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而无不自具一种个性、自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光彩。同样是追求个性表现的准确生动，《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朴素、简练、明快的笔法不同，它要更讲究精雕细刻。哪怕是出场很少的人物、如书僮茗烟，乳母李嬷嬷，丫环金钏儿、彩霞等等，竟也是写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足以显示作者的才华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用譬喻的方法来说，《红楼梦》犹如一位天才导演和一群天才演员合作的演出，不论角色的主次，哪怕是几个动作，几句台词，也必定演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不肯随便敷衍过去。
在《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中，关于贾宝玉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不再涉及。此外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楼梦》女性人物群中与男性的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体格风骚”，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辣。她对家族的腐朽和衰败看得比谁都透彻，但她绝不肯牺牲自己来维护家族的命运；她不但不相信传统的伦理信条，连鬼神报应都不当一回事。作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她在支撑贾府勉强运转的同时，尽量地为个人攫取利益，放纵而又不露声色地享受人生。而最终，她加速了贾府的沦亡，并由此淹没了自己的美丽而邪恶、富有才干的生命。在《红楼梦》中，这是写得最复杂、最有生气而且又是最新鲜的人物。
薛宝钗的精明能干不下于王熙凤，但她却具有封建“妇道”伦理所要求的温良贤淑，所以她的言行举止就显得委婉内敛。她有很现实的处世原则，能够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她同样有少女的情怀，有对于宝玉的真实感情。但她和宝玉的婚姻最终成为空洞的结合，作为一个典型的“淑女”，她也没有获得幸福。作为宝钗对映形象的林黛玉，是一个情感化的、“诗化”的人物。她的现实性格表现为聪慧伶俐，由于寄人篱下而极度敏感，有时显得尖刻。另一方面，正因为她是“诗化”的，她的聪慧和才能，也突出地表现在文艺方面。在诗意的生涯中，和宝玉彼此以纯净的“情”来浇灌对方的生命，便是她的人生理想了。作为小说中人生之美的最高寄托，黛玉是那样一个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也恰好象征了美在现实环境中的病态和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一群上层的女性，还以深刻的同情精心刻画了晴雯、紫鹃、香菱、鸳鸯等相当数量的婢女的美好形象，写出了她们在低贱的地位中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艰难努力。这里晴雯是最令人喜爱的，她“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俏丽明艳，刚烈孤傲，敢于反抗。当她担着“狐狸精”的无辜罪名被赶出大观园、垂死于病榻之际，对着偷偷赶来探望的宝玉，挣扎着铰下自己的指甲，脱下自己的内衣交给他，哭着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即使死了，她也不肯低头，她要证明自己是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的。鸳鸯面对主人贾赦的无耻的占有欲，不惜以死来维护自己的意志，同样是壮丽的一幕。包括温顺乖巧、善于迎合主子心意的袭人，也有她的另一面。当宝玉对她说起希望她的两个姨妹也到贾府中来时，她便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痛苦。在贾府之外，作者也写了不甘被富贵公子当作玩物、美丽而刚烈的尤三姐。对于这一群人物细致的关注和倾注感情的描绘，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光彩。
贾府中的男性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人，大都表现为道德堕落的状态。他们享受着家族的繁华，却没有维护这种繁华的力量；而且，连他们的堕落，也不具有《金瓶梅》中西门庆所表现出的邪恶的生气。与这一群人成为对照的是贾政。他所拟的一则谜语中“身自端方，体自坚硬”两句，颇有自我写照的意味；他的一切行为和人生趋向，也很符合封建卫道士的标准。然而，他却是一个智力平庸、才能低下、趣味卑俗的人物；在缺乏生气这一点上，他和前一类人物是相同的。所以说，在体现贾府之衰败不可挽救的意义上，在使贾宝玉的天赋材质成为“废物”的意义上，他的形象甚至比前一类人物更显得深刻。
另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刘姥姥。这一位乡间老妇，本是深于世故，为生活所迫，却以装痴弄傻的表演，供贾母等人取乐。然而，最后却是她解救了巧姐（按原作的提示，似在巧姐沦为娼妓时）。这一个出场时极似戏曲中丑角的人物，可笑可怜却又可敬，人性的含蕴十分丰富。在她的身上，表现了曹雪芹对下层人物的理解。
《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特色的还有许多，可以排列成一条很长的五光十色的人物画廊。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
