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这是把西湖当作女郎来依偎了。
袁中道的散文足以与中郎相敌,或雄快,或尖新,或简洁,或闲淡,大抵性情流露,能打动人心。其《寿大姊五十序》属于比较正规的文字,但在排斥惯常套语、直抒胸臆的特点上,与小品是相通的。前半述儿时光景,因早失母,姐弟相怜,十分感人:
龚氏舅携姊入城鞠养,予已四岁余,入喻家庄蒙学。
窗隙中,见舅抱姊马上,从孙岗来,风飘飘吹练袖。过馆前,呼中郎与予别。姊于马上泣,谓予两人曰:“我去,弟好读书!”两人皆拭泪,畏蒙师不敢哭。已去,中郎复携予走至后山松林中,望人马之尘自萧岗灭,然后归,半日不能出声。
袁中道有《游居柿录》,是关于日常见闻的札记随笔,本世纪三十年代曾以《袁小修日记》之名印行。此书因是不经意之作,尤其显得散淡洒脱,全无“文章”的格式腔调,在古代散文中颇为少见。择其较短的一则如下:
夜,雪大作,时欲登舟至沙市,竟为雨雪阻。然万竹中雪子敲忧,铮铮有声;暗窗红火,任意看数卷书,亦复有少趣。自叹每有欲往,辄复不遂,然流行坎止,任之而已。鲁直所谓“无处不可寄一梦”也。
竟陵派的散文一反公安派的清丽舒展,在文章的立意和组织上特别费心,不过各人的情况略有不同。钟惺较擅长议论,常有新颖之说,其文字陆云龙称为“工苦之后,还于自然”(《钟伯敬先生小品序》),注重转折之致,但不怎么生涩。
谭元春的文章喜欢故意写得屈奥不平顺,又喜描摹萧寒景象,与他的诗相近。属于这一派的刘侗著有《帝京景物略》(与于奕正合编),专记北京名胜风俗,文辞尖新,句式怪特。大致竟陵派的文章读起来多数比较拗口,也是所谓“深幽孤峭”。
但在追求语言的特殊表现方面,他们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王思任(1574—1646)也是一位具有特异语言风格的小品作家。他字季重,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进士,著有《王季重十种》。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谓其“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入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但事关重大,他又是一个不肯随便的人。马士英奔逃至浙,他作书斥骂,称“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让马瑶草》);清兵破绍兴,他绝食而死。
王思任在《世说新语序》中称其书:“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这也可以视为对自己文章的追求。他的散文用语尖新拗峭,与竟陵派有相似处,然意态跳跃,想象丰富机智,常出人意表,并富于诙谐之趣,又常在瑰丽之辞中杂以俗语、口语,是明显的不同。如《游庐山记》中“又不知何岭下看百丈,有八九十峰,皆肥箨参起白云底。鸟语细碎,忽数群白鹭跳来,逾时,是泉也”;《小洋》中“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黄金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均极见灵秀之气。下录《天姥》:
从南明入台,山如剥笋根,又如旋螺顶,渐深遂渐上。过桃墅,溪鸣树舞,白云绿坳,略有人间。饭班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过会墅,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叶离屣,不啻云凤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帻去褌其下,自不来俗物败人意也。行十里,望见天姥峰,大丹郁起。至则野佛无家,化为废地,荒烟迷草,断碣难扪。农僧见人辄缩,不识李太白为何物,安可在痴人面前说梦乎!……
说山水极为灵动。又像“老山”“嫩妇”之喻,对映成趣,表现出作者诙谐的性格。
晚明时期出现了各种笑话一类的书籍,这固然主要是为了提供消遣,却也通过嘲弄固执、迂腐的人生态度和虚假的价值观念,满足了人们从矛盾和无望的世界中得到一时快慰、一时解脱的愿望。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生平见后)编有《古今谈概》、《笑府》,《笑府序》对世界和人生作出一种荒诞化的解释,也是一篇杰出的小品: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耳。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这虽然不是严肃的批判,但对于既有价值观的破坏意识是很强烈的,而其内蕴实有很深的悲哀。显然,我们不能把晚明时代的戏谑文字看作完全是轻松的游戏。
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1597—1697),字宗子,一字石公,别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早年生活豪华,未曾入仕,自称“少为绔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
明亡后入山著书,生活艰苦,然始终隐迹不出。他的现存作品,大多作于明亡以后。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
张岱是一个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非常丰富的人。他少年灵隽,六岁时即被名士陈继儒引为“小友”,知识广博,著述浩繁。他爱好享乐,性情放达,守大节而不拘泥。《自题小像》所说“忠臣耶怕痛”,即表明了既眷怀旧朝却不愿为殉难烈士的坦诚态度。他的诗文,初学徐文长、袁中郎,后学钟惺、谭元春,最终能不为前人所囿,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特出。其风格大抵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中,都是忆旧之文,所谓“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心绪是颇为苍凉,但着眼处仍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西湖七月半》写道: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嘄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各色人等汇聚在七月半的西湖内外,有炫耀富贵的,有欣喜好奇的,有卖弄风情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故为矜持的,无不显着些可笑,又无不显着些可爱。而西湖独于喧嚷纷扰之后,呈其秀美予钟情之人。这一幅世俗风情画带给人们的,是睿智、幽默与愉悦情趣的混合。而《湖心亭看雪》所写的西湖,则是另一种凝静清绝的景象: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是孤独者与孤独者的感通,孤独者与天地自然的感通,很多深深有会于心的东西留于言外。在张岱的小品文中,我们看到旷达与痴情共同酿成了纯美的意境。
