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调。由于时代氛围和作者身份的关系，辞意比较端谨。但有些写男女之情的，尚属婉折有致，如《咏闺情五更转》一组，带有民歌的风味，其南北曲合用的形式，也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总体而言，朱有燉散曲的成就不高，但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作为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家，他仍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散曲有了显著的发展。当时北方的知名作者有康海、王九思等，南方的知名作者有王磐、陈铎、唐寅等。
康海、王九思都是前七子中的人物，诗文的成就不高，但戏剧和散曲较为知名。康有《沜东乐府》，王有《碧山乐府》。
他们都是陕西人，都因为被指与刘瑾同党而遭黜退，隐居乡里，常在一起宴游。两人的散曲，也都有大量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对自身的遭遇感到愤慨、以及在无奈中以闲居生活的安适为自我慰勉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实际上都反映出他们不能摆脱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心理，那些貌似旷达的话，其实都带有苦涩的味道。如康海的《水仙子·酌酒》：
论疏狂端的是我疏狂，论智量还谁如我智量。细寻思往事皆虚诳，险些儿落后我醉春风五柳庄。汉日英雄、唐时豪杰，问他每今在何方？好的歹的一个个尽撺入渔歌樵唱，强的弱的乱纷纷都埋在西郊北邙，歌的舞的受用者休负了水色山光。
又如王九思的《沉醉东风·赠隐者》：
竹杖子难随驷马，草庵儿独住烟霞。《康衢》、《击壤》歌，今古渔樵话，指功名风扫残花。恨杀韩、彭做作差，因此上妆聋卖哑。
这一类牢骚和自我标榜是过去不得志的文人经常有的，看不出多少新意。但比较明前期散曲而言，他们的作品写出了仕途中的风波险恶，抒情的成分要浓厚多了，这终究是一个进步。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都接近元曲中豪放的一派。不过明代曲论家普遍认为康较粗豪，王在豪放中兼有秀丽蕴藉之长。另外，常伦（1492—1525）有《写情集》，多写其疏狂的生活，风格也比较豪放。
同时期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市井气息，内容要显得宽广。
王磐（约1470—1530）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今属江苏）人，一生未仕。有《王西楼乐府》。万历《扬州府志》称其“洒落不凡，恶诸生之拘挛、弃之，纵情于山水诗画间”。
他的散曲，王骥德《曲律》曾评为北曲之冠，可惜流存很少。
其中多数是写闲适的生活情趣，文辞爽利俊朗，是其所长。如《沉醉东风·携酒过石亭会友》：
顶半笠黄梅细雨，携一篮红蓼鲜鱼。正青山酒熟时，逢绿水花开处，借樵夫紫翠山居，请几个明月清风旧钓徒，谈一会羲皇上古。
另一些作品则反映了社会生活景象。如套曲《嘲转五方》挖苦不停赶场子做法事的和尚，而小令《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太监的作威作福，尤为著名：
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散曲特有的尖新泼辣的语言风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挥。
陈铎（1469以前—1507）字大声，号秋碧，邳州（今江苏邳县）人，家居南京。世袭指挥使，然不守官职，醉心于词曲，当时南京教坊中人称“乐王”。有《秋碧乐府》、《梨云寄傲》，内容以写男女风情最多，文辞流丽，《曲律》评为“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他另有《滑稽余韵》，收曲一百三十六首，用当时以城市为主的各种社会职业为题，写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是散曲中别开生面之作。因对象的不同，作者的态度有同情、有挖苦、有指斥，但偏重于戏谑嘲讽，也以这一类写得较为成功。如写里长“小词讼三钟薄酒，大官司一个猪头”，写巫师“手敲破鼓，口降邪神。福鸡净酒嗯一顿，努嘴胖唇”，写蒙师“抹朱涂墨几十年，野史歪文四五篇，诗云子曰千百遍”，都很传神。下面录一首完整的例子：
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佥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忖：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又高财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水仙子·葬士》）
吴中名士祝允明、唐寅也都能作散曲，多写男女风情，反映出他们纵疏放浪的生活。但存世的作品较少。
