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虽为偏颇之论，却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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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明后期其他诗人
公安、竟陵为晚明文学两大流派，但并不能笼盖所有的诗人。特别是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观，实际上仍维持着一定的影响。这里我们对公安、竟陵两派以外的一些诗人作简单的介绍。
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生平见后）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他的活动年代比三袁稍早，正当王世贞执诗坛牛耳、势力最盛的时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王、李旗下所不能包容的诗人，一是徐渭，一是汤显祖，说明了他在明中期至后期诗风转变中的地位。汤显祖的诗偏向于六朝风格的华丽，不同于当时一般人之推崇盛唐。一些短诗具有敏锐的感受，显示出晚明文人的思想特点。如《黄金台》：
昭王灵气久疏芜，今日登台吊望诸。一自蒯生流涕后，几人曾读报燕书！
一般咏黄金台的诗，多着眼于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士的故事，借以抒发不遇之感。此诗感慨才俊之士如乐毅者即使得遇明主，立功天下，仍不免遭谗去国，逃生他乡。而后人一代代蹈此复辙，实为可悲。诗中寓含了封建时代的“功业”不足以作为人生选择的意味。
与汤显祖年岁相仿的屠隆（1542—1605），字长卿，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历初进士，曾任礼部郎中，因生活放纵而罢免。他是后七子诗派中“末五子”之一，但对诗歌的看法，却反对一味摹拟古人，主张“各极才品，各写性灵”（《论诗文》）。屠隆对“性灵”的解释虽不像袁宏道那样明确而透彻，但他对此曾一再强调，对于公安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先导作用，所以他实际是沟通复古派与公安派的人物。屠隆的诗作也多讴歌及时享乐，用笔舒放，与公安派有相近之处。
如《杂感》之六写一风采翩翩的“轻薄子”纵情酒色，宣称“行乐度年光，诗书不足观”，反映了晚明时代尊侠轻儒的风气。
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兴起以后，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系统遭到打击，一度显得冷落。但公安、竟陵派的诗不但在艺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他们注重个性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中既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又不足应付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到了明朝末年，以东南地区复社、几社为中心的文人，重又申张七子的文学宗旨，在古典传统中寻求强有力的抒情表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不过他们的诗作——
尤其是国变之际的诗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在复古倾向中已无暇斤斤计较于古人诗法，这和前后七子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与夏允彝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任兵科给事中，后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心怀大志，其诗作或绮丽婉转，如《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二首，写他与名妓柳如是的亲密交往，“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或质朴深沉，如《小车行》用汉乐府民歌的风格，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明朝覆灭之后，他的诗尤其七律之作更向悲壮沉雄一路发展，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秋日杂感》：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
吴伟业以“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的评语，指出陈子龙诗既具有感情强度又注重辞采、声调的特点。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华亭人。父夏允彝、师陈子龙，都是明末讲究文章气节的名士。他自幼聪颖过人，十二岁便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王弘撰《夏孝子传》），具有天赋才华。因受父辈影响，喜谈军国事。
清兵下江南，他积极参与抗清斗争，事败被捕，慷慨赴死，年仅十七。有今人所编《夏完淳集》。
夏完淳的文学观点受陈子龙影响，主张复古。其诗作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和沉痛心情，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出于少年人活跃的情感，他的诗往往写得很华美，如《鱼服》诗中以“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写出在艰苦处境中坚持抗清的决心，用语相当精致；而像伤悼陈子龙的《细林夜歌》和感时自伤的《长歌》等歌行体诗篇，尤其显得意态激越飞扬，辞采鲜丽。当然，他有时也用简劲老成的笔法来表达沉重的心情，如《毘陵遇辕文》：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
