶。对于唐代政治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拿唐朝和宋朝相比，由于皇权强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唐代的情况又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社会。《氏族志》所列已比旧门阀士族的范围扩大了许多，高宗时代武则天执政，又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使“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旧唐书·李义府传》），进一步以朝廷“功名”破坏士族制度，士庶的界限不断淡化。在科举中，虽然存在士族占优势的情况，但毕竟为许多普通读书人提供了机会。至于像马周受唐太宗的欣赏，由布衣直接拔擢为宰相，这在南北朝士族社会里更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总而言之，唐代社会既有一定的贵族化色彩，同时对社会中下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容纳他们之中的优异人物。
这使得许多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文人，对于个人前途抱有更大的信心，对参与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活动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唐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些特别。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或佛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学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复兴。科举中所考的“帖经”，只是简单的记诵默写，而不是对其思想的阐发；
唐代对儒学的学术性研究，甚至还不及南朝；唐代以昌盛儒学为己任的韩愈等人，在宋代一些儒者（特别是理学家）看来仍然是驳杂不纯的。
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特征。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中儒学衰弱，多种思想并存，这种局面不是短时期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化正与之相应，建立单一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基础。所以，唐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较为自由活泼。
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标志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巨变。这一场争夺最高权力的叛乱与平叛的战争，打了八年之久，使社会遭到巨大破坏，也使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大伤元气。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出现中央所不能控制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虽然有过宪宗时的“中兴”，中央政权有所加强，但这种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一直延续到唐亡。唐中后期另一个重大的政治困境，则是宦官擅权。任用宦官，实际自太宗起已经兆萌，只是未失去控制而已。中唐以后，皇帝既不能相信在外的军事将领，又不能充分相信在朝廷中的官僚，只能循汉代的老路，把权力甚至兵权托付给作为家奴的宦官。其结果，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宦官之祸。连皇帝的生死废立之权，都经常地落在了宦官手里。而在官僚集团中，晚唐又出现党派之争，即所谓“牛李党争”。在多重危机中，这个辉煌一时的帝国，终于走向了崩溃，由黄巢起义结束了它的历史。此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实际是藩镇割据的延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衰落的中晚唐，社会的经济文化并不是完全停顿了下来。东南一带的经济，仍在局部的安宁中发展着，扬州、苏州、杭州以及广州、成都等城市，由于受战乱的影响较小，甚至比初盛唐时期更为繁荣。由于社会面临着复杂的问题，迫使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在动乱和危机中保持着活跃的生机。
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组成的多元化，思想统治的相对宽松，以及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以诗赋为主要的考试内容等各方面的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结下累累硕果，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关于唐诗与前代即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关系，存在一些需要说明和澄清的问题。
在前一编的《概说》中，我们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成就及特点和主要弊病及缺陷，已经作了扼要的说明。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后代诗歌的发展，打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唐代诗歌，正是通过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扬弃、发展而推陈出新，达到新的高峰。但是，唐代文学批评，大多对前代（尤其是南朝）文学，采取从整体上加以否定的态度，使得两者之间在延续中变革、在变革中延续的关系，成了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而后代的文学批评，也大多接受了唐人的观点，甚至变本加厉，这就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唐人否定前代文学，大抵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文学发展本身的需要，而对前代文学风气（尤其它的偏颇和缺陷），采取矫枉过正的态度。这种否定虽有必然和合理的一面，但不一定是全面的；其二，作为一个新建立的王朝，需要在理论上对前代文化加以通盘否定，以昭示“圣朝”的光明。但其意义主要是在政治上，实际未必照此实行；其三，唐代始终存在复兴儒学的呼声，尽管实际效果不大，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也有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确实重新抬头了。这并不是什么进步的现象。总之，对唐诗的情况，对唐诗与前代诗歌的关系，不能完全听信唐人自己的宣言，而必须从他们的实际创作中寻找结论。譬如李白的《古风》第一首，认为《诗经》以后的文学一直处于衰微的过程中，“自从建安来”，更是“绮丽不足珍”①，直到“圣代复元古”，文运才得以重兴。虽然诗中也略有可取的意见，但总体上只是儒家文学观的陈词滥调。有趣的倒是：这种理论观念上的表述，同初盛唐诗人包括李白自身的创作实践，根本是不相符的，李白恰恰是集六朝诗歌之大成而翻新出奇的诗人。