嘉靖前后，为明代散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名家，作品的风格也更为多样化。从乐曲来说，在昆腔兴起以前，虽也有兼用南北曲的，但以北曲为盛；这以后，北曲衰落，南曲愈盛，因而有所谓南词一派。这一时期中著名的曲家，有沈仕、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等，其中冯惟敏的成就最为卓著，梁辰鱼则是南词的代表。
沈仕（1488—1565）字懋学，号青门山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著名的画家，散曲也很有名，有《唾窗绒》。
他的散曲专写艳情，描写刻露而生动，有“青门体”之称。如《琐南枝·咏所见）：
雕栏畔，曲径边，相逢他蓦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脚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蜡梅枝把他来抓个转。
这种曲子带有情节性，和元曲的精神及当时民歌的特点相通。
人或讥为“浮薄”，但总比那些迟钝的陈词俗句有生气。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初谪戍云南永昌，此后即长期生活于家乡四川和戍所云南之间。杨慎在明代以博学著称，也能诗，散曲有《陶情乐府》。其妻黄娥亦善词曲，近人合编两人之作为《杨升庵夫妇散曲》。
杨慎的散曲格律不很精确，王世贞讥为“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曲藻》）。内容多写心中的不满与愁怨，注重意境，稍带有词的风格。如《黄莺儿·春夕》：
一水隔盈盈，峭寒生日暮情。梨花小院人初静。玉箫懒听，金杯懒倾，月明闲愁秋千影。梦难成，村春相应，疑是棹歌声。
金銮（约1495—约1584）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中年随父宦游南京，后即长期居留。有《萧爽斋乐府》。金銮一生未仕，而多与达官名士交往，心中常感不平。
但他性情豪爽，善于把这种苦闷化作嘲谑，如套数《北双调新水令·晓发北河道中》自嘲说：“干了些朱门贵，谒了些黄阁卿，将他那五陵车马跟随定。把两片破皮鞋磨得来无踪影，落一个脚跟干净。”可以体会到豁达与苦涩的交织。在艺术上，他的散曲以格律精工著称，善于熔口语与丽辞为一体，既婉转又畅达，兼有诙谐之趣。只是应酬之作较多，是其一病。他的一些写妓院中生活情景的曲子，不作浪漫的美化，真实而生动。如《胡十八·风情嘲戏》：
寻思的意儿痴，作念的口儿破，睁着眼跳黄河，甜言甜语谎儿多。弄杀你小哥，图什么养活？吃的亏做一堆，识的破忍不过。
一些抒情之作，则写得爽朗明净，如《新水令·送吴怀梅还歙》：
暖风芳草遍天涯，带沧江远山一抹。六朝堤畔柳，三月寺边花。离绪交杂，说不尽去时话。
冯惟敏（生平见前戏剧部分）是明代最重要的散曲家，其成就可与元代名家相比。他的《海浮山堂词稿》收套数近五十套，小令约一百七十首，数量是明代散曲家中较多的，题材也比一般作者为广泛。除了写景抒情、宴游酬唱，还有不少篇章慨叹民生疾苦，揭露社会弊端、讽刺官场丑恶，是散曲中少见的。如小令《胡十八·刈麦有感》、《胡十八·刈谷有感》、《玉芙蓉·苦雨》、《玉江引·农家苦》等首，对挣扎于天灾人祸、苛捐杂税中的农民表现了真实的同情，套数《般涉调耍孩儿·骷髅诉冤》尖锐地揭露了贪官污吏为榨取钱财而肆意发棺验骨，使生者死者都不得安宁的丑恶行径，这些都很有现实感。套数《正宫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是比较特别的作品。一方面，作者把冥司写得一片阴暗昏乱，具有讽刺封建政治的用意；另一方面，通过冥司的荒唐判案，也寓含了古今是非一笔糊涂帐的意味。譬如判“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是“佯慈悲”、王祥卧冰是“假孝顺”，判秋胡妻投江为“泼赖”等等，就未必是对冥司的讽刺，而在游戏之笔中表现了明中期文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嘲笑。凡此种种，都扩大了散曲的内涵。
冯惟敏散曲的语言不事雕饰，活泼自然，有元代早期散曲的豪爽磊落之气。如《玉江引·阅世》：
我恋青春，青春不恋我。我怕苍髯，苍髯没处躲。富贵待如何？风流犹自可。有酒当喝，逢花插一朵。有曲当歌，知音合一夥。家私虽然不甚多，权且糊涂过。平安路上行，稳便场中坐，再不惹名缰和利锁。
这是冯氏辞官归田以后所作，意思并不新鲜。但一般士大夫写来，未免透露着不得志的牢骚，冯氏笔下，则呈现爽朗明快的情趣。
冯惟敏也善于描摹世情。他不乏出入秦楼楚馆的风流经历，《朝天子·赠田桂芳》八首等表述他和这类女子的感情也很诚挚委婉，但他刻画妓院中的虚伪欺诈，却又入木三分，《仙子步蟾宫·十劣》十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另外，《南锁南枝·盹妓》也写得很出色：
打趣的客不起席，上眼皮欺负下眼皮，强打精神扎挣不的。怀抱着琵琶打了个前拾，唱了一曲如同睡语，那里有不散的筵席？半夜三更路儿又跷蹊，东倒西欹顾不的行李。昏昏沉沉来到家中，睡里梦里陪了个相识，睡到了大明才认的是你。
这曲子中本有嘲讽的意思，但却真实地描绘出妓女生活的痛苦，令人生出同情。而冯惟敏散曲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自然和真实。
大约比冯惟敏稍晚的北方散曲家薛论道，有《林石逸兴》，收小令一千首。他是一位武将，曾戍边多年，一些写边塞风光和将士戍边之情的作品，题材有特色，但写得比较粗糙。刘效祖有《词脔》，善于用白话的俗曲写民间生活景象，也较有特色。
