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有相同的步调。
成化年间金台鲁氏所刊《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四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小曲，以第一种最为重要。这里面所收的曲调，意思和文字都不算很新鲜，是传统的写怨男痴女心情的作品，但它的语气颇为活泼。其中较出色的一首如下：
富贵荣华，奴奴身躯错配他。有色金银价，惹的傍人骂。嗏，红粉牡丹花，绿叶青枝，又被严霜打，便做尼僧不嫁他！
这是写一个女子因贪图荣华富贵而错嫁恶人之后的悔恨心情，由此肯定了真挚爱情对于人生的重要，并表达了对恶姻缘的反抗意识。
在正德刊本的《盛世新声》、嘉靖刊本的《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中，都收有一些较早的民间歌曲，但仍乏佳作。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辑集者的拘谨，但民歌本身，恐怕也是如沈德符所述，愈到后来愈为兴旺和恣肆。不过较早的民歌中，还是有些绝佳之作流传下来。如陈所闻《南宫词纪》中所收“汴省时曲”两篇，其中一篇就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为《锁南枝》一曲之冠的《泥捏人》：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
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想象的新奇、感情的天真，让人百读不厌。
万历时期出现许多辑录散曲、时调（或兼收戏曲）的选本，其中收民歌较多的，有黄文华编辑的《词林一枝》、熊稔寰编辑的《徽池雅调》、龚天我编辑的《摘锦奇音》。这里面的民歌，仍以写男女之情的最为集中，而以感情的大胆真率、语言的尖新倩巧为特征，与前面所提到的选本中的民歌有不同的面貌。当然，选本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所选作品的年代，但从所用的曲调来看，当以嘉、隆以后的为多。
纱窗外月正高，忽听得谁家吹玉箫。箫中吹的相思相思调，诉出他离愁多少，反添我许多烦恼。待将心事从头从头告，告苍天不肯从人，阻隔着水远山遥。忽听天外孤鸿孤鸿叫，叫得奴好心焦。进绣房泪点双抛，凄凉诉与谁知谁知道。（《罗江怨》）
为冤家鬼病恹恹瘦，为冤家脸儿常带忧愁。相逢扯住乖亲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死在黄泉，在黄泉，乖，不放你的手。（《劈破玉》）
晚明时期通俗文学专家冯梦龙对于民歌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编辑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和《山歌》（又名《童痴二弄》）。前者已不全，残存小曲近四百首，大都是江南人依北方俗曲所作；后者收作品三百余首，其中包括一些上千字的长篇，绝大部分是用吴语写成的吴地民歌。这两种民歌集有其显著的特点：一，在几种重要的俗曲集中所收作品年代最迟，基本上都是万历中期至天启、崇祯年间的；二，这些作品有许多经过文人加工或改编，有些更直接出于冯梦龙本人及其友人之手；三，在编辑意识上，如《山歌序》所言，具有明确的反抗封建道德的目的；四，以前文人辑集的民歌还是以表现男女间的感情为主，在这两部集子中，则有更多的对于“欲”的肯定，以沈德符的批评的话来说，是带有“秽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却表现着更为大胆的反抗意识。总之，《挂枝儿》与《山歌》，更多地反映了晚明文学的精神及文人文学与俗文学的结合。
《挂枝儿》中的情歌常写得热烈而曲折深细，生活的真实感极强，如《做梦》：
我做的梦儿到也做得好笑，梦儿中梦见你与别人调，醒来时依旧在我怀中抱，也是我心儿里丢不下。待与你抱紧了睡一睡着，只莫要醒时在我身边也，梦儿里又去了？
还有些带有诙谐色彩的，表现出晚明文学普遍的特点，如《送别》：
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
《山歌》也是以写男女私情为主，其放肆程度，又较《挂枝儿》为甚。这里面难免有些过分之处，但总体上还是表现了人们对不自由的生活现实的抗争。像“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偷》），“宁可拨来老公打子顿，冉舍得从小私情一日空”（《怕老公》），都不只是风流的歌唱，而深藏着受压迫的悲哀，表现了争取自身幸福的勇气。《山歌》的语言完全是口语化的方言，修饰的成分更少，常有很朴素又很美妙的构想，如《模拟》：
弗见子情人心里酸，用心模拟一般般。闭子眼睛望空亲个嘴，接连叫句“俏心肝”。
这种小儿女的痴情，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山歌》中的长篇，大都是故事性的，说白和唱相杂，语气生动、情绪活泼的特点比那些短篇表现得更加充分，是研究吴地民间文艺的极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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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清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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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明末腐败的政权在满洲军事力量和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压迫下，很快呈现崩溃之势。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继而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揭开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的帷幕。在清初一二十年中，民族矛盾仍然很尖锐，由汉族士大夫所发动的反清武装斗争和清政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一度进行得异常酷烈。直到康熙初年，民间的抗清活动才逐渐衰落。至十七世纪末即康熙中期，经过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准噶尔噶尔丹之叛以及收服台湾之役，国内的战争大体宣告结束，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稳定的统治。
