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辩》特出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宋”，为后人所尊崇。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风流儒雅”四字，是确切的评语。鲁迅也肯定《九辩》：
“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概说
中华民族的凝聚融合，在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血与火的战争兼并双重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秦最终灭齐为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虽然这个王朝只存在了十余年，但它的历史事业和政治制度，却由取而代之的汉王朝继承下来；虽然西汉初一度出现诸侯势力膨胀的苗头，但历史的大潮已无可逆转，到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西汉、东汉总共四百多年的统治，在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需要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措施来维护和加强它的统治，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状态，是不能继续下去了。秦始皇在统一文字、法令、衣冠建制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思想控制：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交公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概处以死刑。他还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他试图把愚民政策和严刑酷法作为统治国家的基础，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立国不久，朝廷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主张“清静无为”即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所加干涉的黄老思想，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秦始皇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的设想，对汉王朝仍然是有用的，不过需要采取比较合理可行的方式去实现。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经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从而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
但汉代的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的儒学。本来意义上的孔孟之道，虽然也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方法的政治和伦理学说，但毕竟是在野的、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它吸收了孔孟思想中若干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阴阳家和法家思想，形成一种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实用之学。当然应该看到，这是顺应着当时历史需要的产物。
统一帝国的建立，无疑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据《史记·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利用这样的经济力量，汉武帝一方面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他的奢侈欲望，同时大力向外开拓。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汉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通过“独尊儒术”建立思想统治，自然会极大地束缚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特别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方面，再也看不到战国时代自由活泼的气氛。但儒学本身又包涵以文化手段调节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意识；统治阶级也需要总结历史经验，需要精神文化的享受，因此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在受到严重束缚的情况下，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的。《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此外，武帝时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到西汉末，乐府规模更发展到八百多人。通过以上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大略窥见西汉文化的盛况。
西汉覆灭以后，刘秀（光武帝）依靠地方豪族势力，并利用农民起义军，建立东汉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半个多世纪中，东汉保持了兴旺的势头。自和帝以后，高层权力结构显示不稳定的趋势。但东汉的经济文化，总体上仍有很大发展，不能因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加以否定。东汉的首都洛阳，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商业发达、消费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赋中，都有充分的描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洛阳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人，许多私学门徒也在千人以上，这表明东汉时文化的普及，和“士”阶层的壮大。
东汉中期以后权力结构不稳定，其直接原因是连续出现几个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权力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皇权和士人集团之间的不协调。这一点在东汉末尤其突出。所谓“士人”，就是地主阶级中的读书人，其中最活跃的，是京都的太学生。从理论上说，他们具备做官的资格，并以此为人生出路，而一些世代官宦的大士族，和士人出身的朝廷大僚，则是他们的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员，往往从“家天下”意识出发，完全把国家视为私产，重用其私奴——宦官，甚至通过宦官直接出卖官爵以积累私人财富；宦官则乘机把持权力，凌驾于朝官之上，有时甚至控制皇帝。这些不仅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有规则的运转，而且大大侵害了士人的利益。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调“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而摇摆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外戚的政治集团。桓帝、灵帝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残酷压迫到了极端，士人的反抗也愈益激烈，使国家机器处于瘫痪。终于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下，整个王朝土崩瓦解。以后到魏晋时代，豪门士族得到最大的收获，形成皇权与门阀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责任的儒学，渐渐为士人所轻视，从东汉末到魏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发展的局面。
汉代的儒学，一开始就分成今、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是官方的学说；古文经学注意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的成分相对要少，但地位一直不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它的愚昧，繁琐，导致古文经学的兴起。东汉覆灭后，儒学整体上衰微，其中今文派趋于灭绝，古文派则保持着虽非统治性的却仍然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
