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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画面阔大，气象万千，群山众水，均呈动势，光色耀目，令人应接不暇。作者驾驭文字的才华，确是不凡。
宋代另一位诗人汤惠休，生平不详，只知他原来做过和尚，孝武帝因其有才，命使还俗，官至扬州从事史。时人将他与鲍照并提，有“鲍、休”之称。实际汤的成就远逊于鲍，只是他们的诗歌都有学习南朝民歌、语言转向华艳浅俗的特点。《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对汤惠休的批评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从中既可以看出汤诗的风格，也可以看出当代诗人崇雅与趋俗的对立。他现存作品只有十一首，基本上都是乐府诗，很明显地体现出吴声、西曲那种委婉妩媚的韵致。如《杨花曲》：
葳蕤华结情，宛转风含思。掩涕守春心，折兰还自遗。
汤惠休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就在于他和鲍照一起，代表了文人诗与民歌的重新结合，成为齐、梁文学的先导。
第二节 齐代诗文
齐朝立国只有二十多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一是“永明体”的出现，一是艳体诗的露头。
永明是齐武帝年号（４８３—４９３）。当时，围绕着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当代凡稍有才名者，均曾为竟陵藩邸所网罗。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号为“竟陵八友”。八友中的沈约和另一位同样与萧子良交密的周颙，是声韵学的专家，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也积极参与这种新诗体的创作，造成了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的转折。《南史·陆厥传》说：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二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大略地说，永明新体诗的声律要求，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对立。其余类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即“八病”之说。只是“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避忌所有“八病”。除了四声八病的讲究，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习惯。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的八句为一首的定格。还有，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后来律诗的定式。
声律的运用首先是在五言诗的范围内。大致到陈代，五律已经基本成熟，而后唐人将之改进得更为细密并加以定型化。七言诗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在诗歌走向律化的同时，骈文、辞赋也受到影响，出现讲究平仄、调谐声韵的现象，只是不像诗歌那样严格。由于运用声律以求新变，从总体上说，齐代以后的诗文都更加严整工丽。
声律论的提出和运用，直接的原因，是诗歌大多已脱离歌唱，因而需要从语言本身追求音乐性的美。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讲求了音乐性，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谢朓语）的审美观念，这就开始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而转向清新通畅。因为艰深的词语即使在声律上符合要求，但由于阅读上的阻隔，也不能达到流走畅利的实际目的。再则，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过去那种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作为一种流行的风气，即使并非新体诗，芜杂拖沓的毛病也渐渐少了，明净凝炼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于梁、陈直到唐代诗歌的语言风格，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所谓“艳体诗”，远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历史悠久的描绘女性美的赋，近因则是模仿南朝民歌的结果。南朝民歌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语言华美，色彩秾艳，一是内容多写男女之情。这种情诗，有委婉含蓄的，也有相当直露的。如《子夜四时歌》中：“开窗取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惠香。”就很是绮艳。由于南朝社会传统道德意识有所淡化，加以民间风情小调的熏染，从鲍照开始，诗中已经有了艳情成分，至齐代谢朓、沈约等人更甚。谢诗《赠王主簿》：“轻歌急绮带，含笑解罗襦。”沈诗《六忆》：“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明显可以看出与民歌的关系。这种艳体诗就是梁代宫体诗的先导。
齐代文人众多，但大多在后代还有重要的文学活动。所以在本节中，只介绍卒于齐的谢朓与孔稚珪。
谢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所以后人有“大小谢”的并称。谢朓于永明初出仕，先在京城任职，经常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为“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深受赏爱。这一时期他的境遇较好。永明十一年，谢朓因遭受谗言被召回京师后，逐渐陷入困境。虽然，他的官职不断提高，从宣城太守做到尚书吏部郎，但由于他的家族和个人的声誉，从萧鸾（明帝）篡政，到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都曾拉拢他以为羽翼，使他深感危险。终于，还是因为他有意泄漏了萧遥光的阴谋，被诬陷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有《谢宣城集》。
作为显赫世族的谢氏，由于过多卷入上层权力之争，不断有人死于非命，谢朓的两个伯父是在宋代被杀的，他的父亲谢纬也差一点牵连进去。所以，谢朓虽出身华胄，仕途顺达，对于险恶的政治现实，却深有畏惧。他没有谢灵运那一份野心和高傲，而是软弱谨慎，处事犹豫，惟求自保。但他的死却又和他的反复不决有关。由于谢朓的性格，他的诗歌中的感情，大多表现为迷惘、忧伤，写景也大多是清丽悠远，极少有强烈激荡的情绪，也极少有尖锐的线条，刺目的色彩，和跃动不宁的形象。
永明前期，谢朓作为“竟陵八友”之一，主要在建康活动，所作大多为游宴酬唱之作。如《游东田》：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春山郭。
这类诗均以写景见长。尤其突出的，是善于从寻常景物中发现新鲜动人的美感，构造清丽的意象，令读者觉得亲切。除本篇中“远树”以下四句，像《和徐都曹出新亭渚》中“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之句，也是绝好的例子。在写作方法上，也不像谢灵运那样一一纪述游历过程，寓目成句、随意铺排，而更多地对自然景物作选择、提炼，重新加以安排，从而摆脱了过去文人诗常见的冗长、深芜的弊病。所用的辞语，既是精炼的、诗化的，却又浅近易解。这就容易达到他所提出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要求。
谢朓作于永明十一年以后的诗，很多蕴涵着仕宦的忧虑。虽是同样以写景见长，但写景与抒情的结合要比前期密切，内容也因此显得丰富一些。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这首诗作于刚刚离京赴宣城任太守的旅途中，诗中愁绪不仅是离乡的伤感，也掺杂着对复杂的政治无可奈何的心理。写景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并不是苦心雕琢，但绝非常人所能道。这是对美好景物的敏感和美妙联想的结合，所以自然秀丽。难怪李白要说：“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金陵城楼月下吟》）