它直接控制的行政区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广大的。
对于清代文学，结合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之大致地划分为三个时期：自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中期，自道光二千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为后期。前期与中期，是中国社会按照其自身规则发展变化的时期，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后期（即通常所说的“近代”）则是中国社会受到外来力量强烈冲击而发生剧变的时期，文学同样受到这种历史剧变的深刻影响。下面，我们先介绍前期与中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及文学演变，然后再谈后期。
清前期和中期，在嘉庆以前，因康熙、乾隆均在位年久，高层权力结构稳定，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从经济方面来看，清初的战争一度曾造成严重破坏，但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它的恢复也很快。尤其是由于历史上沿长城一线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紧张对抗至此完全解除，使统治者有可能通过削减赋税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加之康熙十分重视水利建设，鼓励生产，农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人口也有明显的增长。在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以后，广大民众的生活较之天灾与战乱频仍的明末无疑要好得多，这是清政权能够为广大汉族百姓接受的首要基础，也是从民族意识出发的反清斗争难以坚持下去的关键原因。农业的增长也支撑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乃至新的发展，乾隆时，东南沿海地区的纺织业、盐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资本主义的萌芽重新得到滋育生长。如钱庄这种信用机构，在清代发展得比明代更为普遍和完善，这正是适应工商业经营规模扩展的结果。而且不仅是东南沿海，北方如北京、太原等城市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在国际交往方面，清初曾因台湾为郑氏所据，禁止海上贸易，到康熙中期以后禁令解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比前代更为密切。在《红楼梦》等小说中，可以看到各种奇巧的“洋货”成为富贵之家喜好的东西。
但是，倘若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现代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相比于这种变化，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极其缓慢的，自明代以来中国滞后于世界发展的情况也因此更显得严重。
清代的对外交往虽比以前要多，但政府对发展国际贸易和吸收外来文化，都并不抱积极的态度，对外部世界真实情况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在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炮舰强行打开中国门户以前，古老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
之所以如此，广泛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固然是根本原因，统治者竭力强化封建专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关键的因素。
清人入关以前，汉化的程度就比较高，这不同于以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他们的上层能够很快适应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与文化心理。入关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迅速清除了尚存的部落军事联盟的遗迹，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逐渐强化了君主专制。明初朱元璋以内阁制取代宰相制度，是一种集权的手段，但内阁的权力到明中后期又有所增长。康熙时设立南书房和大臣会议，以削弱内阁的权力；雍正又改立军机处，把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再度形成极端的专制。
在经济较为发达、财富容易聚敛的情况下，封建专制制度腐败的速度也相应加快，这是明、清的统治都无法逃脱的命运。清初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支出，实行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其后沿袭不改，这实际是鼓励贪污。清政府对失职官员以罚款报效为惩治手段，也同样起到鼓励贪污的作用。而以皇帝为首，统治阶层竞为奢靡，贪于享乐，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如北京的圆明园，自康熙朝始建，费四朝经营之力，巨丽无匹。乾隆好大喜功，屡下江南，耗费惊人。乾隆的宠臣和诩吻焓北怀患也溆嗖患疲龅亟巡匾陀腥儆嗤蛄剑星讲亟鹩卸蛄в嗔剑凰囊桓黾遗挂灿卸蛄揭拥牟撇７泊酥种郑厝灰悦窦涞钠独Щ邸４笾略谇≈衅冢逋醭凇笆⑹馈钡谋砻嫦拢殉鱿炙グ艿碾拚住５郊吻焓保捎诤栏患娌⒓泳纾裆枘眩罅颗┟裢牙胪恋爻晌髅瘢窦浣膛捎氚锘崤畈似穑缁崦芤咽旨馊瘢磁颜奈渥岸氛欢戏⑸Ｖ恋拦馇捌冢黄淙刖缭觯聘煌饬鳎π榭眨缁嵋汛τ诩任；刺�
在思想文化方面，清王朝的控制尤为强烈。一方面，统治者为了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以这种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内容，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一再倡导理学，推崇朱熹，乃至称誉他“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