梁辰鱼（生平介绍见前）因用昆山腔作传奇而名震一时，他的散曲集《江东白苎》也很有影响。梁氏作曲，声律精整而文辞工丽，喜化用诗词中的名句，口语成分减少，因而接近词的体格。《仙吕入双调夜行船序·拟金陵怀古》套数是典型的例子，“徙倚，故国秋余，远树云中，归舟天际。山势，还依旧枕寒流，阅尽几多兴废？”声调颇为雄壮，截取前人成句，也还锤炼得浑成，但离曲的韵味实远。他的一些写情之作，则不完全如此。如《玉抱肚·嘱鱼》：
鱼儿生受，傍江来略说个意由。你趁春潮切莫稽迟，好留心不宜差谬。郎今移住在剡溪头，直到门前溪水流。
声调稳切，句式也比较工整，但保留了口语的神气，仍有散曲活泼灵动的特点。
对梁辰鱼散曲的评价分歧极大。尊之者称为“曲中之圣”（张楚叔选辑《吴骚合编》），贬之者则说因为他倡导的工丽之习，使得“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余，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已”（凌濛初《谭曲杂札》）。客观地说，作为个人创作，梁氏散曲有他的特色和成就，但由他引出的风气导致了散曲本色的消失，则也是事实。
晚明文学繁盛，同时民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文人散曲较前一阶段反呈衰退之势。较著名的作者，一是赵南星（1550—1627），有《芳茹园乐府》。他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天启初曾任吏部尚书。所作散曲多用民间流行的小调，既用以写闺情，也用以讽刺政治现实，语气生动，反映了民间歌曲对文人的影响。另一位更重要的作者是施绍莘。
施绍莘（1588—约1630）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少为诸生，久试不举，遂绝意仕进，流连山水，放浪青楼。有《秋水庵花影集》，所收以套曲为多，共八十六套，另有小令七十余首。作品多抒写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怀，但所涉范围较广，以山水风光、四时景物及友朋赠酬、男女风情最为集中，间有怀古伤今之作，如《南仙吕入双调夜行船序·金陵怀古》等。
自梁辰鱼倡导工丽，以词格为散曲，后来沈璟又特别强调音律的精细，一般作者于文辞宗梁，于音律宗沈，从两方面对散曲造成束缚。施绍莘通音乐，也爱好丽词，但不过分追求形式的工巧，而能出以才情，以自然新警之句，写种种真实的生活感受，因此成为明散曲最后的名家。施作最大的特点是情深。他写艳情而不觉庸俗轻薄，就是因为有真情；风花雪月，最容易写成陈词滥调，他却能给人以新鲜之感，如《南商调二郎神·惜花》中一曲《三段子》：
空中似尘，淡濛濛是谁人梦魂？苔前似鳞，点疏疏是谁人泪痕？平明一阵寒差甚，绣帘不卷风尤紧。正酒晕扶头，倦妆时分。
但元曲的爽朗活泼，到施绍莘毕竟所余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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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代的民歌
明代民歌在明代文学中有特殊的意义。从明中期以来，自李梦阳、何景明至李卓吾、袁中郎、冯梦龙、凌濛初等，都不仅由于个人的兴趣而喜爱民歌，实际上，他们也把民歌富于真情实感、奇思异想和灵动活泼、无所忌讳的特点，奉为文学的审美理想，当作反对假文学（尤其是“头巾气”的假文学）的武器。李开先《词谑》记载，有人向李梦阳请教做诗，李让他以《琐南枝》为榜样，而冯梦龙公然说民歌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山歌序》）的功效。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认识，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从中可以了解明代文学的某种基本特点。也因为受到文人的重视，明代民歌得到较好的保存，今尚存一千多首。
关于民间俗曲在明代各时期流行的情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从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
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涅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唯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充弦索北调，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羁人游士，嗜之独深，丙夜开樽，争相招致。
就沈氏所述来看，大致可以知道这些民间俗曲先是起于北方，而后流传至南方，在明中叶以后，愈演愈盛，乃至“举世传诵”。在这过程中，又始终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因他们的褒扬和辑集刊布，加速了它的流播。这些曲子多是妓女所唱，乐调比较简单，而内容则以写男女之情为主，其放恣的程度，也是愈来愈甚。这种情况和明代社会风气及文人文学的变化，大体有相同的步调。
成化年间金台鲁氏所刊《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