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对她的惩罚），但通过楚人对其妻的顾恋旧情的处置方式，其妻对前夫顾恋旧情的解救行为，以及两人重见时相抱痛哭的情景，说明妇女“失节”并非不可饶恕的罪恶，在“失节”的同时夫妻相爱之情仍然存在。这种对“失节”妇女的同情与宽容，体现着在摆脱礼教教条之后，人性所可能具有的真正美德。与《水浒传》等小说杀戮“淫妇”的场面相比，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光彩。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乃是“三言”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篇章，而《负情侬传》和《珠衫》为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明后期文言小说的发展及其艺术价值。
在明后期文言小说中，冯梦龙编纂的《情史类略》（或简称《情史》）也值得注意。此书分类编排，大量汇录历代有关“情”的历史故事、笔记及传奇小说（间有删改），同时也有其本人的作品。此书编纂年代不详，但比较《情史》和“三言”中均有的故事，可以断定此书编纂在先。如《情史》中《昆山民》只是不足二百字的传闻记录，到了《醒世恒言》中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已演为情节繁富而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佳构。但作者在写作《昆山民》时，无疑已经注意到这一故事所包含的深长意味。还有，前面所提及的《负情侬传》和《珠衫》，也是经冯氏稍作修改收入了《情史》的。可以说，《情史》的编纂为他写作“三言”中大量的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起了准备作用。有些小说则被凌濛初所利用，如写一对青年男女为自由的爱情而奋力抗争的《张幼谦》，被改为《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名篇《通闺闼坚心灯火》。
明中期以来，与通俗小说中神魔小说的流行相应，文言小说中也多记鬼怪灵异故事。此风至晚明愈盛。简单举例而言，如朱孟震所著《河上楮谈》、《汾上续谈》、《浣水续谈》、《游宦余谈》，记载了作者游历各地时所听说的种种奇异传闻，那种好奇的个性，颇有点和蒲松龄相似。《汾上续谈》中《褫亭虎》一则，述书生崔奇古夜宿土地祠，有虎入食酒肉，“醉脱其皮，枕而卧，嫣然美女子也”。崔匿梁上，伺其睡熟，投虎皮于井。虎不能变回原形，遂与崔结成夫妇，生一子一女。
后此虎妇人取得皮化虎而去，崔携子女追寻至虎谷口，见群虎相聚。“生且惧且怒，挈子女投之，虎复为女形，携子女与生为夫妇如昔”。这种富于人情味的怪异故事，也颇有《聊斋志异》的风味。另外像“碧山卧樵”所纂《幽怪诗谭》，也汇集了不少花精树妖的故事。至于在一般笔记类著作中夹有这种成分的，更是不胜枚举。总之，《聊斋志异》正是晚明至清初这一风气中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突然出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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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冯梦龙与“三言”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少有才名，年轻时行止颇为风流。然科场蹭蹬，五十七岁时才选为贡生，崇祯年间做过几年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后，曾参与抗清活动，至南明政权相继覆亡，忧愤而死。
冯梦龙一生精力，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成就卓著，为古代文人中所罕见。他曾改编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推动书商购印《金瓶梅词话》，刊行民间歌曲集《挂枝儿》、《山歌》，编印《笑府》、《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编辑有散曲集《太霞新奏》，也曾写作传奇剧本，并刻印了《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而最重要的成就，是编著“三言”。《喻世明言》（原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分别刊刻于天启元年前后、天启四年和天启七年，各四十种，共计一百二十篇。
“三言”中小说有不同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话本，又收录了一些已有流传的明代话本，还有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要是把文言的《负情侬传》改成白话，变动不大；而大多数篇目则是根据前代笔记小说、传奇、历史故事以及当时的社会传闻创作的。由于“三言”规模甚大，有些研究者推测此书的完成当有冯氏友人的参与，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冯梦龙是晚明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观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笑府序》（全文见第四章）中，他嘲弄“经书子史”为“鬼话”，“诗赋文章”为“淡话”，对于代表封建时代传统文化价值的文献典籍以及文学作品表示大胆的轻蔑，而在《情史序》中，他又竭力强调“情”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以出于天性、自然流露的“情”，与“理”即既存伦理教条相对抗，《山歌序》更明白地提出，他正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冯梦龙看来，“发于中情自然而然”（《太霞新奏序》）的文学，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所以，他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活动，固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同时，这也是最能够实现其文学理想的途径。