“小品”风格的散文虽不是到晚明才出现的,但作为散文领域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现象,小品的盛行却是晚明社会的产物。从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时代最早的徐渭,到李贽、袁中郎,我们看到小品原来至少不仅仅关乎闲逸之情。只是由于环境的无法克服,它才格外地偏向诙谐嘲戏,以及对于山水风光和日常生活情趣的痴迷。冯梦龙说:“碗大一片赤县神州,众生塞满,原属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竞何已?故直须以痴趣破之。”(《古今谈概》)这既说明小品中的抗争精神在无奈中渐次衰退,同时也说明小品始终没有回到对儒道的“认真”上去。在打破“道统”对散文的统制、发展散文的审美功能方面,晚明小品实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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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瓶梅词话》与明后期长篇小说
小说的艺术价值自明中期起就受到具有新思想的文人的高度重视,到明后期,出于文人之手的小说创作及改编整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里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尽管历来对这部小说的争议颇多,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多方面的开创意义,越来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肯定。另一部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虽成就远不如它,但在小说的性质和写作特点上与之颇有相似之处。
除了上述文人的创作,晚明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历史演义,在谈明中期小说时已概要地提到,此处不再涉及;还有一些在民间故事基础上编成的神魔小说,其中以《封神演义》最为著名。公案类小说在晚明也已流行,虽然没有产生什么著名的作品,但后来却成为清代小说的一大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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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瓶梅词话》
一、《金瓶梅词话》的概况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万历年间,已有《金瓶梅》抄本流传。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携至吴中,此后大约过了好几年,才有刻本流传。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据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用古名称为“兰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如小说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间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为万历以后才有的风气,都可以作为证据。
虽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情况不详,但仍可以推断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颇有抵牾、较多引录前人作品等情况,这部小说当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是由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和《三国演义》等不同,在《金瓶梅词话》问世之前,根本没有内容相似的雏型作品流传,而且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来看,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此其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生活琐事的小说,没有传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强,不易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尽管在这部小说流行渐广以后,也有取其片断为说唱材料的情况,但从全书来说,它不适宜作为民间说唱的底本,此其二。至于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只能说是作者有意模拟及个人爱好的表现。
二、《金瓶梅词话》的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词话》是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依赖金钱的巨大力量,勾结官府并获得地方官职,恣意妄为,纵情享乐,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无休止的满足。他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姿态,侵蚀着末期封建政治的肌体,使之愈益堕落破败;而他那种肆滥宣泄的生命力和他最终的纵欲身亡,也喻示着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当时难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当然,对晚明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作者并未能提出明确的理论见解,但小说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