夏完淳亦能文，《大哀赋》、《狱中上母书》尤为著名。作为一个少年才士和少年英雄，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晚明诗苑一种新奇现象，是出现了不少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作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为集中。其中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名妓。《列朝诗集小传·闺集》收有一批女诗人的传记，如《朱无瑕传》说：“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无瑕的字）诗出，人皆自废。”又《范允临妻徐氏传》说：“徐媛……与寒山陆卿于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朱无瑕是妓女，徐媛和陆卿子是名门淑女，她们的诗都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欣赏，并刊刻成书，广为流传。这种现象，表明了晚明时期在旧礼教的合理性遭到普遍怀疑的趋势下，女子的个性与才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视。那些女诗人的创作，并不完全依附于男性所主导的文学潮流，往往能够表现出个人特殊境遇中的特有感受。如名妓柳如是的一首《金明池·寒柳》词：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以“风流文采”著称于明末，是一个不甘心于风尘沦落的奇女子。她先有意交结陈子龙，后嫁给年龄不相称的钱谦益，都有看重他们在士林中地位的用意。清人入关后，她曾与钱氏共谋恢复。这首词写于崇祯年间柳如是与陈子龙等文士交往时，风华犹盛。然而她感觉到的是“春日酿成秋日雨”那一种可以预见的衰凉寂寞的命运，她凄楚地看到自己将会作一场徒然的挣扎。这里既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氛，也有纯属个人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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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晚明小品散文
晚明诗歌与散文同处于变革的阶段，结果却有所不同，以“小品”为代表的晚明散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清朝人对晚明散文攻击甚烈，甚至近现代的人们也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把所谓“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古文”系统视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但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背离这一系统的晚明小品散文，实际上正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的散文。前代散文中最为晚明文人推重的，一是《世说新语》，一是苏轼的抒情短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所在。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文说：
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
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偶检平倩及中郎诸公小札戏墨，皆极其妙。石篑所作有游山记及尺牍，向时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后有别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从灵液中流出片言只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岂可复加淘汰，使之不复存于世哉！
文中对苏轼两类散文的褒贬，最能显示与传统评价标准的区别。这里虽没有标出“小品”的名目，但袁中道用以与“高文大册”相对立的“小文小说”、“小札戏墨”，以及关于这一类文章的特点的解说，基本上已点明了小品概念的内涵。大致晚明人所说的“小品”，其体制通常比较短小，文字喜好轻灵、隽永，多表现活泼新鲜的生活感受，属于议论的文章，也避免从正面论说严肃的道理，而偏重于思想的机智，讲究情绪、韵致，有不少带有诙谐的特点。还有，袁中道所说“托不必传者以传”——作者并不着意于传世不朽，作品却以其艺术价值得以传世，也从写作态度上说明了小品的特点。
在晚明同时推行的诗文变革中，小品文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诗歌具有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它要从古典传统中脱离出来必须以形式的变革为前提，而散文在形式上所受束缚较小，旧有的文体也很容易用来作自由的抒写；其二，在以前的文学中，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再要有重大突破是不容易的。散文由于更具有实用价值，以往受“载道”文学观的影响也更大，所以当它向“性灵”一面偏转时，容易显现出新鲜的面目。
晚明小品大致以公安派为显著的开端，袁宏道、袁中道都写过很多出色的富于性情的短篇散文。不过在此之前徐渭已经写出一些这一类型的作品，已见前述；另外还有必要特别提及李贽，他的一些短文喜正话反说，冷嘲热讽，不仅思想之尖锐不可多得，文笔也极有特色。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者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思想的盲从、学术的禁锢，导致人格的堕落，也是社会失去生气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能读出一个先行者内心难以言说的愤慨与苦闷。
当然，李贽毕竟是历史上特异卓绝的人物，像他这样的文章是别人很难写出来的。但也并不是说晚明小品只是闲逸之情的产物。在袁宏道的名篇《徐文长传》中，就通过徐渭一生坎坷而痛苦的经历，抒发了这一时代敏感的文人对于个性难以舒张的共同苦闷。下面是其中一节：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
文中实际把徐文长描绘成一种新的时代英雄。他与世异调，屡遭不幸，却永不肯俯首向人，而宁愿承担悲剧的命运。这种兀傲的个性，也是作者的精神向往。另外在尺牍《丘长孺》中，袁宏道自述为县令之苦，也主要着眼于在官场中人失去应有的尊严和真实，与前文可以相通：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喻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读此文可以知道袁宏道为何总是逃官。但他并不把这种行为标榜为道德意义的清高，他承认自己是喜好做官的，只是在满足个性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才舍弃不为。
个性舒张的要求在社会环境中得不到满足，个人与社会的正面对抗又足以导致危险，这使晚明文人把精神转托于山水与日常生活的情趣，因而在小品中产生大量的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赏适、流连光景之作。袁宏道《西湖》一文中写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