“欲求毫厘之差，亦未可得”（《圣祖仁皇帝圣训》）。这种高度的赞誉，不仅是看重朱熹思想中固有的有利于社会统治秩序的价值，同时也通过绝对思想权威的建立，取消人们独立的思想权利，对于晚明偏离正统的社会思潮，也是有意识的反拨。
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严酷的高压手段。清代文字狱之盛是历史上空前的。康熙时庄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吕留良诗文案，均牵连数百人，死者戮尸，生者凌迟、绞杀，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手段残忍，震骇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狱差不多每年都有发生，直到乾隆后期才有所减少。这种手段不仅打击了汉族文人的民族意识，而且和强行变服发一起，严重打击了士人的人格尊严。而士人人格的破坏，成为清代文化中的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除沿袭明制以八股文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作为重视学术、优容文人的表示，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康熙时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更纂有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这些工作固然有文化总结的意义，但也有羁縻文人的用意。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大量收缴和销毁违碍书籍，据估计“至少在十万部左右”（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更成为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
文网严密，使读书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加上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清代考据之风日盛。到了乾隆中期至嘉庆时期，号称“乾嘉之学”的考据学达到鼎盛阶段。儒家经典、诸子学说、历代史籍等各种古老的文献成为学者们严密审视、深入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关的音韵、文字、训诂以及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各类学问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清代考据学在文献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
首先，这毫无疑问是文化专制政策所引出的结果，它耗费了许多杰出的才智之士的毕生精力，其成就是以牺牲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为代价的。特别是放在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萌芽滋生的历史阶段上看，这种代价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清代考据学中包含着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方法，它不但推进了纯学术研究的进步，实际也必然推进了研究者的理性精神。考据学家并非都是不具有思想批判能力的，如戴震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即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抨击。龚自珍早年受戴震、段玉裁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考据学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扬，它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实在很有限。
谈到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变化，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对一些著名的反清人士，必须把民族矛盾的问题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历史价值区别对待。回顾晚明时代，由于个性主义思潮没有强大到足以引起社会变革，在封建统治力量的压迫下，许多人走向疏离正统、疏离政治、追求自我赏适的道路。
这种消极的个性主义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因此，到了明末社会崩溃之际，许多人所想到的不是推进社会变革，而是恢复由旧道德所保障的社会秩序。尤其面临尖锐的民族冲突之际，旧道德传统更被一些人看作是固结人心、挽救危亡的唯一力量。顾炎武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他的民族气节和学术研究方法固然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但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维护程朱，对明中期以后自王阳明至李卓吾的反传统精神一概排斥，痛斥为与魏晋玄学一样是亡国的肇端，“罪深于桀纣”（《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在经学的传统上重建社会思想的主导方向，这无疑是倒退的努力。相应的，在文学方面他也力持儒家的功利主义，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赞同“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与人书》），与向来的道统文学观实无根本区别。所以，离开清初民族矛盾的因素来看，顾氏的主张大多与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相合。
从晚明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