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方苞很强调的。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记方氏语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
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简而言之，古文之文辞不可浅俗、轻巧、华丽，因为这可能引导不庄重的情绪。
大致方苞是用“义法”说取代了前人的“文道”说。因为“文”与“道”容易分为两物，“义法”则密不可分。单独讲“义”与“法”内涵不同，但法从义生，义由法显，故两者就合一了。这把过去“文以载道”的理论更加严密化了，加上他对唐宋八家的批评，对文体和语辞所提出的戒条，这就为“古文”建立了比唐宋古文更为严格也更有束缚性的规范。
所以很多学者对他是不满的，钱大昕在《跋方望溪文》和《与友人书》中两引王若霖语，称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指出方氏理论本质上与八股文相通，是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铭、传记一类写得最为讲究，盖因叙事之文，最易见“义法”。其长处在剪裁干净，文辞简洁，有时尚能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神情。但对人物的褒扬中，总是渗透了封建伦理意识，少数山水游记则板重绝伦。他的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应数《狱中杂记》，因是作者亲身经历，以往的忧惧和愤慨记忆犹新，文章记狱中种种黑暗现象，真切而深透，议论也较少迂腐气。虽名“杂记”，却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有力，可以见出方苞文章的功力。但这在方苞散文中属于特例，不能代表其一般特点。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晚官黟县教谕，有《海峰文集、诗集》。他因文章受到同乡方苞的嘉许而知名，并师事方苞，又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传递作用。同时，他也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阳湖派”首领恽敬、张惠言都是他的再传弟子。其文论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对方苞之说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艺术形式问题，讲究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间的关系，有云：
“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认为文章真正可以讲究的，是在“行文”的“文法”上。就文法而言，“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字稍粗处也；
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他的意思，是以音节即文章的韵律感为关键，通过音节来表现神气。刘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有韵律之美。如《息争》、《观化》等，均有此特色。这一种主张和文章特点，对后来桐城派文人的影响颇大。
刘大櫆虽然并没有脱出方苞的范围（他是把“义理”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来看的），但通过对“神气、音节”的强调，表现了对文章的美感因素的重视。后来姚鼐在这方面又有新的阐发，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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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说
清代前期小说承续晚明小说兴盛的局面，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这表明随着文化的渐渐普及，民间对这一类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而文人喜以小说摹世态、抒性情的风气也依然存在。但经过明代末年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挫折，再经过明清易代的历史动荡，文人的性格已不再有晚明时代常见的狂放恣张，而多了些压抑和扭曲，这在小说中也以曲折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形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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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
清代前期沿承晚明风气从事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是李渔（1611—1680）。他字笠翁，又字笠鸿，别署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明末曾多次应乡试，均不第，于是不再以功名为事；清初移家杭州，后迁居金陵，靠开书铺印行通俗书籍、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于官绅之家谋生。他才思敏捷，为人机智，又善于顺遂时俗，结交广泛；他常以半真半假的戏谑态度看待正统的价值观，却很重视生活享受，在饮食、器具、服饰、花木种植等方面，提出许多艺术化的讲究。他的身份是兼为清客和文化商人，依附于高级士大夫阶层却又游离于正统规范之外。其著述颇多，有短篇小说集《十二集》、《无声戏》，诗文集《笠翁一家言》，剧作《笠翁传奇十种》等。
李渔小说的内容，无非是怜才喜色一类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而且有许多传统伦理的说教和因果报应的解释。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李渔自己绝非正经的“名教中人”，他的“正经”话，往往说得很滑稽。如《夏宜楼》中一段奇论，说：“男子与妇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经”，只因可以生儿子，才成为“一件不朽之事”，反讽的味道甚浓。又如《合影楼》开头一节，力主防止青年男女的接触要彻底，因为他们一旦动了念头，即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辑获的牌，山川革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了心愿”，倒是在说“情”的不可阻遏和禁欲的无效了。其二，李渔小说的情节大都不落陈套，构思巧妙，文笔幽默，富于喜剧气氛。他自诩“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与陈学山少宰》），并非虚夸。有些故事是写得很动人的（如《合影楼》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痴情），可以说承续了“三言”、“二拍”的传统。
实际上，李渔确实受晚明思潮的影响较深，只是受了时代的压抑，常用荒诞的眼光来看人生，他写小说又主要是为了卖钱，所以把精力太多地放在离奇的情节上，而削弱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力度。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期白话短篇小说已处于衰退状态，而同时有不少著名文士对文言传奇的写作表现出更大兴趣。康熙中叶，张潮汇辑《虞初新志》二十卷，收录周亮工、吴伟业、魏禧、徐芳、陈鼎、钮琇等人的作品一百五十篇。它的内容比较多样，其中有些是历史上实有人物的传记，如《徐霞客传》、《冒姬董小宛传》等；有些是奇闻逸事的记载，如《鲁颠传》、《刘医记》等；有些则是假鬼神以述人情，如《记缢鬼》、《鬼母传》等。