《红楼梦》的语言，也有很高的造诣。它的叙事文字，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如第二十回中，写贾环和丫环莺儿掷骰子，输了钱哭起来，遂被宝玉撵了回去。他的母亲赵姨娘问明缘故，啐道：
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顽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
凤姐在窗外听见，先斥责赵姨娘：
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顽去！
然后一面吩咐丫环，一面教训贾环：
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顽呢，把他送了顽去。——你明儿再这么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发人告诉学里，皮不揭了你的！
赵姨娘对宝玉受众人宠爱而贾环不讨人欢喜一直怀恨，于是把这种不满都发泄在贾环身上。但在封建宗法伦理中，赵姨娘虽以丫环被贾政收为妾，身份却依然是奴才，她的儿子贾环却是主子。所以凤姐听到她骂儿子又兼及宝玉，便不客气地教训她。对于贾环，凤姐根本也是看不起的，但却要求他有主子的样子。在这里，赵姨娘卑下的个性和怨恨的心理，王熙凤盛气凌人的威势，以及贾环在母亲身边染得的委琐，一一跃然纸上。《红楼梦》中这样的神来之笔，实是随处可见，它使读者如同进入了一个活的世界。
另外，《红楼梦》行文中还杂有不少诗、词、曲、骈文，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在《红楼梦》中，这一形式的运用，与小说的情节以及贵族生活的气氛，结合得比较密切；诗词之类的质量也比较高，显示了作者的古典文化修养。
如林黛玉的《葬花词》、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单独地看，也都堪称佳构。但尽管如此，这种古典气息对于小说的流畅性还是有妨害的。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它颠倒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从而，它也前所未有地描绘出美丽聪慧、活泼动人的女性群像。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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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镜花缘》和其他长篇小说
清中期产生的长篇小说流传至今的尚有多种。当时考据之风大盛，读书人以精通古书、多闻博识为荣，这对于小说创作也产生相当的影响。如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蟫史》、陈球的《燕山外史》，都是把小说当作卖弄学问或炫耀辞章的手段。这几部小说大抵思想陈腐而文字平庸，又多夹杂荒诞及色情内容，给人以芜杂的感觉。而李汝珍的《镜花缘》虽也是在小说中“论学说艺，数典谈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同时还包含了新颖的思想和新奇的想象，所以尽管成就有限，毕竟还能在小说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他不喜作八股文，故科举无成，只做过几年县丞一类佐杂官职。他学问广博，对经史之学以及医、算、琴、棋、星相、占卜等各种“杂学”都有所钻研，对各种游戏也极为熟悉，而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特出，所著《音鉴》一书颇为学者所重。
《镜花缘》一百回，故事起于以百花仙子为首的一百位花神因奉武则天诏令在寒冬使百花开放，违犯天条，被贬下尘世。其中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后半部分主要写由诸花神所托生的一百名才女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女试，及考取后在一起饮酒游戏、赋诗谈笑的情景。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着维护李氏正统、反对武则天篡政的线索。
《镜花缘》的写作动机和由此呈现的小说的旨趣是多方面的。书的命名取意于“镜花水月”，百名花仙在蓬莱的居处称为“薄命岩”、“红颜洞”，刻有她们各人所司花名及降生人间后姓名的石碑放在“泣红亭”内，这些地方都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蕴涵着人生空幻和哀悼女子不幸命运的意识。
但在小说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这种意识并未得到有力的表现，百名花仙在人间考取女试后欢聚一堂、热闹非凡的场面，更无一点悲哀的气氛。所以说，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绝不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严肃。写唐敖等人海外游历的部分带有较多的社会批判意识，有时且不乏深刻之处。但由于故事发生的场所是虚无缥缈之地而情节又是荒诞离奇的，所以作者借此揭示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给读者的感受主要是滑稽可笑而不是严峻和可悲。这和《儒林外史》的写实态度也不相同。此外，小说又以极大篇幅来显示作者的广博知识和辞章修养，尤其是百女会聚以后的部分，几乎是脱离了小说情节来作文字游戏，乃至一个酒令竟要占到十几回。综合以上几点来看，《镜花缘》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游戏之作；作者既对现实的弊病具有高度的敏感，却又把他的不满化为谐趣，同时在卖弄博学的智力游戏中求得心理平衡。