“三言”中的小说，既是投合广大市民阶层读者的阅读趣味的，也反映着作者严肃的人生思考和艺术追求——特别是在一部分精美的篇章中。
“三言”的书名带有浓厚的道教训诫色彩。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通俗小说的惯例，即通过标榜道德训诫来提高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到这里所表现的道德观，往往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而与旧道德传统相背。在“三言”中，写恋爱与婚姻题材的占据了很大比重，成就也最高。这类小说常把“情”和“欲”放在“理”或“礼”之上，要求“礼顺人情”。这意味道德规则只有建立在满足人们的正常情感需要的基础上，才有其合理性。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孙玉郎代姐到刘家行婚礼“冲喜”，夜与刘家女儿慧娘同眠，两人本各有婚约，却结下私情。刘家告玉郎诱骗其女儿，乔太守却判二人结为合法婚姻。判词中说：“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意谓人的情欲无法抑制。又说：“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意谓两情相悦是婚姻的前提，而“礼”应该顺合人情的实际。这位乔太守被赞为“不枉称青天”，他代表了人们对尊重感情的婚姻关系的向往。
《卖油郎独占花魁》在描述感情如何成为美好婚姻之基础的同时，还突出了妇女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花魁娘子莘瑶琴作为一个名妓，周旋于公子王孙之间，在奢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却是人格的屈辱；而在卖油小商人秦重那里，她才得到近于痴情的爱和无微不至的体贴。这使得她终于摆脱了对秦重的身份地位的偏见，而宁愿跟随他去过一种相濡以沫的朴实生活。在据《负情侬传》改写成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则用相反的结果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在文言小说《珠衫》中，对“失节”的妇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宽容，而据此改编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这一点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强化处理。另外像《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守寡十年，其志甚坚，最终却经受不住仆人的引诱。作者议论说：“孤孀不是好守的”，“到不如明明改嫁个丈夫”。在他看来，虽然邵氏有过失，但原因首先是守节本身不合理。
“三言”的素材来源广泛，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像《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赞美了一个兀傲放达的文士，读来也令人喜爱。但作为一部小说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大量描写了普通市井人物的凡俗生活。同样由于素材来源广泛，加之作者自身观念构成的多面性，“三言”的思想内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肯定人们按照自身意欲追求生活幸福的权利。
这两种特点的艺术化表现，则有赖于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传统的相互结合。
在冯梦龙这样优秀的文学家参与之前，话本小说的艺术形态可以认定是颇为粗糙的，但它不仅富于世俗生活气息，也提供了一种新鲜活泼、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形式。文言小说方面，虽然在冯梦龙以前已经出现诸如《负情侬传》、《珠衫》这样颇为精致而人生观念也具有新异色彩的作品，但它的语言形式却有致命的弱点。文言是一种与生活中的口语相脱离的书面语，简练是其基本要求，它向生活语言的靠拢是有限度的。优秀的小说所要求的活生生的、直呈的生活场景，在文言形式中不可能得到实现。这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必然造成限制。
由此来看“三言”，便能发现它在小说艺术上的重要进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许宣向老陈借伞：
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道：“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
老陈的谨慎和罗嗦，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对话在文言小说中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再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即《珠衫》中的楚人妇）为例，在原作中已经大致勾勒出她的性格特征，但到了话本中，她的善良软弱、易受诱惑、既贪恋新欢又顾恋旧爱的个性才得到充分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展现，从而成为中国小说中未曾有过的艺术形象。另外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若不是以白话小说“不厌其烦”的笔法去描写，他的老实厚道的性格也无法刻画得如此成功。