《虞初新志》所收均为明末唐初人的作品，有鲜明的当代性，常常反映出时代生活的色彩。如卷十九所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七奇图说》，介绍世界“七大奇迹”，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留下的痕迹。有些记鬼神之事的小说具有较浓厚的人情味，与《聊斋志异》近似。如李清的《鬼母传》，写一怀孕女子暴殒后在墓中产儿，其鬼魂仍每日清晨到市中买饼育儿，写母子之情生死难绝，殊为动人。
记述鬼怪灵异故事传闻的文言小说作为表现奇思异想和抒发幽怀的手段，晚明以来在文人士大夫中甚为流行，这一文体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发挥到极致。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人，他出身于一个久已衰落的世家，其父因科举不显而弃儒从商，却仍不能忘怀于光复门庭。蒲松龄从小随父读书，十九岁时以县、府、道试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得到学使施闰章的称扬。自此文名大振，而自视甚高。但他此后的科场经历却始终困顿不振，一直考到六十多岁，才接受老妻之劝，放弃了仕途幻想。又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得到一个已经无意义的岁贡生名义。在蹭蹬科场的数十年中，他先是做过短期的幕宾，后来长期在官宦人家为私塾教师，以为糊口。大致从中年开始，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志异》，一直写到晚年。书未脱稿，便在朋辈中传阅，并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常识。除《聊斋志异》外，他还存有相当数量的诗、词、文、俚曲等，今人编为《蒲松龄集》。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
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两类在篇数上约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两者之间。这些作品的材料来源，据作者于书前的《聊斋自志》中称，一是他“喜人谈鬼，闻则命笔”，一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如此长久积累而成。另外，相传蒲松龄常在路边备烟茶供行人享用，趁机与之闲谈，搜罗记录异闻传说（见邹彛度杪侍浮罚獠惶尚牛读恼疽臁分心谌荩行矶嗬醋悦窦浯牛蚴俏抟傻摹�
蒲松龄的思想感情是很混杂的，这也造成了《聊斋志异》内容的驳杂不一。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他才华出众而毕生潦倒，在科举中经历数十年的精神折磨，而又以低贱的塾师身份坐馆于缙绅富贵之家，这一切造成他心理上极大的压抑。这种压抑经常表现为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尖锐抨击，但有时也表现为对某些野蛮、阴暗现象的兴趣（如《犬奸》就是显著的例子）。其二，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性的看法实在并不高明，因而，当他以现实人物为小说主人翁时，每每宣扬陈腐的礼教，如《耿十八》、《金生色》等篇，都对妇女不能守节大加鞭挞，甚至认为她们活该得到悲惨的结局，而《杜小雷》又写一妇女不孝顺婆婆而化为猪，县令捆之示众，亦立意殊恶。至于宣扬轮回报应，更是处处可见。但是，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想象力出众的艺术家，当他在完全是幻想的境界中描写狐鬼的形象时，却又写出了本属于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向往。当然，《聊斋志异》中占主导地位的作品，是批判社会现实和幻想美好人生两类，这也是人们喜欢此书的原因。
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每言及此，百感交加，辛酸无比。书中有《三生》篇，写名士兴于唐被某考官黜落，愤懑而死，在三世轮回中与该考官的后身为仇。篇末作者议论道：“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这位名士三生不解的“怨毒”，也正是蒲松龄自身心态的反映。所以，书中涉及科举的地方特别多。只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本身并未提出否定，他所特别加以攻击的，是考官的“心盲或目瞽”（蒲松龄《试后示梗Ⅲ恕Ⅲ蕖罚┮灾铝驾槐妗Ｈ纭都址铒簟菲醇址铒裘看我院梦恼掠迹苁敲渌锷剑詈蟀选安坏眉酥洹绷撼晌模锤咧械谝幻Ｓ秩纭端疚睦伞菲匆簧衿娴南购蜕心苡帽亲有岢錾粘芍交业奈恼碌暮没担岷靠脊偎鞯奈恼拢沽⑹薄跋虮诖笈唬缕缋住保媸撬健捌ㄎ摹薄Ｕ庖焕喙适轮校髡咧鞴矍樾鞯男棺钗苛遥馊竦比皇羌馊竦模衙饪湔盘Ｊ橹泄セ骺凭俦锥耍吹米钣幸庖逵κ悄切┓从晨忌诰裆显馐芫薮笳勰ァ⒘榛瓯慌で淖髌贰Ｈ纭锻踝影病菲赐踝影猜攀圆坏冢谝淮瘟俳虐焙鹊么笞恚碳涿渭约褐芯偃恕⒅薪俊⒌愫擦郑谑且辉俅蠛舾ㄗ印吧颓保窒氲接Α俺鲆缋铩保颉俺ぐ唷背俪俣粒恪按反捕僮悖舐睢叟赏俊本菩阎螅贾橥Ｕ庖恢置栊矗肥侨肽救郑俗髡呱羁痰男睦矸词 Ｆ耙焓肥稀钡囊槁圩芾ㄐ悴湃脬乔昂螅鲆煜氤煽瘢鼍谏ビ溃窕柚久缘那樘钊烁锌灰选�
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作品。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
但《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写得十分动人。这些小说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气，敢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满足，少受人间礼教的拘束。像《婴宁》中的狐女婴宁，永远天真地笑个不停，嬉闹玩耍，绝无顾忌，丝毫未曾受到人间文明法则的污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树叶制作锦衣，每当情郎意有旁骛，便不动声色地让他的衣衫变回片片黄叶，当场出丑。作者艺术创造力的高超，就在于他能够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国古小说中渊源久长，而蒲松龄特别注意于此并擅长于此，颇有值得推究之处。作为一个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从明末到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而蒲松龄也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截止。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这应是蒲松龄对狐鬼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还是会对小说产生影响。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
前人或将《聊斋志异》比之于竟陵派的诗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这种比拟不无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那么，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在体式上，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
但《聊斋志异》毕竟是富于才华之作，也毕竟承续了前代小说中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小说史上仍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一些优秀篇章中，作者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善于在这种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惚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简洁而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