《镜花缘》最有价值的是前半部分写唐敖等人游历海外的三十多回。作者在描写这些海外国度时，虽多以《山海经》等古籍中的点滴记载为依据，但主要还是驰骋奇思异想，幻设情景，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通过幻想性的虚构情节，作者表达了他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譬如主张男女平等是《镜花缘》的重要思想，百名花仙投生人间、各有作为的整个故事框架即与此有关，而在“女儿国”的故事中，这一思想得到更为生动的表现。作者把现实中的“男尊女卑”现象在“女儿国”中依样颠倒为“女尊男卑”，以此为女子鸣不平。故事中写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遭受穿耳缠足之苦，实际是让男性从女性的立场来体会缠足等种种陋习的丑恶和非人道性质。此外如“两面国”中人之虚伪欺诈，“无肠国”中人之刻薄贪吝，“豕喙国”中人之撒谎成性，“跂踵国”中人之僵化刻板等等，都是现实生活景象的映照。这种描写都是漫画式的，通过夸大和变形写出了社会的丑恶和可笑，虽不够深刻，却有其尖锐和醒豁的长处。作者还用这种漫画式的笔调写他的理想社会，如“君子国”中礼让成风，买卖双方竟是卖方求低而买方求高，在谐趣中表现了他对所谓“古风”的向往。
从小说艺术来看，《镜花缘》情节有些分散，人物形象显得单薄，后半部分大谈学问，更是累赘不堪。其长处主要在于思想的机警和语言的幽默风趣。
以上几种小说，都有显示才学的倾向。清中期不属于这一类型而可以一提的长篇小说，另有《绿野仙踪》，抄本为一百回，刊本为八十回，李百川作，以神仙异迹为主要线索，也涉及世情；《歧路灯》一百零八回，李绿园作，述一世家子弟谭绍闻因交结“匪类”而堕落以至倾家荡产，后悔过自新而终于成就功名的故事。此书中多直接宣扬理学，标榜封建伦理观念的文字，在作者看来，这就是挽教社会道德危机的“明灯”。在描述谭绍闻堕落的过程中，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较为生动地刻画了一批市井浮浪子弟的形象，这是其值得一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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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言及白话短篇小说
在中国文言小说传统中，以简朴的文字记述异闻的笔记体和以华赡的文字描写虚构故事的传奇体本属不同的体格，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兼而有之，尤以后者取胜。《聊斋志异》盛行于世之后，影响甚广，小说中谈狐说鬼成为一时风气。这时期所产生的文言小说中，有的偏向于传奇体，有的偏向于笔记体。前者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八旗艺文编目》记为满族人尹庆兰著）等。《谐铎》中有不少具有讽世意义的小说，《萤窗异草》则多哀婉的爱情故事，二书各有所长。但由于这些小说主要是模拟《聊斋志异》，而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却不及它，所以影响不大。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更广的，却是两部笔记体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袁枚《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取意于《论语》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
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共二十四卷，又有续集十卷，共约一千则。全书并无明确的思想倾向，只是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仍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如《全姑》一则，系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改写而成，述貌美的全姑与陈生私通，受到“自负理学名”的某县令的残暴凌辱。故事中有一“侠士”刘孝廉与县令为此发生争执，县令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斥之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写得相当尖锐。结尾虚构该县令受报应而死，更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心理阴暗的伪道学的极度厌恶。而全姑与陈生，在作者看来只是犯了“风流小过”，实际是表示了同情的态度。又如《蒋厨》一则，写城隍庙中黑面皂隶借口一厨子“冲犯城隍仪仗”，偷偷将他拿去，敲诈了一笔“孝敬之礼”，十足是人世间这一类角色的惯常行径。另外有许多并无深意却写得滑稽幽默的小故事，也很有趣。《子不语》的文字，鲁迅谓“屏去雕饰，反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一定特色。不过，全书的面目有些芜杂，有些故事记男女之事过于随便，是其不足。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是一位地位高而知识广博的学者。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共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