①“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二句，或解释为肯定建安而否定建安以后，但无论全诗的理脉还是这二句诗的语法，都清清楚楚，不可能得出上述结论。
客观地分析，唐代诗歌的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主导力量的改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士族社会，诗歌创作，主要产生于宫廷和高级士族这两个圈子。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出身低微的诗人，但他们往往依附于前者，影响也有限。唐代的情况则不同，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不但帝王和高级官僚参与其中，大量中下级官僚以及普通士人，乃至和尚、道士、妓女等各种身份的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们，也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初唐后半阶段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杰出成就、对诗歌创作的潮流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到李白、杜甫，以及李贺、李商隐等人，大都家庭出身并不显赫，本人的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些著名诗人如王维、白居易，虽然晚年仕宦显达，但他们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说，诗歌创作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点对唐诗特点的形成以及创作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具有根本性意义①。
①现存唐诗情况，据清人《全唐诗》及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计有作者3600余人，诗55000余首。
第二，与前一条相联系，是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扩展。前代诗歌，尤其是南北朝诗歌，一个显著的缺陷，是与下层社会的生活相脱离，并且有意回避尖锐的政治矛盾，所表现的内容大抵以个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为主。而唐代诗人，本身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较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更为曲折丰富，加上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具有干涉社会、干涉政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就显著扩展了。诗人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诗人自身不同的人生观念与人生理想，都在诗歌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造成唐诗丰富多彩的面貌。
第三，艺术风格与流派的的多样化。诗歌的审美特征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受到高度重视，这是中国文学的重大进步。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自建安时代开始，以曹植为标志，诗歌的审美趣味日渐偏向于华丽。华丽并没有什么不好，包括前人指责南朝诗歌的“绮靡”、“纤巧”等等，也根本不能构成文学的罪名。问题在于：在一个很长的时代中，文学单纯以华丽为美（尽管华丽之中也有各种区别），而排斥其他的风格，这必然造成偏狭的艺术趣味，妨害文学的繁荣发展。唐诗从总体上来说，也是注重修辞之美、注重华丽的，这是对前人的继承。但唐诗就其华丽一面来说，已经多有歧异，掺杂了各种不同的因素在内，富于变化；而且，某些前人不大可能承认为“美”的风格，如险怪、粗犷、诡谲等等，也诸相纷呈，各放异彩，表明唐代诗人对美的理解更为宽广。人们习惯上把唐诗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些自标一格，不蹈袭前人的杰出诗人出现，他们共同汇聚为唐诗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
第四，诗歌艺术形式的完善。诗歌作为情感的审美表现，是在一定形式中完成的，形式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说到唐诗艺术形式的完善，通常人们容易想到齐梁以来诗歌格律化的过程在唐代得到完成，这当然也很重要。但从总体上和根本意义上说，更重要的一点，表现在唐人比前人更自觉更强烈地意识到诗歌是一种美的构造。在初盛唐的诗论中，有两个核心的概念：“风骨”和“兴象”，它们代表着当时的诗人们普遍的审美追求。“风骨”的概念虽然在南朝文学批评中已经提出，但却是南朝文学创作中比较缺乏的东西，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才得到充分实现。而且唐人所要求的“风骨”，除了原有的内涵——文学作品中的生气、感染力和语言表现的力度而外，更具有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雄浑壮大之美的意味。“兴象”的概念则是殷г凇逗釉烙⒘榧分惺状翁岢觯筇迨侵敢允说那楦小⑸袼纪成阄锷蛳螅怪氏治挥性衔兜囊饩常秃笫浪档摹熬辰纭甭晕嗨啤�
“风骨”与“兴象”，虽不是形式上的概念，由此却明确体现出把诗作为一种美的构造的意识。因为诗是美的构造，所描绘的意象便需要经过精心选择、改造和配置；所使用的语言，便需要从色泽、音调、暗喻的意味等各方面加以洗练和推敲。
而诗歌的其他功能，如纪述所见所闻、赠答应酬等，必须服从这种美的构造的需要。当然，不能说前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南朝诗人常有的过度追求修辞之美以及偏重诗歌的社交功能和游戏功能的倾向，往往对之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唐诗中大量的优秀作品，都呈现出诗意高度集中、意境单纯、明净的特点。这正是唐诗为人们所喜爱的重要原因。
要说唐诗对前代诗歌的发展，当然还有许多，以上仅是从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概述。其他有关的问题，放在以后各章中叙述。
除了诗歌，唐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开始受志怪的影响很显著，以后渐渐脱离了六朝志怪那种记录奇异传闻的性质，而成为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标志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它的极盛时期是在中唐。唐传奇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有各种类型，其中写文人生活的最为集中，许多优秀作品都牵涉到士子与妓女的爱情纠葛，反映了唐代文人浪漫的生活情调，有时也透露出唐代市井民众的生活气息。
作为纯出于虚构的叙事文体，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具有其他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