在叙述汉代文学概况之前，我们首先对秦代文学作一简略交代。秦王朝历时甚短而轻视文化，文学上可说的东西很少，大致只有一部《吕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又称《吕览》。它以儒学为中心，兼收先秦各家学说；内容以政治为主，而涉及广泛，故一向列为杂家。全书由一百数十篇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短文组成，大都先立论，而后引证史实或寓言故事，文字简明，条理清楚，有一定形象性。李斯原是楚人，入秦官至丞相，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谏逐客书》为劝阻始皇驱逐非秦国人士而作。李斯本是战国游士一类人物，文章也有明显的纵横辞说的习气，文辞华丽而铺张，气势奔放，说理透彻，是传诵的名作。另外，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久已失传。
汉王朝统一强盛的局面，为汉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基础。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学则一方面具有从维护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原则的实用功能上肯定文学的一面，又有从上述立场忽视乃至反对文学的审美与娱乐功能的一面。它既可以被文学家用来作为一面幌子，又可能被严格的正统派用来作为扼杀文学的根据。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代文学形成许多自身的特点，并构成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以下我们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
这一点需要同先秦时代相对照来看。在本书第一编《先秦文学》部分中，我们列述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除《诗经》和《楚辞》外，本身都不是文学作品；其写作目的，是为了表述政见、记载历史或探讨社会生活法则，而不是追求文学的美感。只不过后人可以从中分析出文学因素和文学价值来。而《诗经》，虽然在春秋时代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典籍，但人们却又不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而是重视它在礼仪和人伦教化方面的作用。《诗经》的命运就是：它的地位越高，离作品本来所具有的文学意义越远。《楚辞》是用富于文采的文学语言写成的抒情诗，这表明生长于南方文化土壤上的屈原等诗人，已经率先认识到文学的价值；《楚辞》也正是对汉代文学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作品。但必须注意到《楚辞》只是局部地区和少数作家的作品。而且，就诗人创作目的而言，其政治因素恐怕还是高于艺术因素。再说，先秦时代的文化人，可以分成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等，没有一个就其社会身份而言可以称为“文学家”的人。屈原就创作成就来说是伟大的诗人，但社会身份是政治家。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没有人能够单单或主要凭藉其文学创作的成就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从总体上说，先秦还不是文学的价值受到重视的时代。
汉代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的地位即使不如政治、哲学那样显要，至少已经被看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了重视。具体表现之一，是出现了汉赋（又泛称辞赋）这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汉赋是从楚辞演变而来的。虽然由于它的堆砌辞藻的习惯加深了文字的隔阂，对于今人来说已经很难欣赏，但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绝不能忽视。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就是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整齐的句式，严谨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语言在这里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乐中的声音、旋律一样，本身是艺术的直接表现。这种样式，最容易使文学的意识得到确立。
具体表现之二，是文学创作的兴盛，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门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更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辞赋创作的情况。这在先秦是无法想象的。
具体表现之三，是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这一现象，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常态。汉代这一种文人群的出现，有一个发展过程。西汉初，中央集权与分封制同时并存，战国时代的风习还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那些诸侯王像战国诸侯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宫廷中收罗士人；那些士人也像战国游士一样，投靠诸侯的宫廷，以自己的一技一能为之服务，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汉初的诸侯王已不具有战国诸侯的独立地位，也不愿或不敢以“富国强兵”为号召。因此，他们宫廷中士人的任务，也不能像战国时代那样，以外交、军事等活动为君主谋取霸权。他们只能从纵横之士向宫廷文人转化，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议、批评。枚乘、司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宫中担任过这种角色。武帝对辞赋文学特别喜好，即位后，便大力收罗这一类文人到中央宫廷来。枚乘死在受召入宫的途中，他的儿子枚皋代替了他。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叹赏，以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时，一听说他还在世，马上把他征召入宫。此外，如东方朔、严助等人，都是类似的情况。这一群文人，有的也有文学以外的才能，担任过文学以外的职务，但他们之所以被赏识，得到任用，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关系。这同战国游士，乃至西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士人的身份，已经有了根本改变。完全可以说，在武帝的宫廷中，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群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致到东汉以后，文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宫廷；开始出现在社会中活动，以作品表述自身思想情感而不再只是取悦于君主的文人。
具体表现之四，是由于辞赋的兴盛，作品的增多，汉代初步出现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论及儒学及一般学术时，多用“文学”一词；在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意义时，多用“文辞”或“文章”。如《屈原传》说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辞”就是“文辞”的简化用法。《汉书》中也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公孙弘传》）。这种区分虽然不很清楚，但却是很重要的。
以上四点证明：在汉代，以辞赋的创作为中心，文学的价值确实开始受到重视。但同时也需要指出：这种重视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并且是受到其他价值观的束缚的。至少在理论上，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汉代人对辞赋的价值发生许多争论。我们看到：持对立意见的双方，都是从儒学的观念出发，肯定或否定辞赋具有政治与道德上的实用价值，而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里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的赋，是认为它能“引之节俭”，而把华丽铺陈的部分贬为“虚辞滥说”。汉宣帝也说：“‘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者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汉书·王褒传》）
汉宣帝较司马迁更通达些，他把辞赋的“辩丽可喜”也肯定了，但却认为这是辞赋价值“小”的方面，而“大”的方面，仍然是“与古诗同义”的“仁义风谕”，也就是道德作用。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