谢朓还写了不少乐府诗。他的非乐府诗，有吸收乐府民歌之长的地方；他的乐府诗，却又涵化以文人的素养，使之摆脱俚俗风格，语言在浅近中呈精致，意蕴在明晓中显婉转。尤其是五言四句的小诗，原是南朝民歌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过去文人也有一些模仿之作，但只是模仿而已。到了谢朓手中，才形成与民歌显然不同的特点，使之成为文人诗的一种新诗体，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绝。
落日高城上，余光入繐帷。寂寂深松晚，宁知琴瑟悲。（《铜雀悲》）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玉阶怨》）
严羽《沧浪诗话》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这除了声律的因素之外，还因为诗歌的语言经过长期探索、磨炼，到了谢朓时更加纯熟了。在谢灵运、颜延之的诗中，还是很容易找到病句、累句，在谢朓诗中就极为少见。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而他的诗，也是以清新自然见长的。
孔稚珪（４４７—５０１）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曾任太子詹事等职。作品以骈文《北山移文》最著名。“移文”本是一种官府文书。本文用拟人手法，以北山（即钟山）之灵的名义，指斥一位初以隐逸自高、后则变节游宦的“周子”，阻止他再从此山经过。或以为此文是讥讽与作者同时的周颙的。但文中所述情况，与周颙仕历不符，况且孔稚珪一生都在做官，实在也不好一本正经地指责别人不够清高。所以说，这应是一篇俳谐之作。但它虽然是游戏的雅谑的文章，文中所嘲笑的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始以孤高而终于卑俗的行为，却是南朝文人中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不能说没有社会讽刺的意义。文章起伏变化，腾挪多姿，句子简截有力，绘声绘色，富有妙趣。前半部分先大肆称誉“周子”的清高，如“风情张日，霜气横秋”的比拟，极言其风度情致之高超，操守气概之凌厉。忽然转入这位“高士”的变情趋俗之状：“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笔势一跌千丈，在鲜明的对比中，造成强烈的滑稽感。以拟人手法刻画风物情状，也是本文的显著特色。如写“周子”出仕后山林的寂寥：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迳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由于把自然风物当作有灵性的东西来描绘，形象更为鲜明，感情气氛也格外浓厚。写山林待人，实际正是反映人对山林的向往，这里无疑包涵了作者自己的心情。
第三节 梁代诗文
梁代文学延续了齐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许多作家的活动也跨越两代，所以习惯上常以“齐梁文学”并称。但梁代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现象，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从社会环境来说，自梁朝建立至侯景之乱，武帝萧衍当政达四十七年之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政权稳定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而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并都有一定的创作成就和理论上的建树，也刺激了文学的兴盛。正如《南史·文学传序》所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梁代许多文学家有较强的理论意识。与刘勰、钟嵘等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有所不同，他们往往不是全面地讨论文学，而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着重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基本问题，与当代文风的演变，关系特别密切。
这里最突出的是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尤其是抒情特征的重视。当时有一种将文学的标准与社会的伦理标准分离开来，单纯从艺术的要求来看待文学的倾向。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此所谓“放荡”，就是摆脱束缚的意思。作为帝王，萧纲等人绝不是不重视道德对于维护其政权及社会统治秩序的作用，所以萧纲教训儿子要“立身谨重”；但在他们看来，文学纯属于个人感情的、审美的范畴，所以不妨“文章放荡”。对于诗文的评价，当时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这些看法，比较前人更为彻底地排斥了视文学为政教工具的儒家观点。但也应该指出：从理论上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及抒情性，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则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从梁代帝王、贵族的狭窄的生活中产生的文学作品，难免带有先天的缺陷。
梁代文学除表现了魏晋以来流行的常见题材，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以描摹女性容貌举止为中心，也包括传统闺怨题材的宫体诗，一是以边塞风光及战争生活为中心的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从渊源关系来说，宫体诗是齐代出现的艳情诗的发展；边塞诗作为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审美效果的创作，始于鲍照，但除他以外，同时作者甚少。到了梁代，边塞诗的写作才成为普遍现象。
梁代文人在理论上特别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对过于书面化的、典雅深奥的语言风格，提倡雅俗结合，要求文学语言浅显流畅并具有音乐性的效果。这在萧纲、萧绎的文论中有所表述，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则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一方面批评鲍照的作品过于近俗，同时激烈地攻击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文体是：“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他认为理想的风格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这种看法代表了梁代文人比较普遍的认识。
而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也正是因为过于深奥曲折的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两方面都造成阻隔，使畅达抒情变得困难。
这些要求自然地贯彻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梁书·庚肩吾传》说，自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诸人“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梁代，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其中包括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