文言小说中看不到用细致的笔触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既是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也与文言讲究简洁有关。而“三言”在这方面也有很明显的发展。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的情形，增加了原作所没有的一段，描写他又恼又恨又悔的心情活动过程，长达五、六百字。在以前的小说（包括白话长篇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如此细致的心理描写。它的出现，既是以对人性的正视和宽容为前提的，也是小说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小节：
（兴哥）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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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凌濛初和“二拍”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十八岁补廪膳生，和冯梦龙一样科场不利，不得已而转向著述，五十五岁方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除“二拍”外，还有戏曲《虬髯翁》、《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多种。
《拍案惊奇》（又称《初刻拍案惊奇》）撰成于天启七年，四十卷四十篇；《二刻拍案惊奇》是因前书印行后受到普遍欢迎，应书商之请续作，完成于崇祯五年。依书前凌氏《小引》，应为“四十则”即小说四十篇，与前书同。但今存最完整的明尚友堂刊本，亦仅有三十九卷，书末附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又第二十三卷与初刻第二十三卷相重，实有小说三十八篇。当是原书在流传中已有残缺，由书商凑补成四十卷的面目。
“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它对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冲击与反抗、所表现的市民社会意识，要比“三言”更为强烈。如《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一篇，写朱熹因挟私嫌于唐仲友，便肆意迫害妓女严蕊，要她供出与唐“有染”，以为“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的罪名了”。此故事原出周密《齐东野语》，据研究者考证，与事实有异。但小说把朱熹这位大儒描绘成十足的小人形象，实是代表了晚明文人对作为官方学说的程朱理学的极大厌恶。它所攻击的直接对象，首先是当代的假道学。
“二拍”中写缙绅名流厚颜无耻、凶暴残忍、忘恩负义之类行径的故事特多，也是基于相同的出发点。所谓“官与贼人不争多”（《二刻》卷二十）、“何必儒林胜绿林”（《初刻》卷八）。这样的评语，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统治力量的认识。
在反映商人的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方面，“二拍”也更为集中和具体。如《乌将军一饭必酬》的“头回”，写王生与婶母杨氏相依为命，王生经商屡遭风险，杨氏一再出资相助，鼓励他不可泄气。这个以经商为“正经”、颇为贪财的杨氏，与过去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商家妇女形象有根本的不同；而作者称赞她是“大贤之人”，也明显是市民观念上的评价。另外，《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均以欢快的文笔描述商人的奇遇，突出了商业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和把握机会的重要，撇开其神奇的成分，实际是赞赏敢于冒险求财富的人生选择。
与“三言”一样，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但两者的偏向有所不同。“三言”中一些优秀的爱情故事，每每把“情”视为理想的人伦关系的基础；而在“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地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爱上闻人生，便假扮和尚出走，在夜航船上主动招惹闻人生，最后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私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
“二拍”在描写爱情与婚姻故事时，和“三言”一样，常常对妇女的权利作出肯定。《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作者明白地指出，男子续弦再娶、宿娼养妓，世人不以为意，而女子再嫁，或稍有外情，便万口訾议，这是不公平的。两性关系上的平等意识，表现得相当明确。《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一篇，写巫娘子遭人奸污，之后设计报仇，丈夫见她“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里对妇女的“坚贞”的看法，也明显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相背，而更具人道色彩和接近现代意识。
晚明文学在肯定情与欲时，每每伴以直露的性行为描写，这种缺陷在“二拍”中也比较突出。如《任君用恣乐深闺》一篇，指斥富贵之家广蓄姬妾是对女性的不公平，认为“男女大欲，彼此一般”，其见识是可取的，但故事情节的描绘，则显得过于庸俗。另外，如谈神鬼迷信、轮回报应，有时宣扬陈腐的忠孝节义观念，也是“二拍”中明显的糟粕，这表明作者的思想观念往往存在矛盾之处。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得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前面所说“三言”的一些艺术特点，如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也是“二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